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还在2006年11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现代亚洲研究中心(位于瑞士日内瓦)一位资深研究员的文章，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文章说，30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而今天，马拉维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9倍。有的外国人说，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使中国的一半人口摆脱了贫困。在这期间，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经受住严峻考验，并且获得快速发展。于是，人们开始争相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我们国内则从突破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反复探索中，悄然兴起和逐渐展开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讨论。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由此拉开了世界各地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的序幕。近年来，我们国家沉着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率先实现经济总量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些成就更加引起世界舆论对中国模式的密集关注。但是，人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注视中国模式的。在讨论中出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然而，有些意见却是建立在误解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因此，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模式，就成为推动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合理使用中国模式概念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其需要澄清。

一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由中国人，而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意见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1980年5月，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的关系的时候，邓小平对比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就提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然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用中国的模式[1-1]。到了1988年5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2-1]。

邓小平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原因和意思都十分楚，就是“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1-1]因此，“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1-2]。他所强调的是，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中国模式没有神秘可言，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为了实现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的抉择、所走的道路、所用的方法。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客观存在？又有什么根据说它是由别有用心的外国人为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提出来的呢？

二

中国模式的提出，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自作示范的意思。

有一种意见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因此，要慎言“中国模式”。这种说法，显然有悖于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时的着眼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共同的基本规律，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最后沿着基本上相同、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成功。因为，这些基本理论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多种多样的。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宣言》明确指出：“为生活经验所检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贡献”。

然而，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的过程中，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却恶性膨胀起来。苏共故意混淆理论是非，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的“多元论”混为一谈，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模式……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设计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3]。苏联也把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作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统统当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当作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

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尤其造成严重损害。毛泽东早就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4]。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也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违背了恩格斯关于“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5]的论述，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告诫[6]。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把兄弟党、兄弟国家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错误地当作民族主义加以批判和斥责，实际上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事情十分明显，中国模式的提出，其着眼点恰恰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给自己的模式自封样板和自作示范，而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2-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2-3]。应该说，这才是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时的着眼点。

三

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

在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形成中国模式，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民族主义”。这种诬指相当程度地影响着西方某些汉学家。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清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7]；美国汉学家史本杰明・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8]；美国汉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拒斥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和提升中国现实及传统，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9]。

应该说，这些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模式视为民族主义，彻底混淆了民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的原则界限。

什么是民族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就是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损害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这种民族主义，一贯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族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实际运用他们所阐述的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要求各国的共产党人运用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为此，“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11]。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中国模式的呢？答案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根据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4]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作过生动而贴切的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2]。毛泽东的这个比喻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实行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的关系，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的折中混合。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西方某些汉学家所臆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成分孰多孰少、孰高孰低的拆分组合，不存在哪种理论成分是主要因素、决定性因素的问题，也不存在当别人狗尾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更不存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提升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

那么，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模式，是否就成了列宁主义的异端？否。这里且以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模式为例，作一些剖析。众所周知，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到城市，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一旦革命危机到来，就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企图在中国如法炮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探索，成功地找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异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表现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创造的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又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用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革命模式，是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

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

中国模式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由于这种模式，特别是这种结合的形式成功地解决了或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走社会主义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还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说过：到21世纪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