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特兰：后社会主义国家与新的发展模式的变化：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

摘要：在1980－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和俄罗斯同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种转轨过程中，两国都没有完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和机制，并以更强大、更稳定的国家形象出现。但是两国在经济体制演变的初始条件、领导的政策选择和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最后文章认为，两国都会产生一种新的受规制的市场发展模式。

关键词：发展模式；俄罗斯；中国

王新颖编译

一、导言

1980―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与中俄两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贸易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同时发生。中国领导层自觉地接受全球化，将其视为发展的机遇而非威胁。而俄罗斯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因为1990年代俄罗斯似乎都处在全球化冲击的痛楚之中。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是苏联崩溃的原因。但是，最近10年间，这幅图景发生了改变，在加大力度推行与全球经济融合的政策之下，俄罗斯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

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在向全球资本主义转轨过程中以更强大、更稳定的国家形象出现。两国都没有完全采纳“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和机制。“华盛顿共识”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实行贸易自由化、货币自由浮动、解除政府管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且，中俄两国也没有成为全球化能够促进民主这一“华盛顿假设”的证据。俄罗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把市场力量与全球一体化结合在一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民主，重新强调民族主义和主权。

文章的第二部分比较和对比了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20年的经济体制的演变，我们发现两国的差别巨大，而相似的地方很少。主要探讨：最初的条件，决定转型结果的领导层的政策选择，外部经济环境。文章的最后部分总结了2008年以来两国出现的共同特征，并预测这些趋同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会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俄罗斯和中国两种不同的转型

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历史悠久的独立大国。两国都在20世纪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走上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道路。在此之前，两国历史上都是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陆地大国，这为两国都留下作为中央大国的独特性和合法性的遗产。与此相应的是，两国公民社会的传统都薄弱。在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国家作为保卫者的角色被看作是敌意和威胁。19―20世纪，两国都遭受过军事力量的失败，丧失过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都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最后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追根溯源，各自都保持着与欧洲文化不同的特性。但是，俄罗斯与欧洲的相互作用更加强烈，它是一个与强大的欧洲元素相结合的混合体，这一点与中国不同。两国精英当前以及长期以来都把自己看成是比西方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而俄罗斯是从16世纪开始），“现代化”一词是两国领导人谈论目标时的常用词。

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两国的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有许多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与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完全不同。到了1990年代，两国都放弃了许多本国发展模式的要素。首先，它们似乎被引领到相反的方向：俄罗斯走向了与西方一体化和市场民主道路，而中国则竭力维持它的威权制度，有限地开放外贸和投资。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经历了快速的政治自由化，随后经历了体制崩溃和苏联解体。中国进行了“可控的转型”（managed transition），保持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的转型从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而俄罗斯的转型总体上被认为是失败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就翻一倍，使4亿人摆脱了赤贫――这可能是人类福利史上最大的单一增长。几个关键的发展指标，如电话、网络、预期寿命、高科技出口，这些指标都与俄罗斯越发接近。这些经济成就可以解释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中国崛起的标志。与之相对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失去了一半领土和人口之后，俄罗斯联邦勉强维持它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虽然苏联的解体对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强烈冲击，但是1991年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经济衰退、犯罪激增和法律缺失、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以及车臣战争同样令人烦恼。中国领导人试图从莫斯科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他们仔细研究了苏联的发展过程，并相应调整了政策。他们认为，不仅要使用调控手段，还要进行改革以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并提高该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与此相反的是，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俄罗斯的领导人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经验。

（一）初始条件

俄罗斯和中国开始转型的初始条件非常不同。而且，两国领导人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转型战略。尽管两国开始转型的起点不同，指导方针也不同，但是在当前面对全球共同性的挑战和机遇时，两国都趋向于采纳国家主导发展的这一相似模式。

1980年代，俄罗斯已经拥有了以受过教育的城市劳动力为主体的成熟工业经济，同时它是一个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军事强国。而中国在1970年代末转型初期，还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80%，而俄罗斯的农业人口数量只占15%），工业基础和科技能力都很薄弱。中国努力解决有限土地与人口众多的问题，但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供使用。而俄罗斯面临着人口数量下降和长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俄罗斯资源丰富，而中国的资源相对贫瘠。

俄中两国不仅经济条件不同，自1980年代以来的政治变化也迥异，虽然两国精英都认识到改革是必须的。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党的组织协调能力、执政能力和合法性的严重破坏之后，中共进行了自身的重建。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度过了20年的稳定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却造成腐败加剧、官僚体制僵化、经济停滞以及一系列外交政策冒险行为（入侵阿富汗、与美国重启军备竞赛）。

在民族问题上两国也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民族具有同质性，而且90%的人口为汉族，而苏联的民族却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占俄联邦的80%.应该说，民族的同质性使得中国更容易引进民主制度。但是中国领导人害怕对民主的争论，这是有另外的原因――中国广阔疆土的地区差异严重，贫苦农民的数量巨大。

（二）不同的路径

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的初始条件不同，两国领导人也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人们经常会认为，两国最关键区别在于改革的“先后顺序”。戈尔巴乔夫的最大错误就是先政治自由化后经济改革。中国领导人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对此辩护说，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历任领导人也尝试了持续的、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在1985―87年之间戈尔巴乔夫也试图再次进行这种经济改革，但是早期的这些经济改革因为顽固的官僚势力而失败，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去尝试政治改革。

西方学者曾经预言，政治自由化会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改革问题。随后的事件证明他们的预言是对的，但是他们搞错了政治途径。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ksi）1991年的畅销书认为，东欧民主化会赋予工人权利，使他们能够动员起来保护他们国家保障的职业。因此，政治改革将使社会主义经济所制造的利益集团阻碍激进的经济改革。

但这样结果并没有发生。民族主义而非工人骚动最终决定了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命运。在波兰，清除苏联影响、融入西方、接受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计划将工人卷入其中。在俄罗斯，在1989―93年间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工人在政治上被中立化，无法阻止叶利钦总统接受自由市场改革。接着发生的同样出人意料：有利于叶利钦执政的强大的寡头小集团的出现，阻碍了自由派所期待的第二波改革浪潮。

两国的改革步伐有所不同。传统观点认为，中国采纳渐进式改革，而俄罗斯则在1992年采纳了休克疗法。中国人被一个世纪以来失败的激进改革努力所伤，因此信奉渐进主义哲学。与之相反，俄罗斯在几十年里都在尝试渐进的改革，而1992年早期的危机状况似乎使得叶利钦也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激进变革。这也反映了叶利钦顾问们所坚信的，即打破中央计划的唯一手段就是执行严格的预算限制，并且把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的价格作为综合方案的一个部分。改革家们也创造了一个Przeworksi式的关于政治机会之窗的讨论，就是在反改革力量联合起来动用民主进程推翻叶利钦之前，叶利钦不得不在1992年早期动用他的权力。而中共领导层摆脱了民主权力向反对派轮替的威胁，因此可以进行更渐进式的改革。

1.转轨政治

回想起来，问题的关键既不是改革的先后顺序，也不是改革的速度，关键问题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即需要保持政治权力和国家能力。经济改革优先政策使得中国政府保持了对改革进程加以控制、对产生的错误和不平衡加以修正的政治能力。但是裴敏欣却认为，这也有消极的一面，它为政治精英提供了用来维护其统治制度的资源。与此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那些可以被运用来提升经济改革的工具和方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破坏了共产党组织的凝聚力，直接侵蚀了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他的改革毁灭了党和国家。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战略来瓦解精英和破裂的政治机构。

中国领导人似乎已设法避免这种分歧，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历史上比苏联伙伴受这种宗派主义的折磨更多。中国人从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教训，同时也从苏联的分崩离析中接受了教训。尽管在政策上也有分歧，但是他们努力在公开场合维护了统一战线。他们进行了两次比较平稳的领导人权力交接（一次是1997年，一次是2002年），而没有经历任何政治危机。1999年12月叶利钦任命普京作为继任者，虽然伴随着第二次车臣战争，但是个相当平稳的过渡。从普京到梅德维杰夫的过渡暂时还没有看到分裂。

回顾以往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模式。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民主讨论都出现在1980年代末期，也就是国家领导层所讨论不同改革路径的试验初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经济改革最终确立，持不同政见者的空间就收缩了。这与现代化理论所得出的预期正好相反。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会创造新的、要求在决策中有发言权的选民（工人、中产阶级、商人）。

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后，有人可能担心中国的前途。但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增速经济改革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希望建立中共新的合法性基础，避免重蹈1989年覆辙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由于1991年苏联戏剧性的崩溃而被夸大。随后，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有限地扩展到村镇选举，以及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机构的监督作用，逐步地加强法治和反腐败斗争。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侵害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中国共产党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组织改革，加强党组织的有效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允许私人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

颇为讽刺的是，俄罗斯的民主质量在苏联的最后一年――1990年至1991年达到最高。1992年至1996年，俄罗斯政治稳定下来，改革派总统和反对派主导的议会之间形成了的对峙。1996年之后，双方对抗程度在多次选举中逐渐被削弱。

最广为人知的民主指标是由“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编制的，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水准分为7个档次，1―2是“自由的”，6―7是“不自由的”。“自由之家”认为新的俄罗斯共和国是“部分自由的”，1993―1997年之间将公民权利划为3，将公民自由划为4.1999年俄罗斯两个指标分别降到4和5，而2000―2003年分别为5和5.2004年，两个指标分别为6和5，因此被划归为“不自由”，这种划分一直持续到2008年。

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中，这种变化非常鲜见，尤其是1989年之后。“自由之家”对中国两指标的划归在1972年分别是7和7，到1977年上升到6和6，1989年又重新滑落到7和7，一直到1998年都是7和7.1998年的公民自由指标为6，政治权利为7.这一标准一直延续到2008年。

中俄两国都有一党执政的传统，这在文化上对多元化产生敌意，多元化政治被看成是“赢者通吃”的游戏。关于多元化自由主义的论据是，你不能保证永远是赢者，最好是和别人共享权力，将权利授予所有政治参与者。但是两国精英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它们都以侍从型网络（clientilistic networks）为基础来维护一党制度，在这种结构中，排他主义代替多元主义主宰着政治生活的原则。

2.转轨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