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摘要：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在国际上，中国道路的畅通也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与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国际规则

作者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100732）。

再过不久，新中国就要迎来她的60寿辰了。在中国人的传统中，60为一甲子，标志着天地间万物从萌发到成熟的整个发展过程，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新历程的开启。

在乾坤扭转、物换星移的60载峥嵘岁月中，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饱受外侮内患蹂躏的残破河山，整治得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开始了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保持了年均6%的增长；第二个30年则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之快，让许多发达国家瞠乎其后。尽管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人均占有的财富和资源都极其有限，今后发展的道路仍然很长，但是中国已经以其举足轻重的经济规模及和平、发展、合作的政治立场，引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正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东看”，试图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时，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甚至“中国威胁”等的评论也纷至沓来；另有议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将遵循西方发展的规律，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①「关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议论参见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J .C.Ramo ，The Bei j ing Consensus ，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 re，2004），人民网―人民论坛2009年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回顾：从“北京共识”到“中国奇迹”》的讨论，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等。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议论参见Zheng Yongnian，DiscoveringChinese N ational ism in China：Moderni z ation ，I denti t y and I nternationalRelatio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尽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还有少数人坚持认为，中国的成功发展只是普遍规律中的一种典型经验，中国或迟或早都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早已为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所验证，也为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所证实：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后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独特和专有的命题①「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与“走自己的路”②「邓小平：《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1984年10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这样一个简单直白的表述。

根据本国和本地区的特色，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经验，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不少国家或地区借“模式”来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于是在国际问题的语汇里就出现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欧盟模式”等名词，甚至在欧盟成员国中还有“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等称谓，这是因为尽管“从外部世界看，欧洲的民族―国家只有一种模式，但这一模式实质上大相径庭？？它似乎表面上是普世的，实质上各具特色”。③「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舒荣、陈彦校，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72页」所以，“模式”一词首先是用来界定特殊性的，欧盟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或东亚模式，因为它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运行“方式”，它的经验和形态不应当与美国方式或者东亚方式混淆在一起。

“模式”一词的第二层意思是把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或供其效法的“样板”。

很多欧洲人使用“模式”一词来讨论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把“整体的欧洲”看作一种有别于其他主权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区别于崇尚并推行全球市场的美国模式，比如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美国、日本和英国等作为不同的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借以解释欧洲经货联盟不同于其他西方经济体的整体特性；④「A.Bagnai and F.Carlucci ，“An Aggregate Model forthe European Union，/"Economic Model l ing，vol.20，no.3，2003，pp.623-649」把”欧洲社会模式“作为一个热议的话题，⑤「这些辩论说明，即使在欧盟内部也还存在着”北欧模式“、”盎格鲁2萨克逊模式“、”大陆模式“、”地中海模式“等区别，而且这些区别来自各地的历史，不可能须臾被消除。参见EU Debates European S ocial Model ，http：//www.euractiv.com/en/socialeurope/eu2debates2european2social2model/article2146338.」用以否定迄今为止关于社会成功模式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划一的解释；对欧洲联盟既非国家、又非超国家的体制做出“自成一体”（sui generis ）的判断，以突出其制度的特殊性，等等。

最近，中欧学者在使用“欧洲模式”这一术语研究欧盟的时候还特别在绪论中说明，他们“既没有假设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已经为实现和平、自由以及公民的福利寻找到最优方案，也没有假设欧盟已经形成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和程序。”⑥「贝娅特。科勒-科赫、周弘：《讨论“欧洲模式”》，周弘、贝娅特。科勒2科赫主编：《欧盟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2页」他们的目的是深入地挖掘欧洲联盟作为一种力量和体制的特殊性。专门从事中国与非洲关系研究的学者丹尼尔。拉志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发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成经验不同的理念和新的发展援助的来源。⑦「Daniel Large，“Beyond‘Dragon in the Bush’：The Study of China2Africa Relations，/"A f rican A f f ai rs ，vol.107，no.426，2008，p.53」斯蒂芬。马克斯则认为，所谓”中国模式“

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的发展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避开了良治和人权”。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理念不仅仅不同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而动摇了西方经验的普世价值与这些普世价值所维护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以及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①「Stephen Marks ，“Int roduction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Marks ，eds.，A f rican Pers pecti ves on China in A f rica ，Cape Town：Fahamu，2007，pp .627」

“模式”的第二种用途往往伴随着输出战略。“华盛顿共识”提倡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等针对拉美的政策主张代表了西方资本的整体利益，它们和“休克疗法”所主张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一同要求在非西方世界里建立市场相对于政府的优势，并且通过对于市场规则的掌握达到对整个世界的控制。民主模式和人权模式的输出也往往带着类似的目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直白地指出，美国“试图把？？《世界人权宣言》用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压制手段”，美国“对数十个国家？？实行了经济制裁”，“实质不在于人权，而在于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②「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54―255页」美国花费巨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制度和理念，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政策，目的也在于消除所谓“非民主国家”对美国的威胁。

我们所讨论的“中国模式”主要表达的是第一层意思。中国经过了百多年的戮力复兴，经过了60年的建设创新，走上了一条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人维护和平、营造和谐、保障发展的特定方式，如果这些方式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种模式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万千磨难，流血牺牲，千淘万漉才得来的。回首望去，这是一个历经艰难曲折而始终不渝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发展道路的由来

很多欧洲人早就证明过，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来源于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实践的积累，是在极不相同的背景中经受考验的政治运作的遗产”。③「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第72页」很多民族的文明都是其先人们在久远的历史中自我演进的基础上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例如李约瑟根据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深厚知识判断，中国的发明创造具有原创性，在某些历史时段，文明是从东方向西方传播，而不是从西方向东方传播的。④「柯姣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尽管严谨的科学研究早就确立了文明发展的独立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而非单向影响的原理。但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者们却总是以为，起始于欧洲的文明进程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不仅相信文明模式具有传导性，而且居高临下地认为，他们自己才是掌握了进入现代化钥匙的人。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相对于早就进入现代文明的欧洲人来说，亚洲人和非洲人是野蛮民族，是文明的边远地区，需要通过文明从“中心”向“边缘”的拓展，通过征服、殖民和教化来进行开化。不少西方的智者反对这样的认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承认，西方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们在履行责任时却带有家长式的姿态”。①「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237页」在最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应当帮助中国进行？？的改革”之类的表述仍然比比皆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对欧盟文件》中，通篇都在强调“平等互利”，并没有对欧盟应当做哪方面的改进指手画脚。

认为欧洲（或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被简单复制的人们忘记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在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中不仅有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被欧洲人自己提炼、归纳和总结出来用以传播的内容，也曾经出现过像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的为欧洲人自己认为是不光彩而加以反对、加以掩盖的东西。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羊吃人”的残酷，人变机器的无奈，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以及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战争。如果西方模式是可以效仿的，那么被仿效的就不可能仅仅是积极的一面，而不包括遭到反对、被掩盖起来的另一面。二是这个所谓历史上唯一成功的西方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发展的基础上。如果要那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接受剥夺者的模式，那么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刀俎之下的鱼肉呢？

对于缘起于欧洲的西方模式（美国和日本也相继加入了这个行列）的上述内生性矛盾，中国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清醒认识的。饱受欺凌和磨难的中国人也经历过漫长的“师夷”的过程而发现此路不通。60年前，毛泽东主席总结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