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其面临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内涵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社会改革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中国模式的价值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讨论中国模式就应把改革开放置于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要想探寻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社会对中国是一片赞扬之声，认为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对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当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抛出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①[对20世纪9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讨论，见Zheng Yongnian，DiscoveringChinese N ational ism in China：Moderni z ation，I denti t y and I nternationalRelatio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预测中国的解体，例如Gordon G.Chang ，The Coming Colla 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一直很低调，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仍然有增无减。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

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二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即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运作。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出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就是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①[最早把“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相对的讨论见JoshuaCooper Ramo ，The Bei j 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作者认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在中国有很多讨论，例如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中国模式尽管指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近代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在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革命领袖们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一个国家一直处于长期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主线条。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国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30年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前30年在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正因为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普遍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方向是相当明确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困难面前，例如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探索本身就具有重大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之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扬。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才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

但普京改革被西方视为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又出现一片责难之声。经过诸多曲折之后，俄罗斯各界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不满，从而威胁政权的合法性。

尽管改革开放这短短30年从数字上看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置于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尽管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浓厚，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本文主要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做些探讨。

中国的政治模式①[关于中国的政治模式，笔者曾在《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都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而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是这些国家面临的艰巨挑战，对此，中国的政治模式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

1.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着“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②[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首先由Susan L.Shirk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之后在学术界流传开来。见Susan L.Shirk，The Pol i 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Ref orm in China，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难以深入的重要根源。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要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

2.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

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吸引国际资本更是如此。自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关联。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3.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这一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用法治来保护产权。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变得不可避免。

4.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

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成为可能。中国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当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5.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

到今天，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想发展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则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