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从美元计价的GDP看中国经济的真相及出路

前言

最近，笔者发表《警惕“货币大洪水”之灾！》一文，引发热议，在朋友圈被广泛传播。这篇文章警告：用货币注水来维持经济增长非但不能持续，还将引发经济大灾难，特别是导致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中产阶级被消灭，社会财富被掠夺和重新洗牌。

其后，笔者注意到原田逸策的一篇文章《另一个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1.3%》。这篇文章谈到，按美元计价，则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仅1.3%，这与官方报出的按人民币计价实际增长6.7％的数据相去甚远！其他重要经济指标若按美元计价，同样将出现巨大变动甚至完全改变数据的性质。如2016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按人民币计算增长了4.1%，但按美元计算则同比减少了7.1％。

一、汇率风险

《警惕“货币大洪水”之灾！》、《另一个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1.3%》两文相结合，揭示出中国经济的真相：货币注水只能保住以本币计算的表面繁荣，却掩饰不住美元计算的内在萧条。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只能保面子，不能保里子。不仅如此，本币与美元计价的GDP的剪刀差还必然带来巨大的危机隐患如汇率风险。

有人说GDP计算通常都是用本币来计算的。这不算错！但按本币计算是纵向比，是自己与自己比；按美元计算则是横向比，是国际比较。所以，国际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都不是以各国的本币，而是以美元为准来对各国的GDP总量和人均GDP进行统计和排名。如按本币与按美元计算的GDP长期失衡，则迟早会以波动甚至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强行进行修正。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泰国经济增长曾表现强劲，但汇率下行，以泰铢和美元计价的GDP出现剪刀差，最终以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形式来强行纠偏。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眼下，中国几乎所有的仁人志士都知道中国经济碰到了难题，这可能是外部问题；更有可能是内部问题，包括：1、经济周期的问题；2、经济结构的问题；3、经济体制的问题；4、经济政策的问题；但请问，中国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二、高增、虚增的M2

比较按本币和美元计算的GDP的差异，可以洞察中国经济的部分真相。当前，中国经济在下滑、人民币在贬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汇率不稳呢？从中国的“货币大洪水”以及本外币计算的中国GDP的差异可以一眼看出，答案是高增、虚增的M2。

过去30多年，中国的M2一直高速增长，许多年份超过20%，特别是2005年到2014年增速很快，但在M2高速增长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不仅稳定，还一直保持升值。原因在于，当时我们M2的基数还小。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中国的M2基数已经太大了，2014年我们的M2基数已达120万亿的巨量，全球之冠！这使得当前11-13%左右的M2增长，净增加的流通货币量非常大，无法让国际社会来消化买单，从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压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1993年，中国的M2净增量首次超过1万亿，但按当时汇率，也就是1200亿美元左右，仅微不足道地相当于当年美国经济总量的1.7%；2002年，我们的M2净增量达到了2万亿，按当时汇率，是24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当年美国经济总量的2.3%；然而，到了2015年，我们的M2净增总量已超过15万亿，按现行汇率达2.5万亿美元，是2002年的10倍还多。据世界银行报告，2015年全球GDP总量达74万亿美元。其中，总量排名第一的仍然是美国，为18万亿美元，占比24.32%；其次，是中国，为11万亿美元，占比为14.84%；第三、第四是日本、德国，占比分别为5.91%、4.54%。以此计算，2015年时，中国一年新增的M2，足可轻松买下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德国经济总量的74%，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经济总量的57%以及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总量的14%。这合理吗、可能吗？？当然既不合理也不可能。不合理、不可能，多发的钞票就只能形成人民币的巨大贬值压力！

所以，2015与2016两年间，人民币相对美元眼见着贬值了10%。但这显然还不够，因为2016年，我们的M2又增长了11.3%，M2净增总量达17.5万亿，按当年汇率算相当于2.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仅2015年、2016年两年中，我们的M2净增量相加就足足超过了5万亿美元；而我们现在一年的贸易顺差撑死不过几千亿美元（2015年中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为3695亿美元），纵然再把约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再统统加起来，也仍然无法与新增M2相比。因此，必然的结果就是：一波巨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已经到来，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并非随机波动，而是必然的结构贬值。

如此，按美元计算的GDP增长就一下子把我们用货币注水方式产生的GDP打回了原型。这很有好处，因为它能促使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去真正痛思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以及寻找真正的出路，而不再被“我们仍然是世界高增长”这一类信息所迷惑，跟着无知者们一起发高烧，再跟着无畏者们一起掉深坑！

三、统计指标造假

笔者已多次强调，中国经济下滑是因传统三大增长动力：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的消失或消退，而我们未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当面临内外需收缩双碰头的困境时，无奈只能用超发货币去解决。用一位朋友的比方来说，就是如同一辆汽车发动机熄火，司机不是去修或换发动机，而只想通过不断给油箱加油来重启动力，当然于事无补，反而加冒了油箱，加得满地淌油，却无法让车重启。所以，超发货币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会与经济下滑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重中国经济停止和下滑，甚至酿成汇率等危机的爆发（疾侠客，2017）。

用美元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让面子不好看，但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比这更大的问题是统计指标的造假。著名经济学家王建估计，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3%以下，离“存量紧缩”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与6.7%的增长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今年两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辽宁省分组会时，严厉批评统计数据造假，痛斥“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好消息是：目前政府对于宏观调控，已经认识到了不能再搞虚拟经济，不能再强推人民币国际化，也下决心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压抑住虚拟经济的上腾（包括叫停金融资本对实体资本的围猎）。2017年的宏观经济导向也已显现出与2016年的不同，那就是不再强调稳增长，而是转而强调防范金融风险。

然而，堵了虚拟却不知道实体经济应该怎么发展，中国经济就仍然有大麻烦。为什么楼市泡沫打不下去，为什么年初以来新一轮黑色系期货又出现新暴涨？就是因为货币这个狂魔要找出路。

四、中国经济的出路

那么，中国经济的出路究竟何在？笔者其实已经再三强调过，就是要从“外需拉动”模式转向“内需拉动”模式，从投资拉动模式转向消费与消费共同拉动模式、从“先富拉动”模式转向“共富拉动”模式。

其中，根本的战略就在于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最大的不同，是不能让城市化演变成房地产化甚至房地产泡沫化，而应是一个整体设计方案，特别是注重让进城农民市民化，实体收入大幅提升，公共待遇均等化，同时其原有土地能够释放出来、进入流通和建设。

我们在讨论中，王建兄指出：仅从房地产来说，目前城市户籍人口不足5亿，尚有8亿农民要进城以及完成市民身份转化，而进城的农民工在工作地买房的不超过1%，在原住地县城买房的仅15%。以较积极的新型城市化建设方案，一年4千万持续可搞20年，城市化率方达到85%以上即日本70年代中期完成工业化时的城市化水平。这样6年新增城市人口就与目前规模持平，是何等大的增长力量？

对于进城后买不起房的人，政府应该用公租主要是廉租房进行安置，买不起房的人由政府供应公租，自然没有房价负担；同时城市商品房价完全放开，有钱人想买就买；此外，对大量旧城进行改造，主要是提高容积率，中国目前平均城市容积率只有0・7左右，上海都不到1，而70、80年代的东京为2，台湾1・2，香港1・6，中国要向空间要土地，向土地要效率（王建，2017）。

这样做的典型案例其实现成就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庆。重庆连续几年经济增长名列中国各省市第一，这并非偶然，与其新型城市化做法很有关系。2010年，重庆启动公租房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被称为“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特点就是：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9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从2013年开始，重庆陆续引入300万农民工进城给予重庆户口。农民工要拿到重庆户口，必须放弃宅基地，复耕农地。这样既为公租房提供了土地，也保证了足够的耕地面积。

黄奇帆强调：“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农民工怎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不是城市居民生活自我改善，自我拔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进城的过程”。几年前，重庆差不多有900万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500多万在重庆主城和区县城打工，300多万在沿海打工，重庆就考虑把重庆主城、区县城这500多万农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庆城里继续工作的，自愿申请城市户口的这些人，给他们城市户籍。其结果，转移了270万农民工，加上家属，整个转进来的农村人口是400万，成为重庆城市户口。所有的农民工转过来，和城市居民五个一体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小孩读书各种待遇都和城市居民一个样，同人同权同体系同待遇。

怎么让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来，同时又保护农民的利益？重庆的做法是：农民把农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结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重庆每年3万亩，一共搞了15万亩的地票，地票最初每亩交易价9万，后来到20多万，这样15万亩地差不多300亿人民币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城市房地产商买了地票去征地，搞他的房地产，农民卖出地票，双方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觉、自愿，不是政府强制的，正是经济学上所讲的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黄奇帆认为：重庆绝对有把握地说，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退出，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如此不减少耕地、不暴涨房价、不两极分化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好事，中国各地都可以普遍效仿。中国实体经济将因新型城市化的改革，重新恢复活力。也就不用在滥印钞票、制造泡沫经济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我曾经在《大国博弈进入尖峰时刻：美国再加息，中国怎么办？》指出，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时间对中国有利。我还想指出的是，其实，经济结构也是对中国有利，因我们实体强健、产能过剩，而美国实体虚弱、虚拟过度，关键是看我们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能不能真正打通城市化与共富拉动的任督二脉，从而有效地扩张实体经济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