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许多朋友对金融有兴趣，是因为这行当赚钱多，是一门具体的手艺、技能，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饭碗，而且如果你做的好，还真的能够改变社会、改进许多人的生活。当然，话是这么说，许多金融从业者虽然赚钱多，但还是觉得不踏实甚至感到内疚，因为自己好像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具体的价值，没有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东西。特别是一碰到金融危机、看到金融动荡冲击社会和个人，内疚感就更不用说了。那么，金融到底创不创造社会价值？或者更进一步说，金融到底是为啥、为谁、为何？

从1986年到耶鲁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至今，我接触金融已近30年。接触、研究、思考金融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金融不只是一组经济工具，它带来的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它其中和背后的逻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和历史的全新视角。

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强调中国特色，强调我们是如何与别的民族、别的种族不同，甚至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是，如果以金融的逻辑作为一副眼镜，去看待社会和个人、历史和现状，你会发现其实各个社会、种族、民族都是相通的，相同为主，相异为次。贯穿各社会的普世价值不仅存在，而且是活生生地渗透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就像张维迎教授曾说到，几十年前，他在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长大，“捞河炭”曾是他老家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到黄河大水一退，人们就争先恐后冲向河滩，用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到1990年代，张维迎在英国留学时了解到：英国一些海边渔村，每次大风暴后，潮水卷起的木头就会搁浅在海滩上，那里世世代代的渔民们始终遵守一个规矩，就是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木头就归谁所有。

张维迎教授就纳闷了：“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如果有“普世”的东西存在，背后促成因素又是什么？金融在这里面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金融的普惠性与人的解放

在2004年左右，我和彭凯翔、袁为鹏开始合作，收集明清以来的民间借贷交易信息，包括借贷双方的身份、财产与家庭背景，当然还有借贷金额和利率等等。目的是通过搜遍各地县志、民间文书、商业账本、刑课题本等历史资料，建立最为全面的中国近代借贷历史数据库，以供我们自己和其他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社会的过去和今生。

在收集、整理这些历史资料的过程中，2005年的一次偶然机会，让我看到了清代女婢的交易价格。当时，彭凯翔和我在一页页地在翻看徽州一个家族18、19世纪的商业账簿，其中一项是那年花了七两银子买了个女婢，这笔开支一方面被放在当年的入出账上，另一方面也被记录在家族企业的资产表里，就像对待其它商品和资产物品一样的对待女婢。账簿的这项内容给我的冲击很大，因为虽然以前听说过、小说里也看过历史上人不被当人看的故事，但没有见到过这么具体地把“人”作为物品买卖、处理，而且还把人作为买过来的资产放在资产负债表里，年复一年地记录下来，一直到女婢被卖掉或死掉为止！

那么，人像商品、资产一样地被卖掉、被交易，这种现象有多普遍呢？价格一般是多少？其定价的背后有什么规律？在什么情况下女人或男人会被买卖？人被卖掉是基于何种动机？跟金融市场的缺失有没有关系呢？

后来，在18、19世纪清朝抄家档案记录里，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这些被抄家的官员，还是朝廷的档案里，也都把每个女婢家奴定个价格（一般以每人10两银子定价），跟那些腐败官员的土地、房产、牛马、金银、绸缎等一起，算在家产总额里。清代人对“把人做物品做资产处理”如此习惯熟练，如此成常规，说明把人做资产、物品处理，不仅很普遍、很常态，也必然像人体血液一样是社会肌体、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系统地从史料中收集买卖人、尤其是买卖妻妾的交易历史数据库。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不仅中国长期有买卖妻妾、租妻典妻、将人视为资产工具的传统，印度、泰国、非洲、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也都曾经有甚至现在还有买卖妻子的习俗。

早在公元前1700年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制定“为了丈夫还债，可以卖妻”；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犹太教文献中，在谈到娶妻时通常用“买妻”、“购取妻子”这样充满商业交易的话语，所付价钱或财礼都归女方父亲；而近到2009年的印度，还有因为欠收而负债累累时，丈夫被迫卖妻。

关于清代中国社会底层面临疾病、灾害等风险冲击下的卖妻之事，则常见于史料。如，乾隆元年刑科题本档案记载，山东曹州府路九儿因遇灾荒，无法生活，将妻韩氏以5两银子卖与山西商人程子彦为妻。乾隆二十年的刑科题本中，安徽颍州府丁南因病将22岁妻子嫁卖与人。更有甚者，贫时将妻子嫁卖，以得财度过难关，通过努力有钱后又将妻赎回。又如，据《续碑传集》卷49《罗天鹏传》记载，清朝嘉庆时高官罗思举，在年轻时得奇病需3万钱治病，无钱可出，只好将妻嫁卖，筹集病资，病愈后投军立功而成为高官。这些案例表明，在面临风险冲击后，通过嫁卖妻子来缓冲风险冲击并非稀罕之事。

对于清代卖妻场面，历史学者赵晓华是这样描述的：“闻有各女人领进，请端视，而买客或则嫌瘦，或则嫌病，或则嫌粗，纷论不已，一若看货讲价者。”夏明方教授是这样总结剧中买卖人市的特征：（1）有一个公认的卖人市，买卖双方及当地人都知道它的位置所在；（2）卖主往往主动地大声吆喝：“你们谁买媳妇来！”；（3）被出卖者身上插上一根黄白草棍或类似物品，作为待售标记；（4）买卖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达成交易价格；（5）卖方把草棍和妻子交给对方，收到财礼，交易完成。

万里之外的英国，也有买卖妻子的习俗，一直到19世纪末才结束。英国历史学家汤姆逊在《买卖妻子》一文中，研究了1760年至1890年间300多个英国卖妻案例。他强调，英国习俗对妻子买卖的“仪式”特别看重，否则会被社会认为是不合法的：“买卖一个妻子……是高度仪式化的，它必须公开并用公众认可的礼节来操作”。一般而言，妻子是被丈夫套着缰绳,拿到市场上公开拍卖。列举一个典型的卖妻故事：“一个叫罗德尼•霍尔的劳动者，习惯于懒散和放荡，……他带着妻子来到镇里，用一根缰绳围着她的身子，目的是把她陈列在公共市场上,让出价最高的人来买。把妻子带进市场并付了人头税后，他领着妻子在市场转，转了两圈遇见一个日子过得和他一样的人，后者用18便士和一夸脱淡啤酒买走他的妻子”。

显然在英国的卖妻交易中，公开的市场、事前的广告、缰绳、拍卖人等市场交易要素都俱全。这中间，妻子像一个畜牲或动产一样被拍卖、被羞辱，而且既然有这么广泛遵守的仪式习俗，说明买卖妻子在英国的历史已经很长。

英国的卖妻仪式跟夏明方教授描述的传统中国卖妻仪式，惊人地相似：要用缰绳或草绳牵着妻子的身，以示妻子正在被卖，牵着她在集市走，进行叫喊、讨价还价！这下我们又要问：中国跟英国距离这么远，那时两社会的底层不可能有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交流学习彼此的卖妻仪式，那么，为什么他们都演变出了类似的仪式，而且不进行类似仪式，交易就不“合法”呢？这背后必然有人类共同的东西在驱使。

非洲的妻子交易风俗也给我们不少启示。人类学家Gray教授在其1960年的研究中指出，在坦桑尼亚的Sonjo部落，子女婚姻是由父母在其很小的时候就订立，子女没有发言权（跟中国、印度等地的包办婚姻无异）。那里的商品交易原来还没有货币化，也没有货币，所以价格以多少只山羊计算。一般而言，男方家给女方家平均支付100只山羊，一旦支付完山羊，婚约即确立；而且只有支付完山羊，婚姻才算成立。

婚约一旦形成并支付完山羊，女方家对女孩的权利便完全转移到男方，即使是婚姻过程还没完全走完也一样。第一，如果从订婚到成婚期间，男方家不喜欢女方了，男方家可以用同样的价格把女方转卖给另一家；第二，如果已订婚的男孩不幸去世或者婚后去世，女方则自动转为男方最年长的兄弟作妻子。也就是说，一旦完婚甚至只是付完山羊价钱但还没完婚，男方家就拥有了对女孩的产权，完全成为男方的财产。这包括丈夫不喜欢或者出现生活资料短缺时，妻子可被丈夫单方面决定当作商品、资产卖给别家。

Sonjo人在卖妻子时，由丈夫谈定价格，嫁卖的妻子价格与初婚时价格基本一致。环境有变时，具体的妻子价格取决于再嫁时婚姻市场的供求关系。在交割之前，妻子有一段时间去自己寻找买家。如果妻子自己没有找到买家，则需接受丈夫的买卖安排。Sonjo部落规定小孩必须跟随母亲。因此，如果被卖妇女生有小孩，则小孩要与母亲一起卖给对方。一个小孩通常的定价是4只山羊。妻子及其子女被卖后，其权利和所代表的资产产权则全部转移至买方。

我们后来的研究表明，之所以中国、印度、非洲、英国及其它国家都曾经有甚至还有买卖妻子的习俗，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普遍贫穷，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原来都没有充分发达、完备的金融市场。传统农业社会的平均产出水平不高，但在一般情况下不至于饿死人，而只有在他们面对灾荒等风险事件挑战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被迫卖妻卖女。即使没有灾荒，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也会出现春秋时期管子所说的农民“年有余而月不足”局面，青黄不接季节也会挑战农民的生存。

而事前规避灾荒风险、季节性风险以及其它意外事件带来的生存挑战，又恰恰是金融市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金融市场发达、各类金融产品丰富多彩，专项保险品种应有尽有，那么，农民和社会其他成员只需要花一点点费用，就能事先安排好、规避好各类可以想到的未来风险，不至于等到灾害发生时被迫通过卖妻女求生存。

为什么如果金融市场很完备发达，规避风险的成本就可以很低，以至于穷人也可以买得起保险等金融产品呢？我们不妨假定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每人每年有一亿分之一的概率感染上，而且一旦感染上就需要花费一亿元治疗，也就是说每人每年治该病的预期损失为一元。如果没有专项保险来应对此病，那么一个三口人的家庭，可能需要存满三亿元钱才能完全放心，否则就无法有完全的安全感。而如果有遍及全国的保险公司去设计并销售这种专项保险品，那么，保险公司只需要每人收取1.1元的保费即可，三口家庭只需要支付3.3元即可达到保险的效果。

当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从中能清楚看到金融品种丰富、发展充分的社会意义。它们不仅能够使社会大众提前安排好风险、规避未来潜在的生存挑战，而且使防范风险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很低，让穷人也能得到金融的支持。这就是金融的普惠性所在。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到现代社会跟传统农业社会的差别：金融市场是到近现代才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发展起来，中国是到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才开始引进保险以及其它现代金融市场，真正发展起来还是20世纪后期的事。

没有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时，人类就只好在人身上打主意了。我们可能会说：传统社会虽然没有丰富的金融保险工具，但不是也有土地、房产、珠宝、金银等实物资产，这些实物资产不也是既为投资品又可以是保险品吗？――是的，这些投资品确实可以当保险品用，或者说这些实物资产包括投资属性、保险属性，也包括消费属性，就像丈夫、妻子、儿女、朋友等都具有投资属性、保险属性、消费属性以及其它属性一样，但是，对于总是处于温饱边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