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文：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论生产要素从引进、释放到培育的战略升级

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有效地集聚了全球生产要素，迅速扩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改革既创造了市场经济环境吸引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也因为开放而获得动力，释放了闲置生产要素，提高了要素生产率。扩大内需政策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控战略，也是新的发展战略，即对生产要素从引进、释放到培育的战略提升。

一、对外开放：引进稀缺要素的发展模式

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在于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本质特征，紧跟了这一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了生产要素向中国的集聚，实现了30年来以要素投入扩张型为特点的经济增长。

（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既包含了要素的流动，也包含了产品的流动；要素流动必然使生产地发生变化，进而又导致最终产品贸易的扩大。第二，要素的国际流动从生产经营的源头起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其深度要超越以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为内容的国际联系。第三，要素流动是广义的，它包括了货币资本，也包括了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信息、市场营销网络等，正是其广义性深化了国际经济联系。第四，要素流动是产品流动的发展，因为跨境投资往往是为了跨越贸易障碍，包括关税等市场障碍和运输等自然地理障碍，从而发展了国际商品贸易关系。要素流动超越了商品流动，也主导了商品流动。世界贸易组织将关贸总协定从产品的自由贸易扩展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政策等广泛领域，要求其他成员方开放投资的市场准入，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不同要素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专门技术与简单劳动；同种要素也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不同的劳动力和不同的技术。要素的流动性是有差异的，有的要素流动性强，如货币资本、技术专利；有的流动性弱甚至完全不流动，如自然资源、土地；有的流动性强弱受国家政策影响，如尖端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政策中，往往鼓励高级劳动力的流入，而限制低级劳动力的流入。要素流动性的这些差异决定了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国际组合的特征，即流动性强的要素向流动性弱的要素所在国家流动而不是相反。这就决定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向以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要要素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是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机遇。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中，跨国公司是主体，外资是载体，从而引进跨国公司以集聚高级要素成为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核心，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约一半进入了发展中国家。① 如果政府能够创造适合于高级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本国流动的经济社会环境，那么就会推动这种要素的集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否真正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就在于能否使自己低级的低流动性的要素成为吸引高级的高流动性要素流入的有利条件。形成这些条件的关键，是政府创造有效有利的经营环境，以吸引外国高级要素。②

（二）全球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

扩大外贸与引进外资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不论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采用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等方式发展出口，其内在含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集聚生产要素。全球要素向中国的集聚使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种集聚不仅造就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典型地导致了全球经济均衡的新特点。

由于中国相对落后，因而是以低级生产要素吸引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形成要素集聚。这种集聚是生产的集聚，即中国被放在了全球研发、制造和销售中的制造环节，利用全球生产要素，为全球市场而生产。这样的集聚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在贸易与资本两个方面同时的顺差地位。资本净流入，商品净流出，前者是要素集聚的过程，要素集聚导致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又导致出口集中和出口巨额顺差。

双顺差的结果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一些国家把中国储备的持续增长看作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果，进而要求中国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这在理论上是过时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继续以过去单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均衡为标准是脱离现实的，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如果以汇率升值实现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那就意味着中国在上述“要素流入，产品流出”的全球化分工地位的消失，或至少是让这一过程的中止，这不仅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要素集聚最多的国家之一，表现为全球大量资本、技术、品牌、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集聚。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超过7700亿美元。从1992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吸收外资超过450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9.4％，比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速高出7.5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含金融）合计835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占发展中国家的19％。2007年末在中国实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8万家，实有投资总额达2.11万亿美元。③ 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多维属性，[1]可以看作是一个“企业包”，包含着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知识、品牌、海外销售网络等多种要素。在全球化经济中，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是国际投资的主体，也是技术、标准、品牌、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高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是世界技术发明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全球研发的主要承担者。[2](pp.41、209)

在对30年开放战略成功原理的描述中，大部分理论是从比较优势理论上分析的，具体说是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事实上，比较优势论是关于国际贸易与分工的一般理论，在其经典意义上更具体指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异决定国际分工的原理。因此，比较优势论并非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为基础的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理论。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并非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要素不流动，核心是要素不流动条件下一国贸易产品的要素结构特征，而经济全球化却以要素流动改变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正因为这样，中国这个以低级劳动力为富裕禀赋的国家会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不强调这些区别，就不能正确揭示中国开放战略的特点。[3]

（三）要素集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的正确性在于其抓住了时代的特征。中国迅速获得了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入，扩大了经济规模，赢得了国际市场，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特别是缓解了就业这一中国最大的难题，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于，由规模扩大所体现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真实的。首先，由GDP规模所反映的经济总量并非全部来自于本国资本等生产要素，而是包括本国与外国生产要素在内的共同产出，因此，增长在一定意义上是夸大的。我们既不能把外国生产要素的产出简单地看作本国的产出，因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要求回报，但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在外国的产出而认为与中国毫无关系。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税收超过990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5000万个。由要素集聚所创造的扩大的经济规模使中国社会（企业与个人）购买力提升，也使政府税收增长，政府能力提高，特别是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提高。由中国实现的全球要素集聚及相应的生产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方式。其次，产业结构的进步是不清晰的。无论是从产出意义上还是从出口意义上看，产业结构的水平都因为外资的引进而大大提高了，这形成了一个结构进步的假象，而事实上中国在这些现代产业中实质上处于价值链的末端。Caves指出：在那些R&D最为突出的行业中，R&D与对外直接投资都集中于大公司手中，R&D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直接投资也反过来促进R&D。[4](pp.192-196)再次，高级生产要素从而先进产业的流入既创造了中国的发展基础，制造了竞争环境，但同时也对中国资本发展先进产业形成了障碍，甚至使中国的这类产业根本无法发展起来。但是如果因此而拒绝引进外资，那么中国就会完全失去在全球化中崛起的机遇。[5](pp.409-427)

近年来国内关于开放效益之争的核心是关于要素收益差异之争。大量事实证明，中国所获得的开放收益相对低于跨国公司，甚至还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环境成本。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廉价劳动力，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依靠的是先进技术、创新产品。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于解决就业的巨大压力和实现增长的强烈需求，中国在要素合作（国际分工）中处于合资谈判和价格决定的弱势地位。因此，要素集聚既是中国30年发展的成功模式，也隐含着这种发展模式的相对不利之处，并进而启示着战略升级的要点所在。

外部市场是一个宏观概念，即增长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是一个微观概念，即作为跨国公司的国际销售网络。缺乏这一要素是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利益相对较小的重要原因，而这一格局正是由要素集聚而形成的。外部市场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日益显著。导致这一结果，除了由于中国的要素构成外，也因为在各项政策战略上偏向于外部市场，即通过汇率、出口鼓励政策等鼓励利用外部市场。这一战略在作为发展初期的前30年是必要的，然而，在当前外部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其调整问题。

二、国内改革：释放闲置要素的发展道路

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其有效地促进了改革，从而促进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闲置生产要素的释放和使用，为规模扩张型的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

发展的基础是资本的积累，进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广义生产要素的积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能够有效地集聚全球生产要素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其基础在于国内体制的转型。改革构成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于其通过释放闲置要素及要素生产率解放生产力。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讲，改革的作用在于为开放创造了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促进全球生产要素的集聚创造了体制基础和运行环境。

（一）改革作为开放的条件――从要素论进行的解释

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市场经济的规则就不可能引进外资企业，不认同国际市场规则就不能进行对外贸易。

从要素集聚的理论解释，改革的关键作用在于释放出闲置的生产要素，从而形成流入的外部要素与之相结合的可能。农民工自由流动的突破，为沿海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得以发挥。在中国土地稀缺、农业生产力快速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过度富裕从而事实上闲置的生产要素。外资创造就业的经济学意义就是资本流入释放了闲置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出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对外资的重要引力。改革从农村中释放了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优势要素的形成。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提高，流动半径加速扩大，2003年外出1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总和达到了9831万人。[6]另据统计，综合各方面因素，目前中国农民工保守推算超过了1.8亿，甚至有专家估计在2亿左右。[7]

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级差地租理念的确立，低效率使用土地现象的改变释放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增加了中国的要素投入总量，形成了要素投入扩大型的增长。相似的还有自然资源开发中的外资引进。

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同样数量的劳动投入有了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要素的配置优化，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获得了更高的产出。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开放的作用是通过竞争形成的。开放迅速导入了市场经济及其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国内原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促使其加快改革；同时对国内新生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引导其采用先进管理模式。如服务领域的开放，其核心是管理这一高级要素的引进。④ 正如N.拉迪指出，“加入WTO的承诺不仅使中国制造业高度开放，而且还使中国在服务业领域走向非常有意义的开放。在服务领域中国所承诺的扩大开放超过了大部分WTO成员。因此，国际竞争对中国技术变化和管理效率所产生的正面激励不只限于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