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

【内容提要】 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这已经成为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这种趋势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物的维度”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意义的维度”和“行为的维度”。从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角度看，这一演变意味着经济学将回归“古典”、摆脱“庸俗”、找回“人”及其“意义”。因此，读者不妨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我对中国学者们正在从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科学的“本土意义”的描写，这类本土性的研究，我们一贯地把它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其实就是我所理解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所必须包含的全部三个维度――物的维度、行为的维度和意义的维度。

Economics is striving to get rid of the yoke of formalism,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trends of evolution in economic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is trend requires economics to expand its perspective from a mere "material dimension" to other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science, i.e., "the dimension of significance" and "the dimension of behavion". From our familiar angle of Marxist criticism of vulgar economics, such an evolution means that economics will return to "classics",get rid of "vulgarity", and reclaim "human being" and its "significance".In thiscase,this article could be considered as my description of "indigenous significance" of sociology, economics, law,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gaged by Chinese scholars.We always call this indigenous study as "economics directly to phenomena". The discussion in this article is actually what I understand of all three dimensions as above-mentioned, which should be included in "economics directly to phenomena".

【关 键 词】经济学/行为学/现象学 economics/behavior studies/phenomenology

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这已经成为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了。或许，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位经济学家所代表的“学派”，让这一发展趋势变得格外引人注目。为避免误导，我特意把他们的“学派”加上了引号，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和方向，虽然都以“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分享2001年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皇家委员会把阿克劳夫排在第一名，其后是斯宾塞和斯迪格利茨。

阿克劳夫从不避讳把自己的学派命名为“行为经济学”，尽管他所代表的思路通常被更广义地称为“A-S-P―经济学”，其中“A”代表人类学，“S”代表社会学，“P”代表心理学。例如，他在授奖仪式上的发言，题目就叫做“宏观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这篇演说开篇提出了六类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这些“现象”，阿克劳夫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完备理性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分析框架内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对于这六类重要的宏观经济行为，在引入了行为学和社会学早已公认的一些核心概念之后，阿克劳夫得到了满意得多的解释。读者或许注意到我把“现象”一词加了引号，其中的深义，留待下文阐释。

自2001年诺贝尔奖授予阿克劳夫之后，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便开始从“不完全信息博弈”和“拍卖理论”逐渐向其他方向扩散。在这许多“其他方向”中，就我个人阅读的印象，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市场设计”。这两个研究方向，后者是“拍卖理论”的直接延伸，前者则首先与阿克劳夫等人的一贯努力有直接关系，其次，与较早因获诺贝尔奖而成为热点的诺斯等人的新历史学派的长期努力有关，最后，还与认知科学和诸如“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等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决策科学在过去十年取得的长足进展有直接关系。

作为例子，我在下面概括了美国经济研究院2002年7月间在麻省召开的“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研讨会的若干主题：(1)怎样把利他主义、道德主义、伦理行为与竞争性市场、理性行为人的分析框架结合起来；(2)价值体系与不同价值之间的理性权衡；(3)承诺、信誉及合作关系的维持；(4)对行为一致性的偏好；(5)不同的心智结构与不同的理性选择；(6)有限理性与适应性行为；(7)完备理性与有限理性的概念与事实；(8)认知资本；(9)“偏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10)行为经济学的法律涵义；(11)民族认同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合作；(12)“注意力”稀缺与有限理性假设下的生产。

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正在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物的维度”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意义的维度”和“行为的维度”。不错，经济学仍然要研究在给定了“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以及“制度安排”之后，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问题，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不得不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他们就不得不像斯迪格利茨在其新著中声明的那样，思考远比“效率”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也即思考“意义的维度”和“行为的维度”方面的问题。例如，作为经济学家的斯迪格利茨就不得不思考诸如“经济发展的意义”、“全球化与民族认同”、“自由市场政策与本土价值的冲突”这类的问题。

其实，即便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研究封闭在“经济学”范围内，我们依然需要走出经济学的尴尬处境――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领域。这有些像古典“道德哲学”在过去二百年里的命运，从道德哲学领域分化出了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子学科”，这些子学科再反过来侵蚀母学科的领域。今天，金融学、管理与决策学、知识与认知学等等新兴学科和行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老的相邻学科，正在逐渐侵蚀“经济学帝国”的领域，因为“理性”本身越来越广泛地遭到怀疑。

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学不会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样，首先，当代经济学已经预示了“经济学帝国”可能达到的最大疆界――凡是“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可以被同时接受的研究领域，在原则上都属于“经济学帝国”。其次，在“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同时成立的领域里，“理性”的含义与“实证”的含义都已经遭到了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例如阿克劳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挑战。第三，新的综合早已经开始了，综合的经济学或许也可以叫做“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和“法律学”，按照不同的理性假设和实证程度假设，按照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你可以看到不同名称的学科，它们都包含着“物的维度”、“行为的维度”、“意义的维度”。

从我们熟悉的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角度看，上述的演变意味着经济学将回归“古典”、摆脱“庸俗”、找回“人”及其“意义”。如果说，阿克劳夫等人构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努力是经济学在“内容”上向古典方向的回归，那么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妨视为是经济学在“方法”上向古典方向的回归。

但是，在“内容”和“方法”这两个方面向着古典时代回归的经济学努力依然缺乏“意义”，我们还需要在“意义的维度”上构建新的、综合的经济学。这就把我的“引言”带到了它的结尾：在这篇不是综述的“综述”文章里，我将首先讨论行为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这是第一节的内容。其次，在第二节里，我要讨论现象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因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能够“直面现象”之前，“现象学”告诉我们，研究者必须先为自己呈现“现象”，然后才从“现象”当中呈现“意义”以及各种有意义的行为。

因此，读者不妨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我对中国学者们正在从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科学的“本土意义”的描写，这类本土性的研究，它在经济学里面的表现，众所周知，我们一贯地把它称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这篇文章所讨论的，其实就是我所理解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所必须包含的全部三个维度――物的、行为的、意义的。

首先，为了和我们经济学基本原理加以比较，我把乔治・何梦思在1974年《社会行为的基本形态》中总结的行为学的五项基本原理开列在这里：1.动物的任何行为，其后果越被行为主体认作是“奖励”，其行为就越可能在将来被重复。这一原理也叫做“回报原则”。这一原理不能让我们预测特定行为在何种场合下出现，但它告诉我们，动物行为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行为通过回报原则影响着未来的行为。2.如果行为的激励在过去曾经出现过并且诱发了带来回报的行为，那么，眼下的场合与激励越是与过去发生过的回报行为相似，这些场合与激励就越可能诱发类似的行为。这一原理也叫做“激励原则”。一切生物（动物和植物），在生存竞争和演化过程中，都具有某种学习能力，通过这一能力所获得的，我们叫做“知识”。与通过基因遗传的生物特征不同，学习所得的知识很难从母代“遗传”给子代，虽然最近的研究表明“获得性遗传”可能具有更广泛的、知识学方面的含义。学习，基本上是“个体”生物的行为。遗传，基本上是“群体”生物的行为。基于动物的“能动性”，动物通常比植物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体性”。3.任何行为，对行为主体而言，其后果所具有的价值越高，其行为就越可能发生。这一原理，我们不妨称为“评价原则”。与上面列出的两项原理不同，评价原则不依赖于外在场合提供的行为激励，它从内部产生行为的理由，即我们所说的“意义”。因此，价值原则适用于较高级的生物，与低等生物不同，高级动物常在没有任何外部激励的情况下冲动着要去做某些事情。评价原则也被用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出现的“非理性行为”――某人急急忙忙去做某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其实，那件事情只是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而它在行为主体的评价体系里或许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4.对行为的任何一种回报，在最近的过去发生的次数越多，它对行为主体的价值也就越低。这一原理，我们经济学家很熟悉，叫做“边际递减原则”。行为学和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理，来自19世纪中叶德国神经生理学家韦伯和费希纳的实验结果――神经元对新的刺激的反应强度随单位时间内受到的同类刺激的强度而降低，这被称为“韦伯(1834)―费希纳(1850)”定律。正是从这一心理学传统中，产生了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1881年发表），奠定了经济学效用分析的基础。5.当行为主体没有从特定行为中获得预期的回报甚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惩罚时，行为主体会被激怒，会实施报复行为，会赋予报复行为更高的价值；当行为主体从特定行为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报或受到低于预期的惩罚时，行为主体会感到高兴，会更倾向于重复该行为，并且相应地调高对该行为的评价。

何梦思是当代行为学“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小群组社会交往模型”于1949年发表后，立即被赫伯特・西蒙拿去构建了“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模型”，该模型成为西蒙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