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致中国城市市长们的一封信

市长先生们：

我以一个中国公民和城市市民的身份，给你们写一封信。考虑到我国城市的领导体制，这封信同时也是写给市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们的。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建设逐渐进入快车道。二十多年过来，在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病，而这些弊病已对我国城市发展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害；因为这些弊病不克服，会进一步造成更大的损害；因为我国城市还处于历史性发展时期，需要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寻求更为可取的发展路径；因为从更为长远的眼光看，城市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汇的堡垒，这种堡垒的作用要发扬光大，城市发展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就需要建构一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发展理念。

所有这一切促使我写这封信。

当然，在二十多年的城市发展中，市长已经换了许多位，今天城市市长面对的现状是许多任市长的产物；而今后城市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一代市长的接力。所以，这封信是在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任市长致力发展城市得失品评的基础上，写给现任市长和未来市长们的。

我深知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当一种惯性的力量形成后，除非大的外力推动，是很难改变的，更难指望一封普通公民的信能改变什么。但我也同时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理性的光芒哪怕起始极其微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照亮天际！

我奢望通过这封信表达一点微弱的理性之光――关于城市发展的理性或理性的城市发展，借以和中国的城市市长们进行极不对称的交流。

前不久，《南方周末》头版以《省委书记“开炮”，痛斥昆明拆建》为大号标题报道：2013年9月，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批评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秦光荣书记提出的反思要点是：第一，作为城市发展内核的历史文脉被割裂。如过去呈现的“云津夜市”、“螺峰叠翠”、“坝桥烟柳”等古老的人文景观被摧毁。第二，城市原有的大山大水空间格局被破坏。随意改变原有地形地貌、“中心摊大饼”式建设形态破坏了优美的山水风貌，现在很难见到城市里面河塘流水、满目翠绿的景象了。第三，城市的人文之湖滇池受到严重污染。被污染的滇池不仅减弱了生态文化力，也给城市形象和其他各方面带来严重的影响。第四，城市街区和建筑风格没有特色缺乏个性。古老有传统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被毁灭，一些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被单调的新建筑群淹没；而新规划建筑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缺乏文化意识、民族特色、人文特色、美学观念，建筑物千篇一律，满目“水泥森林”。第五，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建设规模、容量缺乏科学、超前意识，服务功能乏国际视野，不足以支撑城市发展，给市民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第六，城市的管理缺乏文化视野和战略眼光。突出表现为重建设轻管理，重表象轻内涵，重人治轻法治，重经验轻科学，重近期轻长远。导致交通秩序混乱，城乡结合部环境脏乱差，城市缺乏美感、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

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反思城市建设弊病，而且提的如此尖锐，如此全面，如此深刻，如此不留情面，我所知道的这是第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光荣书记的六点反思意义重大，非同寻常。

不知有多少市长看过秦光荣书记的六点反思，不知看过这六点反思的市长们有何感想？说句市长们不爱听的武断话，秦书记提出的六点反思对象虽然直指昆明，但实质上等于揭开了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疮疤。

我建议中国的市长们参照秦光荣书记的六点反思，组织专门的班子，对所在城市发展搞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梳理一下几十年来的城建轨迹，看存在不存在此类问题；在多大层面、多深程度上存在此类问题；有没有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是缓慢的，甚至可以说十分缓慢。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不仅投资渠道单一限制了城市建设，而且“先生产后生活”的投资观念也不鼓励城市建设。那时多数居民生活往往和工矿企业的生产建设融为一体，居住、娱乐、交通等设施长期欠账。虽然伴随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投资，崛起了一批新城，而像上海这样三十年代的远东大都市，反而被东京、首尔和香港等后来居上的城市迅速超越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划经济加政治运动包括大跃进这样的运动在内，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缓慢，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不少对城市古文化遗迹蒙昧式、野蛮型的破坏。包括对北京古城墙这样厚重文物建筑的拆毁。但应该说，改革前的中国大部分城市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不同地域特色、不同发展风格的，历史文脉保留了下来。

城市建设的真正加快是改革以来的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揭开了中国城市建设的序幕，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建设进入快车道。初期的城建多是从改造棚户区入手的，这得到了民众由衷的拥护。但随着时间推移，经营城市理念的提出，土地财政的拉动，房产开发商的崛起，各地建设第一流国际大都市目标的纷纷推出，中国的城建便日渐走入误区而不可自拔。

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误区，除了秦光荣书记六点反思中概括的弊病外，还有大批原住民被强拆驱赶，不少中心城区的原住户既得不到合理补偿，又被抛到偏远住区，利益和精神受到双重伤害；摊大饼式的城建扩张，一个个开发区、新区的圈定使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强征，贱卖，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地后被迫沦为打工或游民群族；不断扩城蚕食耕地资源危害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多少年日积月累形成的城市生态突然改变，造成原在各色行当营生的底层民众就业困难；在挖了填、填了挖，拆了建、建了拆中不断制造虚假的GDP和真实的资源浪费；房地产的恶性传递链：黑箱规划――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高地价养成土地财政――野蛮拆迁和开发――腐败黑洞及伪政绩――人为制造需求――房价的高企性上涨――地产商的超常利润和房产投机者的囤集发财――高房价对高物价的拉动――普通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广为社会诟病的暴力拆迁引发的恶性流血事件等。

更令人啼笑皆非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城市通过大拆大建对原有历史人文景观破坏殆尽后，近年又雄心勃勃计划实施仿古工程：诸如打造“宋代汴京”、“春秋古城”、“西夏古城”之类。据2012年11月15日《南方周末》报道，有30个城市计划或正在重建古城，“仿古城”大有遍地开花之势，竟有“惊爆仿古”计划投资要达到千亿元以上的。这是何等的“大手笔”、“大气魄”！？但真正的“古”是能仿出来的吗?当然一些仿古工程的主持者并不这样想，因为他们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仿古就是为了发招揽游客的财。

国际化、高标准、大手笔、第一流是不少城市建设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不少功能齐全、结构宏伟、气派堂皇、占地令人咋舌的商城被打造出来。但你进去走一圈就知道，豪华、宽阔的空间没有几个顾客。但也不用担心开发商赔了，因为这种商城占地面积很大，开发商看中的就是地皮，实在经营不下去时，卖地皮也稳赚不赔。

当城市的主政者把经营土地作为财收的重要来源时，当土地价格拍得越高政府感到越高兴时，保障房、廉租房的建设便难以排上市政的议事日程，小产权房遭到不遗余力的打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中国诸多城建弊病的要害在于：公有土地赋予了土地财政和征地拆迁者更足的底气和更大的自由。因为主宰公有土地的归根结底只能是政府；最终体现为长官意志的行政权力在城建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绝对的支配，其他的所谓程序只能是陪衬，而一任长官又是一任意志，其结果往往便是一任长官一任规划。这是中国城市难以走上理性、健康、长远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在城市建设中，政府有意无意地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商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政府要依靠开发商促经济、增财收、美城市、出政绩，开发商要依靠政府推拆迁、搞征地、扩经营、发大财。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多年来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过程，是开发商一边不断引领政府搞城建、一边不断研究如何绑架政府更有效地为自己发财致富服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开发商实现了双赢，但开发商无疑赢得更多，获利更丰。一批或一大批房产和其他开发商乘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列车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崛起后又以更大的实力和影响力操控政府为他们无止境的开发提供永不停歇的服务，企图将政府永远绑架在他们淘金吞银的大战车上，却伤害并继续伤害着城市（包括农村）的历史、血脉、生机和民众利益。

因此，中国城建误区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走过了二十多年来的大拆大建之路，还在于经过二十多年的大拆大建后，却依然没有放缓匆匆的脚步：向外继续摊大饼，增环路（借用《南方周末》载武汉大学某教授的话：“武汉只要增加一环，土地资源就可成倍增长”），将更多的农田变成楼房、度假村、旅游景点、加工车间，从外延上不断拓展开发空间（同时也意味着不断剥夺农民的生存空间）；向内寻觅新拆迁对象，将建起不足40年、30年、20年甚至更短时间的楼房、商铺夷为废墟，然后变成高档住宅、写字楼、豪华商场甚至是假古董，从内涵上不断制造新的需求。以保证城建永远大干快上，开发商永远大把地赚钱，普通百姓永远处于被动迁、被上楼的危险中，永远活在望楼兴叹的无奈中。这是中国城市建设行色匆匆的一大秘密，又是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先例！在这样一个恶性的城建模式中，“x拆拆”、“一指没（指哪哪没）”们永远有施展拳脚的舞台，永远不必担心后继乏人。

当然，我宁愿相信改革以来中国历届市长（市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们的高尚动机和良苦用心，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发展经济，建设美丽城市，改善城市民生等等。用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话就是：“不建设对不起这座城市。”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社会的、人为的种种复杂因素，几十年下来，使中国的城市建设在取得耀眼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巨大误区并难以自拔。这或许是许多城市市长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市长们的眼界都比较开阔，大都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考察过，见识过那儿的城市，肯定有自己的观感。据我所知，不少西方知名城市并没有中国那么多气派堂皇的楼房、写字间、商场、广场，有的却是延绵数百年的历史遗迹和街区。澳大利亚的悉尼是知名的国际性大都市，2009年笔者到悉尼，看到的街道、楼宅、商场、宾馆、饭店都十分普通，甚至普通的有点灰暗和寒酸。但整个城市非常干净，并不宽阔的街道上车流秩序井然，难得见到交警。从表面理由说，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有9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几千万，又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是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度，悉尼和中国许多城市相比，有更多的理由拓宽马路，兴建气派的大商场、大广场、大酒店、大豪宅、大办公楼，构建大交通。但事实上很难见到这样的大东西。见到的是大森林公园、大片的绿地、随处可见的绿树、宽阔清澈的河流、默默行驶的车，流、殖民开拓者的遗迹、建筑普通的住宅和办公场所、安详的生活、有条不紊的管理，整个城市浑然一体、勃勃而现的人文和自然生机。

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到今天的模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缓慢的发育过程，即使从近现代意义上说，也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除了一些城市由于战争破坏导致的重建（这种重建也是局部性的）外，西方国家大部分城市是伴随近现代工商业文明逐步生长、逐步打磨、逐步建设、逐步消化、逐步过渡、逐步蜕变、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古迹与时建，绝对不是对立的、切割的、非此即彼的、你死我生的，而是共存共居共生的，是在融合中生长的。纵向上体现了城市生命不可割断的血脉延伸。西方城市的发展又是人文与生态、经济与文化、建筑与社区、教堂与夜总会、音乐会与酒吧、超级商场与普通商店、公共时装表演与家庭音乐会交响辉映、同存共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