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何新及其理论简评

何新其人

何新是一个善于捕捉热点、文笔通俗的政治经济理论文章的写手。是一个全面深入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辩证法，知识广博的学者，其研究领域从古代神话到国际政治，从资本论到文艺理论。由于他的知识，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革期间的自学与研究，加上成名较早，涉猎的知识门类较多，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局限性，即，不能对任何一门专业领域有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与目标总是随着时事的需要不断发生着变化。换句话说，逐热点而居的特性，使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做透彻而目标专一的研究，只能蜻蜓点水、浅尝而止，依靠自己出色的洞见和才华，回答社会急需回答的众多热点问题。很多问题，往往只能提出论点，很少论证，即使论证也极不充分。他曾经提出过许多很好的论点，比如反对清谈与大而不当的形而上学宏论，反对精英淘汰等。也冒出过许多轻率的说法，如说萨特的哲学是苍蝇哲学，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等等。

综合的看起来，现代经济学显然是他没有认真学习和搞懂的学问，他说过，他主要阅读和研究的是《资本论》，这从他诸多文章的立论上亦可以看得很清楚；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尤其是波谱尔哲学、存在主义等现代哲学观念，他也没有认真学习过。他的思想主要停留在《资本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辩证法的层次上，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他也主要是从这些原理出发立论的。或许因为自己的信仰早已确立，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著作，即使读了他也不接受，这从他不容分说得将萨特存在主义称之为“苍蝇哲学”可以看出，也从他仅仅用意识形态断语对待张五常立足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思想观点中看得出来。此外，何新还是一个政治理论观念的落伍者，对于宪政观念、民主观念，他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对这些东西似乎还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与此相一致，他有着很强的权威主义观念，为民做主的封建主义观念。这从近几年何新关于民主问题的言论，关于意识形态管制问题的言论，以及积极倡导国家主义观念等，思想和行为中可以大致看出来。

思想理论界最具影响的学者

虽然李泽厚在哲学界影响很大，吴敬琏在经济学界有巨大影响，就发表的文章及其观点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际作用，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对普通民众观念与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海外华人和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影响而言，他们均不如何新。何新的文章不仅见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见于港台、日本等地的报刊杂志，还见于以盈利为出版目的的流行期刊、地下出版物。89事件之后的几年，何新文章的广泛流布固然有特殊的政治原因，但是，1992年之后，在左派思想受到打击，政治上失宠，思想理论界几乎听不倒他的声音的1996、1997年，他在海外和国内数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的《中南海密札》（香港）、《为中国声辨》（山东出版社）、《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书籍，依然受到读者的青睐。

建国以来以个人文集方式出版的政治理论书籍，在当时，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外，很少有当代理论工作者的文集，个别老者虽然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发行量也非常有限。何新以不同版本、不同出版社同时出版的自己所有文章的汇编，实质就是个人文集。其发行量的多少，如果借用李泽厚的说法加以推论（李说，安徽出版社出他的书，说是印了一万册，实则他光收到稿费的就是8万册。而李的书籍主要是哲学、美学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读者面并不广），何新的文章，以他写法之通俗煽情，涉及热点敏感问题之多，加上他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与知名度，其文集的发行数量一定不会是一个小的数字。就出版的密度与何新文集在各级各类书店陈列之多、销售时间之长，即使比不上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长久不衰，也比当代任何政治理论界人士出版的书热卖的时间长，就是当红一时的著名经济学家的书籍发行，也不能与他相比。

知名度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何新书写得好，勇于回答人们迫切需要回答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也是一个原因。当然，89年之后，他的文章独步天下，使他成了近代以来少有的真正具有帝王师地位的的学者，这些也有足于形成他巨大的影响力，引起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著作的强烈关注。此外，他富有战斗性的反叛的性格，捕捉热点与焦点问题的机敏（许多问题在何新谈论之前没有人谈论过，也没有人敢谈论），很少学究气的通俗文风，以及他较为准确的预见，积极影响社会生活的强烈动机，热心参与实际政治的进取行为，都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文集出版的关注。

我们还可以从他关注的问题和发表文章的时机，想一想他文章发表时的爆炸性影响和后来的人们何以对他的文集感兴趣。1989年，在人们兴高采烈搞改革，知识界为引进民主观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热热闹闹之时，他写了“我的忧虑”的文章，预言贫富差别、人心浮躁、意识形态混乱，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动乱。他还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明确反对学生的过激行为，后来发生的事件证实了他的忧虑；1990年代，当中国经济正在为清理三角债头痛，一些经济学家还在谈论短缺经济，总供给不足的时候，他大胆援引《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理论，提出了“市场有限论”，为局部生产力过剩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周期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当人们尚沉浸在震惊中不知所措的时候，国际上对中国改革颇多猜测的时候，何新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与新闻发布会上，力言“为中国辩护”（自称），提出计划经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相反，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1999年，在中国经济开始好转，国企改革有大的动作，人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开始有所突破之时，他又出惊人之语，称“要破除所有制迷信”，认为国企的问题不是机制问题，而是政策使其陷入困境，应高度重视失业下岗问题；2003年，16大召开之际，在党的领导集体新老交替在即，社会上议论纷纷，各种观点和传言盛行之时，他又撰写了《江泽民时代》和《论某公》两文，在网络上发表。

总之，善于抓住关键时机，关键问题，在关键的时刻，说出人们希望听到的话，回答人们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引起社会的轰动与关注，给人震动、让人吃惊，令人冷静的思考。这就是何新的特色。何新之在20世纪80-90年代青年中的影响，新左派理论中何新思想分量之重，是与这一时期何新报刊文章的大量发表以及何新文集的出版风行有关。否则，今天的青年人就会如哲学界不知道有李泽厚，经济学界不知道有薛暮桥一样，也不会知道政治理论界还有何新。

撰写警世恒言

在国人们尚在为农业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适度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一举解决了多年来从未解决的粮食短缺和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问题；为恢复大学招生，开放赴西方国家留学制度，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为宣传舆论及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实施改革，不再禁止国内外思想文化的正常交流，使国人们尽享从未有过的政治上的宽松局面、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为新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思想观念的引进，带来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尚在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乡镇企业、个体经营与一般加工业、长途贩运业的放开，给广大知识分子、农民群众和城市非国有企业劳动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命运的巨大机遇；为城市打工事实上的放开，使脱离农业走上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民，有了几十年来首次享有的迁移和就业选择的自由权，感到兴高采烈之时。更为1989年系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日，国内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国际上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治改革风头正劲。中国的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上至邓小平赵紫阳，下至文人学者青年学生黎民百姓议论关心的热点。随着民主化呼声的高涨，对传统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的批判翻反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适度和广度（这时推出受到广泛关注的电视片《河殇》，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而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的时候。

何新没有去赶上述这些个人人在赶的时代潮头，而是从民谣和谚语中，从极不平等的社会分配中，从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中，从人们对社会形势普遍一致的乐观判断中，从青年学生欣喜若狂的举动中，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社会可能出现动乱。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为社会动乱埋下了社情民意的隐患；主流意识形态受到非议，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带来麻烦；传统文化的失落，会降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超越现实的政治民主追求，最后可能导致苏联式的政治动乱。于是乎，他毅然决然的逆时代潮流而动，在乐观情绪主导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写下了一组色彩悲观的警世文章。他在香港《明报》和国内《经济学周报》上刊登的“我的忧思”等一组系列文章中，甚至为可能到来的动乱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作为一种假想性的政治预设，我们今天已经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10至20年内发生的可能性。时间：90年代――21世纪初期，地点：中国某一种小型城市，背景：由于长期的物价上涨，使得城镇人们生活指数不断上升，有限的消费财富集中于特权阶层和囤积居奇的暴发户手中。社会情绪由于长期积郁不满，渐渐具有爆炸性。冲突的诱导因素：1、连续自然灾害造成口粮供应紧缺，甚至中断（同时由于国家外汇储备匮乏，国际市场粮价上涨，难以大宗进口粮食），为抢购粮食，发生自发性群众骚乱。2、不断连续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心理紧张，人们为取得保值手段囤积物质，发生大规模抢购风潮。由于物质紧缺引至骚乱。3、长期通货膨胀，造成人民心理紧张，发生大规模抢提储蓄资金。国家银行为防止货币大量流入冲击市场，实行限额提款，与群众发生冲突而造成骚乱。冲突的激化：政府出动警察前往弹压，在冲突中发生死伤（天安门事件重演）。冲突的恶化：在人们对现实政治普遍不满，社会情绪激昂的背景下，暴力镇压必将引起新的抗议活动，例如市民陈尸游行等，随着消息由事件发生地的传播，事变将迅速由一个城市或地方向多个城市或地区扩散、传播。通过民间舆论的鼓动，终于引发为难以遏制的全国性人民抗议浪潮。执政者对策：为平息局势，动员军队实行军管。后果分析：武装部队下层士兵拒绝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者开枪。军心不稳。骚乱继续扩大。其结果是：中央政府引咎辞职”。（《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17页）

何新理论的现实表现

除了通俗的文风和善于捕捉热点的机敏使他的文章拥有大量读者外，何新理论本身的说服力，观点的合理性，思想的深刻性，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也许站在今天的角度，从今天社会达到的认知水平来看何新十几年前的文章，他的那些东西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悲观预言外，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独到和新颖之出。然而何新文章之具有那样广泛的读者群，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仅仅从及时反映社会热点、会煽情、文字水平高，是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当时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新闻的苏晓康、刘槟雁等报刊写手，比他更会捕捉社会热点，其语言更为动情和富有煽动性，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文章的读者面远不及何新。在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情况和他相类似，那就是李泽厚。后者以其在康德哲学研究、美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确立了自己在理论界的地位。而何新则是以其在文化研究、现实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国际问题的研究而令理论界瞩目。

客观而论，除了流民问题的观点和近来关于意识形态控制的观点，囿于旧的思维模式，所得结论脱离实际外，他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质疑，他关于精英淘汰的观点，市场有限性和注意西方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影响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应修好苏联，发展中苏贸易；与日本建立某种特殊的战略与经贸关系，他关于粮食安全及贸易的构想，他对冷战后世界大势的分析，直到今天也是超前的合理的，有很强说服力的。我们没有在经济上同日本建立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两国关系几十年没有突破性进展。日本对中国经济实际影响巨大，在西方发达国家联手制裁中国的1989年，日本采取与美欧截然不同的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援助性贷款数量最多，加上中日地缘上的接近，这一切事实均显示，中日两国应有的友好合作关系同实际存在的现实关系的差距巨大。这一点，从官方到民间都很少注意到。直到何新发表相关言论10年后，最近才有马立诚、时殷弘等学者专家，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负面影响，提出了倾向性上类似何新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