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武年：我看中国的改革宿命

一

中国三千多年的信史，改朝换代很多；但是真正具有制度进步意义的，应该说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秦统一，公元前 221 年，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子民生命财产的生杀予夺和土地的最终所有，具有最高的支配权。这次的制度进步，是中国社会自主生发的，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自有基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到两汉，到魏晋，到隋唐，到宋元明清，只是姓张的皇帝换成了姓李的皇帝，姓李的皇帝又换成了姓王的皇帝而已，制度没有变化。中国这个自创的有“自主产权”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差不多延续了二千年――持续了二千年而没有发展！我想，在制度层面上，“可持续”不一定就一定是会有“发展”的。

第二次就说到了晚清。前些年，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写了本书，叫《晚清七十年》，提出了一个确定的“晚清”概念。清朝到 1911 年终止，从 1911 年往上数七十年，正是 1840 年前后――这正是中国处于“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也正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说的，中国开始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第二次制度进步，实际上就从 1840 年开始。中国的国门被强制打开，舶来品中，除了鸦片和机制洋布以外，还有“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新的思想理念，还有“民主”和“共和”这种新型的政治制度。这次的制度进步，在开始的时候，实行的是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它的载体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中国的割地赔款！它完全是外力强加的！但是，没有这些强制性的外力，中国的“持续了二千年而没有发展”的“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可能还不知道要继续“持续”到什么时候。说的透彻一点，中国社会的自有基因生发不出新制度的萌芽，解决不了这个第二次制度进步问题。这个看法，不是我的发现――比如顾准在接近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了这个看法――当然，现在和以后更不会是我的“独唱”。

从 1840 年到现在，已经一百七十年了。仅从统治集团更替的角度看，这一百七十年分了三段：一是晚清七十年，二是民国三十八年，三是共和国六十二年。我以为，这三段一百七十年都是在解决中国的第二次制度进步问题――就是说，三个时期的中国的统治集团面临的都是同一个任务。这里面包括了各种的政争、战乱以及改朝换代，涵盖了各种的“主义”、口号乃至国家制度；各色中国人的探索、努力、斗争，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自觉的还是愚蛮的，是为公的还是谋私的，都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里面去认识和考量。

这三段里面，我还要从晚清七十年说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以为，今天的中国象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一样，再次遇到了空前严峻和空前严厉的历史大潮――就是现代制度和现代理念的挑战――而当前我们所采取的所有应对，差不多都可以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中找到相应或相似的参照物。这里面是不是暗藏着中国的既有宿命呢？我有些心惊肉跳了。

二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是中国人无比痛苦的记忆！在晚清七十年里，中国“被”打了两次鸦片战争，“被”打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闹过太平军，闹过义和团，推进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后，还打过八国联军。从头到尾，国不安生，民不聊生，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不计其数，赔偿的黄金白银不计其数。在晚清七十年里，中国的最高统治集团冥顽、腐败，愚蠢的妄自尊大，政治斗争不断，派系争夺频仍，从道光到咸丰，接着又是同治和光绪以至宣统三个小皇帝――当然，他们的“核心”始终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始终是最后“说了算”的人――其间，又是“辛酉政变”，又是 “甲申易枢”，在惊愕和痛苦之中应付着外来的打击和内部的冲击！

但是，现在应该看清楚了：在基本完成了所谓的“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列强的近代理念和近代工具面前，颟顸、愚昧的满清统治集团――实际上这个“颟顸”、“愚昧”只是对国际事务而言，对国内政治，他们绝不“颟顸”、“愚昧”――不行，换了满腹孔孟、有一腔“正气”，“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汉族士大夫也一样不行。即使不行，晚清的统治集团也做出了在那个时代所能做出的应对。这些应对集中地反应在一次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和一次政治上的“制度进步”上面。

先说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在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政治紊乱、军事平乱之后， 1860 年代，晚清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开放”前后延续了三十几年，非常有意思的是，大略检点一下，其主要作为，我们今天都“似曾相识”――

也调整了自己的“干部路线”。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清廷对自己的“干部路线”作了基本的调整：由只信任满人改变为满汉并用乃至放手使用汉人，由此，才有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大批挽狂澜于既倒的晚清大政治家的出现。后来，虽然高层政治斗争不断，这个调整后的干部路线没有改变；

也从沿海沿江地方开始。 1861 年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 1865 年李鸿章设“江南制造局”， 1866 年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 1872 年李鸿章设“上海轮船招商局”，其余如“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不一而足，到 1890 年代时，全国百余个路矿局所，并且基本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也组织了“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1866 年 4 月，军机处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大员发出了二个文件，一个是清廷“总税务司”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一个是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要求各地尽快研究尽快回复。当然，讨论的结果我们在今天也可以想象：无论满汉，几乎所有的督抚高官肯定都表示愤慨，痛骂“英夷”，对“洋夷”之“奇技淫巧”不 屑 一顾；但是，“洋务运动”却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里推进着，并且，由官办而及民营，由一隅而及全国，由军工而及其他――后来的历史学者评论：“尽管被挂上了 ‘ 批判 ’ 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调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

也开始了“中外交流”。第一次是 1866 年，“总税务司”赫德回国休假，清廷派了个正三品的“省部级”满族大员随赫德去欧洲，周游了英、法、德、俄各国。第二次是 1868 年，清廷委托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大清的政府代表团赴欧美考察――史称“蒲安臣使团”，这个使团一行十余人，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俄国等，并且会见了各国元首。第三次是 1870 年，美国卸任不久的国务卿西华德访华，与清廷“总理衙门”三次会谈。第四次是 1879 年，刚刚结束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的格兰特来到中国，先后去了广东、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会见了恭亲王和李鸿章等清廷政要。此外，派驻使节、派出留学生等，都已逐次展开；

也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着“祖宗之制”不动摇，一方面又不断地从意识形态的边缘上、枝蔓上冲击着和修剪着“祖宗之制”；

也是一方面斥列强为“蛮夷”，视其为“敌对势力”，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周旋其间，加入“国际社会”，以“以夷制夷”；

等等。

这次“改革开放”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到 1895 年中日战争中国输给了日本才算告一段落。那时的中国，“洋务”已然蔚然成观，并且，还拥有了一支排名世界前列的北洋舰队――可是，不管用，中国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是被日本这个“ 蕞 尔小国”打败的！而且败的还那么惨！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日本坚决地“开国进取”、“脱亚入欧”了，而我们呢，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时，举国汹汹，朝野大哗，新老“愤青”的爱国唾沫如万箭齐发，直指李鸿章――但重新出山的“总理”恭亲王却公正地指出：“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全由不西化之故”！这句话由满清的资深“总理”、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亲叔叔、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着三落三起经历的恭亲王说出来，确实是极痛极明之言！这里面包含了多少过去了的无知和无奈！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专制体制内的“裱糊”――李鸿章即自称是大清国的“裱糊匠”――从被动的“裱糊”到主动的“裱糊”！从消极的“裱糊”到积极的“裱糊”！从挖空心思的“裱糊”、手忙脚乱的“裱糊”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裱糊”！但是，既然是坚持“中学为体”，在“中学”这个“体”上，再“裱糊”又有何用！

再说说政治上的“制度进步”。

中日战争打败之后，列强觊觎之心大起，中国危亡之势空前，于是，发生了一“右”一“左”两个极端事件。先是“右”的，就是那个疾风骤雨、形同儿戏的“戊戌变法”，后是“左”的，就是那个激于民气、终于无知的“义和团运动”！这两下子不太能登于大雅之堂，却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国家危亡时刻的本能反应。但是反应归反应，失败还是失败。在这时候，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大清要亡！”――中国又到了“改朝换代”的当口啦！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适时地出了个孙中山！孙中山搞了个“革命党”！就是说，“改朝换代”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之外，还有“革命”的方式――除了“平均地权”之外，还要“建立共和”！在上个世纪之初，由于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晚清统治集团终于接受了“立宪”这个名词――于是，中国这辆“专制”的老旧牛车终于被赶上了政治进步这条崎岖之路！

1906 年 6 月 1 日 ――这时候，离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还有五年零四个月――晚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1907 年 10 月 19 日 ，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 1908 年 8 月 27 日 ，《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公布； 1909 年 10 月 14 日 ，除新疆外的各省咨议局全部成立，“咨议员”也全部经投票选举产生； 1910 年 9 月，“咨议院”在北京成立；次年 5 月，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等等！

这样的日程，在后来人看来，也算是“态度积极”了！可是很遗憾，所有这些，都来不及了――五个月之后，武昌首义爆发，很快，全国十八行省中十三个响应！次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也别“责任内阁”了，也别“君主立宪”了！到你真的有了紧迫性的紧迫感的时候，那就同时真的来不及了！

晚清七十年！晚清七十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也算殚精竭虑！一次“政治进步”也算紧锣密鼓！但是迎来的，却是灭亡的丧钟！唉，这真应了辛弃疾的那几句“水龙吟”：“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三

新中国建立六十二年了。六十二年的历史大略可分两段。

第一段是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党的威信很高，人民热情很高，但是我们的领导集团――特别是主要领袖人物――基本上沉湎于“天然”的或曰“天命”的“代表人民利益”的臆境而不能自拔，我们的国家制度从“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从“共同纲领”退到“党的领导”，直到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

接着是第二段，就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领导集团终于在国家崩溃的边缘上清醒，终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终于开始“改革开放”了――但是说句透彻的话，我们是在“专制”的原点上开始“改革开放”的！是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可是产生“四人帮”、制造“文化大革命”的政体、政制没有改变！当然，经济建设很有成绩！改革开放很有成绩！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可是，中国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中国的危机消除了没有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且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政治消费愿望的提高，中国的内部问题更复杂了，中国的内部危机更严重了！我们的“领导核心”已经进入“第四代”、马上就该“第五代”了――难道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吗？难道就真的以为，这些问题仅仅靠着发展经济、延续时间就能够解决的吗？

晚清七十年！共和国六十二年！这是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可是在我这里却拿来做类比！有人会说“你居心险恶”、会说“你恶毒诅咒”之类。没办法，一个“家天下”，一个“党天下”，我就是觉得太像。同样的历史大势和同样的制度挑战！同样的历史大势和同样的制度挑战之下的同样的“改革开放”！ 同样的“改革开放”中的同样的各项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