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应当高度重视陈奎元讲话反映出的重大政治交锋」正文
5月2日,乌有之乡转发了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先生的讲话《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照最近中国大地突然再次刮起的妖魔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政治狂潮就会发现,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再次形成了新的重大政治交锋。
或许是由于陈奎元先生特殊的政治背景所决定,近两年来陈奎元先生的讲话总是会掀起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波澜,诸如“绝不允许打着改革开放旗号篡党夺权”的讲话,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讲话等,无一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政治交锋。这次呼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更是激起了朝野上下、体制内外的狂潮大浪,从北京高层指责目前中国最大危害之一是文革流毒,到李庄律师团控诉重庆唱红打黑是“文革重演”,再到《浙江日报》党报下属媒体发表茅于轼污言秽语辱骂毛泽东的文章,进而到人民日报直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对茅于轼和《浙江日报》下属媒体造谣辱骂毛泽东公开庇护,设在美国的数十家汉奸媒体更是开足马力大肆配合,国内外媒体联手掀起了继胡耀邦搞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最大一轮妖魔化毛泽东和文革的政治狂潮。
并且,这一次他们是豁出老本的倾巢出动,因为他们知道,陈奎元讲话既非是陈奎元个人的看法,也绝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看法,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次重大政治试探,试探回归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社会主义的阻力有多大。其实,陈奎元的讲话还不算什么,比陈奎元不知道重要多少倍的讲话则更加振奋人心。陈奎元的讲话之所以会激起轩然大波,就在于陈奎元讲话所透出的政治信息,显示出当今中国正在摆脱30年来旧有的发展轨道,探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不再象以往那样只是一句漂亮口号,改革教的地位不再象以往那样神圣不可动摇,带路党也不再象以往那样比汪伪时期的汉奸还要更加荣耀,特别是陈奎元讲话中透露出的几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政治变化,是以改革教和带路党所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第一,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只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提邓小平理论的讲话。为了突出这一点还专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讲话不仅批评了用邓小平理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还第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小平的“硬道理论”和“常委决定论”等错误理论,这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还是第一次。虽然对邓小平理论的不点名批评,还是采用“虽然……但是”这种婉转的话语结构,但是,考虑到30多年来,“虽然……但是”这种话语结构早已成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专门用语,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带有标志性的政治变化。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然……但是”这种东方式的否定性话语结构,终于开始由评论毛泽东思想转向了评论邓小平理论,这既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回归,又是一种应有的历史报应。
虽然极端右翼势力并不捍卫和拥护邓小平,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批评邓小平,却是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极端右翼势力对邓小平的否定,是因为邓小平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其实除了留下一个外壳之外,基本上已经彻底否定了),没有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特别是没有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这是极端右翼势力从最初“拥邓反毛”,转而发展到目前“弃邓反毛”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极端右翼势力对邓小平的抱怨乃至仇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当初不是邓小平坚持要20年之后重评毛泽东,而是当时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绝对活不到今天,中国红色大潮更不会崛起于今天,而如今,重评毛泽东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甚至整个党和国家都有可能重新回归毛泽东的道路,所以右派才会对邓小平越来越恼火。可见,虽然左派和右派都在评邓小平,但是批评的立场却截然相反:左派批评邓小平不应该否定毛泽东;右派批评邓小平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否定而又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不仅是左右两派当中都有人反对邓小平的原因,同时也是左右两派当中都有人拥护邓小平的原因。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左右两派当中拥护邓小平的人会越来越少,反对邓小平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邓小平的一大历史不幸。
由于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批评邓小平理论,并且是站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批评邓小平理论,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也足够石破天惊,右派焉然能够接受!于是,便开始了对毛泽东新一轮妖魔化运动,并且是采用最下流的手段妖魔化毛泽东,加之既有党报所属媒体的登载,又有百姓噤若寒蝉的高层背景,不愁不能把妖魔化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或许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30多年来,国内外极端右翼势力一直死死咬住毛泽东不放?道理很简单,因为毛泽东代表着人民解放和民族团结,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世界殖民规则的终结!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民族崛起只是一个梦想;有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民族崛起就是一个过程。中国老百姓懂得这个道理,美国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圣诞之夜悬挂毛主席像的奥巴马更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黑人奥巴马十分清楚,美国黑人是怎样从猪狗不如的动物走上总统宝座的。既然毛泽东思想能够让大洋彼岸的黑人站起来,更加能够让中国人民再次站起来。所以,美国长期豢养的所有走狗必须立刻行动起来,用尽所有办法妖魔化毛泽东,否则,美国就要发动杀狗运动!这就是中国所有走狗不得不行动起来的原因,连年逾八旬的老狗也要赤膊上阵,否则同样格杀勿论。
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刮起否定文革和毛泽东运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和红色大潮兴起中突然发现,他们折腾了30多年并没有折腾出毛泽东的手掌心,一直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中国这盘大棋仍然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博弈在运转,毛泽东并没有死,毛泽东仍然活着,毛泽东正在指导中国人民步伐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毛派共产党人的火种正在朝野上下体制内外遍地开出红色火花,文革政治大演习的历史作用正在逐渐发挥出来,中国极端右翼势力30年反毛非毛的妖魔化运动,只不过是充当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反合三个阶段的其中一个环节,从反面推动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重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当今世界,以大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以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以大众经济取代精英经济,以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势将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而把大众政治文明奉献给世界人民的,就是以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带领下将要完成三大复兴运动的中国人民。中国不仅没有重蹈苏东巨变的覆辙,不仅没有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画上一个历史句号,相反,还要确立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伟大历史起点。这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所没有想到的,也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他们一定要反扑,一定不会甘心接受历史的安排,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会最终走向红色翻盘,关键就在于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没有彻底肃清文革流毒。所以,便再次形成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强烈仇恨。
第二,陈奎元讲话是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重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仍然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利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护自己、抵制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理论武器。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核心,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当今中国,重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精神,值此一点,足可见出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
最近,我们经常提醒青年学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总是细皮嫩肉的极少数人统治五大三粗的绝大多数人?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细皮嫩肉的极少数人具有统一的阶级意识,而五大三粗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统一的阶级意识。极少数人是以强大的阶级力量,来对付绝大多数人的分散的个体力量,这就是极少数人能够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把以往只是剥削阶级才具有的阶级意识,注入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血液之中,当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以阶级的自觉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们便会成为无往而不胜的最伟大力量。这就是中国极端右翼势力极其仇恨阶级斗争学说的原因。当初胡耀邦率领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官僚精英集团,控诉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第一罪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讲阶级斗争,讲剩余价值理论,讲唯物史观,就必然会得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结论,就必然会得出剥削有罪、压迫有罪,消灭雇佣剥削关系的结论,这显然是当今精英阶级所无法接受的结论。30多年来,中国精英阶级通过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阶级斗争,好不容易才树立起剥削有理、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政治理念,好不容易才把“革命与造反”这头千年魔兽关进思想牢笼,现在重提阶级斗争学说,岂不是又要把“革命与造反”的魔兽放出牢笼?如此一来,30多年打造形成的剥削有理、剥削有功、剥削万岁的神圣教条势必会荡然无存。所以,豁出老命也要男女老少齐上阵,誓死捍卫剥削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陈奎元讲话挑明了当今中国两种改革方向、两条发展道路、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首先,陈奎元引用吴邦国的话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谈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显然,无论是吴邦国还是陈奎元,这段话的针对性十分明确,完全是针对改变国家根本制度的政改要求而言的。有人说,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陈奎元引用吴邦国的话回答说,如果动摇了国家根本制度,不仅所有发展成果都会失去,甚至国家会陷入内乱的深渊。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谓“经济改革成果”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绝不仅仅是字面含义不同,而是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所谓“经济改革成果”主要是指私有化成果;而“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则包括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等各个方面,所以这些方面搞不好才会使“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
其次,如果说动摇国家根本制度会使“国家陷入内乱的深渊”,那么,抛弃穷人只为富人服务,则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的泥潭”。陈奎元讲话指出:“党中央适时地强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把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要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个着重点至关重要,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生吴邦国同志报告中指出的情况:已有的成果会丧失,而且国家也可能陷入混乱的泥潭”。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究竟是广大民众的民生问题还是少数精英的民主问题,究竟是应该优先解决穷人的生存问题还是优先解决富人的说话问题?这是当前民生政策与政改呼吁之间分歧的实质。虽然富人的说话问题十分重要,但是穷人的生存问题更加重要。可是一段时间以来,却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有人一边采用种种手段把穷人逼向绝境,一边又高调呼吁要创造条件让人讲真话,显然这里的人,如同“国退民进”中的民一样,并不包括穷人和普通老百姓,而是专指那些文化精英。当前中国精英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对立,决定了精英集团的话语权与人民大众的生存权之间,呈现出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不共戴天现象,在精英阶级看来,民众除了要求在报刊电视等媒体自由发表文章的民主权利之外,不应该要求任何民生权利,否则就是罪恶滔天的该死民粹,就是十恶不赦的文革余孽。李庄律师团控诉重庆“文革重演”,就是因为重庆开始解决部分民生问题;发表茅于轼辱骂毛主席文章的那个胡舒立,就在不久前还把建设“五有社会”骂做是文革余孽的极左煽动。可见,中国文化精英对老百姓的仇恨心理,已经达到了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
最后,就所谓“包容”问题,陈奎元讲话与最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形成了尖锐对立。陈奎元指出:“包容的精义是发扬民主,博采众长,但不能允许挑战党和国家的基本理论和根本制度。'包容'不能变成被'掉包',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掉了包,偷换成'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包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掉包,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丢掉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