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诺泽姆采夫：俄国新封建主义解析

弗拉蒂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弗拉蒂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Vladislav L. Inozemtsev）是位于莫斯科的后工业研究中心主任，莫斯科经济学院教授，《自由思想》月刊主编。

当今，西方许多专家把俄国描述为逐渐滑向专制主义的国家，缓慢地（或不那么缓慢）走上苏联的道路，专制政权将在新兴公民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崩溃。流行的观点把这种专制主义回潮归咎于当代俄国政治精英的本质。这个精英中的成员（包括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内的西方许多分析家都这样认为）是从所谓国家机器的执法和安全部门招募来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的军事和安全部门。1 这些假设结合起来提供了对俄国中长期前景总体上比较乐观的解读：要么俄国公民社会像1989-91那样再度复兴，要么当代精英衰老后退出舞台。无论那种情况，积极的变化已经露出曙光。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当代俄国不是苏联2.0版的候选者。在这个国家，公民拥有不受限制地接触信息的机会、有自己的财产、有进出国门的自由、还创办了各种私有企业。当然，政治领域仍然存在严格的限制，正如总统梅德韦杰夫自己最近说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充分地”达到民主的标准。

显然，这种安排---经济自由加上政治限制---并不能讨好每个人。在标准的美国人看来，它说明必须做出让步。这也是错误的。有些俄国人确实表达了对当今体制和警察当局普遍的滥权的不满，对地方官员和金融寡头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深恶痛绝。但是这个体制似乎非常坚固和持久。它的力量源自一个基本原则：国民个人解决问题要比集体挑战国家体制容易得多。这是因为西方人所说的腐败不是这个制度的祸害而是其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在俄国，腐败是在缺乏普遍被人接受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的一种交易润滑剂。总体上看，这些交易很好地描述了一种新型封建主义。这对于熟谙俄国历史的人来说并不令人惊讶，那是70多年共产主义统治之前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阶段。现在它再度活跃起来了。

而且，这个制度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在普京时代确立下来的俄国的“垂直权力”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权钱/钱权交易机制。在等级体系的每一级某种程度的贿赂和扈从门派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是换取无条件忠诚和赢得上司信任的手段。该体制建立在公民的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但对这些自由谨慎的政治限制为最大的受益者带来庞大财富。对自由的限制存在各种等级和限制，所以这是一种比过去等级更多的封建制度，但是起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弱者为“上面”纳贡，强者为“下面”提供保护。

俄国制度如果没有经济自由是无法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苏联。但是该体制对政治自由深感恐惧，因为这是与其封建主义视角格格不入的。因此，俄国不可能很快像西欧或者北美的任何一个国家。它不会崩溃，也不会发生激烈变革，还会是老样子。人们期待的未来变化可能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尖刻笑话：在你接近地平线的时候，它又退向远方了。

人们说，即使稳定的制度在这种时候也需要前进才能维持生存。因此，许多人相信现行的俄国常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最近真诚呼吁现代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给我们提供了当局对现有威胁进行准确评估的罕见例子。他似乎明白确保俄国现在稳定的因素不可能带来在危机时刻生存所需要的创新精神。但因为普京的影子在身后掣肘，梅德韦杰夫既不能说服官僚体系内部的人也无法说服大众他看出来的威胁是真实的和危险的。没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一无所有，什么也做不成。

无论如何，梅德韦杰夫认为该体制不能长久维持稳定是错误的，虽然他觉得该体制不能繁荣是正确的。俄国不是独裁体制而是相对自由的国家，当今政权更多通过共识而不是压迫来统治，不大可能出现对该政权的严肃威胁。如果和他们曾经设想的其他选择对比的话，一个基本维持现状的制度适合俄国国民的愿望。若对他们说该制度要崩溃，他们并不像你期待的那样感到担忧。正如历史学家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曾经指出的，“观察家看到的所谓衰落不必要是针对大部分民众的，对人民来说，崩溃并非灾难而是理性的经济算计过程，或许对许多人来说是好事。”2 毕竟，即使在封建时代，有时候封建主垮台了，农民还能自动分享一部分他们的财富。

与俄国未来相关关系更少的是苏联时代的克格勃官员应该为当代俄国政治体制的缺陷负责。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忽略了两个事实。

首先，他们忘记了俄国准独裁的“超级总统”政治体制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的“民主”阶段。当时的总统叶利钦强行解散合法的议会，推动了新宪法，其中总统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实际上，他的地位类似1933年3月23日“授权法案”（Ermächtigungsgesetz）确定的德国元首的地位。后来，叶利钦的亲信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精心策划了胜利。这已经让国家偏离了在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政客之间权力更迭的天然道路。不管看似多么不可能，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东欧确实进入了这种常常急迫的但成功的转型。从那个时期开始，对现有领导或他挑选的继承者“没有其他选择”的观点已经成为俄国政治的核心内容。这和克格勃的残余势力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他们忘记了大部分俄国精英的军队和安全部门出身并不是民主衰落的标志。在各级安全部门工作的许多人都是能干和诚实的人。俄国之外的人常常忘记了几十年来，克格勃精英是衰落的苏联当局中最具有未来眼光的人。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力集团”而是“逆淘汰”带来的问题，前民主派和他们的敌人招募新精英成员的方式。

普京现象反映了1990年代的俄国领袖更愿意挑选一个没有杰出政绩的平庸官员作为新总统，而不是挑选比如普里马可夫（Yevgeny Primakov）和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等经验丰富但不完美的人。他们两个当时都非常受民众欢迎。普京的崛起是2000年代人事选择的典型，在苏联时代他只晋升到中校职务，只是在圣彼得堡市政厅的腐败行为才出名。数百个平庸的官僚招募更无能的人占据各部委的职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平庸之辈不会成为可能取代自己的竞争者。结果，俄国政府现在遭受的与其说是“权力寡头”的统治倒不如说是“无能之辈”的统治。

我们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逆淘汰”的问题了。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是1981年被派往伦敦工作的职业间谍。几年后，他被派往芬兰（不是作为杰出成绩的酬劳，你可以想象）再后来被派往肯尼亚，在那里他的工作造成东非俄国情报网的破坏。今天，他是普京政府的副总理。再看鲍里斯•格雷兹洛夫（Boris Gryzlov）从前是工程师曾以发明据说能净化任何污染（甚至包括辐射物）的水的过滤器而闻名（俄罗斯科学院对这个过滤器的调查显示它的使用没有积极的影响）。2001年，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2003年“当选”为议会下院的国家杜马主席，他以发表“杜马不是辩论的好地方”的言论而闻名。现任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在2000年之前一直是家具店老板，根本就不知道驱逐舰和拖船有什么区别。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举下去。

这种官员常常在当政期间获得博士学位或者教授职称来试图掩盖自己的无知。美国人很难相信这种事情，但曾经在1994年通过函授获得经济学毕业证的谢尔久科夫在200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担任俄国税务局长的2006年获得正教授职称。今天，在450名杜马议员中有71位教授。（在美国第110届众议院中没有一个教授，在第17届德国议会中只有三个教授）。现有俄国政治精英的基本特征是科学学位虚饰掩盖下的彻底无知。俄国能在安全部人员的统治下实在太幸运了。

但是，无名之辈仍持续出现，获得空前的成功担任高官。他们的真正本事就是盗窃公共资金，接受贿赂和在像他们一样无能的上司面前卑躬屈膝。俄国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逆淘汰现象。这个事实最充分地说明了深不可测的糟糕表现，为我们预测其变化趋势提供了基础。

隐含意义

显然，和苏联时代的官僚集团相比，俄国现有政治精英的本事差远了，但它去专业化的迹象可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被发现。今天，从俄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中只有14%的人是学工程专业的。在德国，这个比例是29%，在中国这个比例接近42%。因为缺乏专业资格，工作岗位的获得很多依靠个人关系，工作经验和表现并不重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总裁亚历克斯•米勒（Alexei Miller）在被任命为公司的领导时根本没有在能源行业工作的经验。即使在油价飙升的时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产量从2000年的5232亿立方米下降到2009年的4615亿立方米。前总理，俄罗斯国家核工业公司的总裁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ei Kirienko）也没有原子能领域的经验。他在2005年获得任命时承诺的在俄国安装的11个新核反应堆中只有一个在投入运行。

俄国精英的这种去专业化的狂奔意味着什么呢？最近，它意味着成为终身官员是特别受人欢迎的选择，因为可以捞钱。

俄国的去专业化碰巧和因为油价飙升而造成的进入俄国经济越来越多的巨额现金流不密切相关。联邦预算收入从2001年的1.2万亿卢布增加到2008年的8.2万亿卢布。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也提高了，从一美元兑29.5卢布到兑换24.9卢布。这使得俄国官僚阶的财富通过收受贿赂和其他非法利益而大量增加。按照俄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萨塔罗夫（Georgyi Satarov）的估计，俄国经济中总体的贿赂金额在普京统治期间从每年33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4000亿美元。

这种国家事务的背后是两个深刻趋势。第一个是政府公务员成为对俄国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最具吸引力的职业。俄国警察官的平均年龄是42岁，而在苏联时代后期是57岁。税务警察的评价年龄不到33岁。在莫斯科最西方化的大学经济学高等研究院的毕业生中，2008年选修我上的课的109名学生中有88名梦想当公务员。这意味着俄国统治阶级很可能变得越来越保守，随着它越来越年轻化并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这完全驳斥了外国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经历苏联政治时代的一代领导人退出舞台后可能为年轻的更自由派的领导人上台开辟道路。

第二个趋势更加明显。当今，金钱不仅无法从公共服务领域“拔出来”，而且还可以在权力精英中购买影响力大的职务。比如，在国家杜马担任议员的有超过49个百万美元富翁和6个亿万富翁，在联邦委员会有28个百万富翁和5个亿万富翁。相对而言，贝卢斯科尼是在欧盟最初的15个成员国中赢得国会议员资格的唯一一个亿万富翁。因为杜马和联邦委员会都是由克里姆林宫点名选择的代表组成的，人们不需要费力思考就能明白这些超级富豪是如何获得这些职务的。他们用金钱和忠诚上贡，得到自上而下的保护，这是封建时代社会交换的标志。与此同时，俄国部长的大部分试图说服普通民众他们的平均官方收入每年不足十万美元。不管有没有人相信，如今在这个国家没有发现欠债的部长或者破产的省长。

从所有这些中人们可以看到俄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两个有趣的发展。一个是自2000年以来俄国建立的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稳定地转变为准家族企业。在一个严重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除了家人，你还能相信谁呢？家长制是制度化的封建主义，两者总是互为支持的。

人人都知道莫斯科最好的地块一直牢牢地被控制在这个国家最赋予的女企业家叶连娜•巴图林娜（Yelena Baturina）的手中。她1991年与莫斯科前市长卢日科夫（Yury Luzhkov）结婚。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尔塔扎•拉希莫夫（Murtaza Rakhimov）的儿子乌拉尔•拉希莫夫（Ural Rakhimov）控制着石油企业。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前部长米哈伊尔•祖拉博夫（Mikhail Zurabov）的妻子拥有若干公司，负责购买药品然后再免费发放给需要的人。大部分药品是国家在市场价格的三倍到五倍购买的。穷人得到了服务，但有钱人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富有了。还有没有更好的例子说明俄国做善事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