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土地制度的症结是体制问题

我觉得胡德平同志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的权益》的提案，撬动了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可能涉及我们的根本制度。

提案引发的思考，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对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思考。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曾经讨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中国这个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国家的根本体制，所谓“土地公有”，从“井田制”就开始了，有部分土地是村社公有，相当于“集体所有”。但从根本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历来就是皇家的，百姓只不过是“食毛践土”。远的不说，政府60 年来基本上也还是这个思路。

其实从根本上讲，所有的矛盾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后果。60 年来把土地问题搞成这样，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问题相互牵制着解决不了。所以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远的不说，就说分税制问题，现在就变成这么一种僵局，中央不让利给地方，地方不让利给百姓。分税制以后，中央拿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成为又管理又经营这么一种角色。然后这个食物链延续下来，地方通过征地，甭管是野蛮的方式，或是非法的方式，反正把地弄到手就有得吃。从这食物链再往下吃，吃开发商、吃建筑商、吃各种中介，最后吃到买房人头上，真正的消费者是在这个食物链的末端生存，上面的都比我们生猛，变成这种生态。

这种生态不改变不行，但我也有一种担心，李昌平主张的这个方案一旦实施，中央政府实力突然又增强了，因为它的钱更多了，但是又没有相应的配套体制。这些钱的使用，既没有对政府廉政的监督，也没有民众参与这种公认的监督。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构想，也有很多好的政策，最后都走偏了，就是因为没有配套的体制。这一说起来又远了，就说到了宪政、说到民主了，这个话题就大了，但是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以前就有过，虽然那时候没多少社会财富，但是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到官府手里。因此我有我的担心，就是如果中央的权力和财富过大以后会怎么样？我一直是趋向于按各区域经济、文化的自身特点发展，即便不搞联邦制，但还是应该有区域发展的概念进来，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发展。

上次在某市考察，我向他们提过，你们一方面要发展地方工业，而且是有相当污染的工业；但是另一方面又说要建成宜居城市，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太有为，所有的事都要政府来包办。

现在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尾大不掉的角色。应该说，李昌平的方案，中央政府肯定是欢迎的。为什么呢？这些年来，中央政府调动、使用权力的能力越来越萎缩了，地方诸侯越来越强势，我想你的方案，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是欢迎的。我们现在是只顾眼前之事，但是必须思考这个国家未来。除了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还要有政治、文化的建设上的整体考虑。究竟是集中权力和集中财富好，还是有适当的分权好，现在我国的政治结构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几千年来都以为是大一统好，一旦提出分权，就会被认为是划分势力范围。但历史上思想文化的辉煌年代，都不是大一统的局面下能出现的。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有一定的集中，又有各自发展的自由空间的一种制度建设？

其实我有时挺悲观的，最近开一些会，经常有悲观的观点，人类这么干下去是自取灭亡。霍金说，人类再有两百年就灭亡了。现在就不是一个好好的活法，预支资源就是预支未来，现在的政府五年一届，一般来讲，在任的根本就不管下一任怎么过日子。土地财政就是个预支，根本就不管下一任，更不管下一代怎么活。所以不仅是土地问题，同时是生态问题，没有可持续性，都是短期行为。而且是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官员不对老百姓负责，百姓也不对政府负责，互不负责的状态。我觉得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包括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规则全都破坏了。30 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建立规则的过程。可是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思潮，又想要再来次文革，再把一切规则都破坏掉，我觉得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这样的人物再出现一个，我觉得这个民族真的没希望了。

我再说一个具体的先例。不知道大家对住房合作社这种模式怎么看？前几年到上海档案馆去查我父亲的档案，发现了一个案例。30 年代他在上海，与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自己搞了一个住房合作社，一起在江湾买了一块地，一起请设计师出设计图纸，一起成片盖房，然后一起入住。后来为了抗日救国，他又把房子卖了，贴了救国会的经费。这种合作模式，从经济、社会成本上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我知道前几年又有人提倡，后来那个人自己也放弃了。

《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的权益》的提案实际上引出一个发展模式的大话题，潘朵拉盒子被你打开了，这不仅是一个提案的问题，而是涉及今后几十年这个国家怎么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