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关于人口问题的钩沉和思考

人口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的存在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有意义的前提。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决定着国家、民族和世界的未来。中国又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尤其具有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人口问题及其有关体制和政策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值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际，笔者在对人口问题钩沉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对现行计划生育体制及政策改革的建议。卑论如下：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他

1798年，英国青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小书《人口论》。这本书是以匿名方式出版的。但由于出版后受到社会公众广泛的注意，人们争相阅读和谈论，使不想出名的马尔萨斯竟由此成了大名。到1826年，该书已出了6版。据《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的作者麦克•哈特说：《人口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达尔文和马克思”。由于《人口论》对世界的影响，麦克•哈特将马尔萨斯列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之一，排名80位，置于列宁、居鲁士大帝、毛泽东、孟子之前。

《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口的增长快于食品供应的增长将导致贫穷和饥饿。认为人口按几何指数增长，而食品供应按算术指数增长，人口持续增长必将造成人口膨胀，超过食品供应的极限，人类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之中。即使科学的进步也不能阻止这种后果。因为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供应终究有限而人口增长却是无限的。并探讨了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认为战争、瘟疫或疾病能迅速地减少人口，缓解人口过分膨胀的威胁，但这些途径是不受欢迎的。而更可取的办法是“道德制约”，包括晚婚、保持贞操及自愿节制性接触等。然而又认为大多数人不会遵守这种“道德制约”。因此，全书结论是人口膨胀不可避免，贫穷也是人类逃脱不掉的命运。

虽然中国人对“可恶”的马尔萨斯（因为据说他主张通过战争、瘟疫等手段来控制人口膨胀）有过大规模的批判和挞伐，虽然至今他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面对这位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作者，我们还是不得不惊叹他的人口理论的超前性。同时也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就目前中国人口主流理论的实质而言，并没有超越二百多年前这位英国青年学者。

如果说当今世界存在人口理论、人口学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理论和学说的奠基人非马尔萨斯莫属。他奠基性的贡献有三：一是人口持续增长会导致人口膨胀；二是人口膨胀将和食物等消费品的供给形成尖锐矛盾；三是提出抑制人口膨胀的方法。尽管他的这些贡献是以偏激甚或极端的表述形式作出的。但在我看来，极端的表述中饱含着极其珍贵的真理；悲观的结论有利于警醒世人，比乐观的结论不知要好多少倍！但马尔萨斯的根本贡献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是有赖于他的超前发现和警示，才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才逐步走上自觉抑制人口膨胀的道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公众中宣传用避孕的方法控制人口的英国改革家弗朗西斯•巴拉斯，就直接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看来，美国学者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马尔萨斯列入是有一定道理的。

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151年后，即1949年的7月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当然和人口研究没有瓜葛，他说的是中国人口增加和吃饭问题的矛盾，但这段话却包含着马尔萨斯理论的涵义。艾奇逊的话受到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还举“老解放区”的例子证明吃饭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并进一步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但这话显然说过头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付出了代价。

20世纪50年代，北大教授马寅初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但此马和彼马的遭遇差远了。马尔萨斯因《人口论》一举成就大名，而马寅初却因此遭到无情的批判。马寅初先生被批倒了，节制生育的问题也就没人敢提了，其后果就是节制生育被人为地延误了十几年。有人因此说，批倒一个马寅初，中国多生了3亿人。这和后来宣传的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少生了3亿人恰好扯个平。但一多一少后面的文章可就大了。

二、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演变

考察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演变历史，对帮助我们认识人口问题有很大益处。

先看世界人口的演变。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和人们生存能力极其低下，人口增长是极其缓慢的。据有关研究，在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每翻一番需要3万年。可以说，在古人类演进的300万年时间内，世界人口不可能超过100万。从公元前7000年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起、到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近1万年的时间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医药条件简陋加上战争、瘟疫、水旱灾荒及其他规模性自然灾害的影响，世界人口是在伴随不断波动、间隔性徘徊中缓慢增长的。但相对于古人类时期就明显加快了。到17世纪初期，估计世界总人口在4亿~5亿之间。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世界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医药卫生条件、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幅提高并持续改善，加上现代交通工具出现，导致国际人口流动大增，使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步加快。到1830年，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100年后，即1930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翻了一番；44年后，即1974年，世界人口又翻一番，达到40亿。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08年达到67亿，预计2012年达到70亿。1974年以来，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用12~13年的时间。而从17世纪初的4~5亿到1830年全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用了200多年的时间。

但是，在世界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增长直线上升、人口数量膨胀的局面下，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概括地说，世界人口激增的重点是亚太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而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呈稳定缓慢增长态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发达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不足1%，进入21世纪，有的发达国家如德国人口已是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200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笔者将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归纳为4种类型，他们从1990年~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下表：

上表说明：作为第一类型，美国和日本经济最发达，但人口增长率很低，按1990~2005年3个时段（下同），美国平均人口增长率是0.94%，日本平均人口增长率只有0.14%。作为第二类型，中国是亚洲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很快，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人口增长率为0.90%，高于日本、俄罗斯，，稍低于美国，明显低于其他6个国家。巴西是南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也比较快，和中国有一定类似性。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中国，在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处于中位水平，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33%。作为第三类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属于南亚地区，尼日利亚属于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这5个国家期间人口增长率较高。印度的平均人口增长率是1.67%，印尼是1.42%，巴基斯坦2.62%，孟加拉国2.33%，尼日利亚2.39%。作为第四类型，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具有特殊性，期间人口增长率都是负数，平均人口增长率是-0.26%。除俄罗斯外，其余9个国家总体看人口增长率趋向下降。“目前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1970年仅24国）”（见《对手的评价――经济的长程博弈和人口政策》孙涤，2009年11月26日《南方周末》）。

从世界人口演变历史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第一，从古人类到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前的300多万年时间，人口增长是极其缓慢、极其困难的。人口数量少的可怜，人口群落非常脆弱。第二，从农业文明社会到工业革命前近万年的时间内，人口增长明显加快，人口数量壮大，但由于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人口种群数量的波动性很大，人口在波动中呈徘徊性增长。第三，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经济规模增长的加速，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口增长呈直线上升态势，世界人口规模越来越膨胀。第四，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人口增长直线上升、人口规模膨胀的总体态势下，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呈稳定、缓慢性增长，有的国家还出现负增长。第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2008年人口总数占世界的60%）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当一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妻生育2.1个孩子）。第六，人口发展演变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交通交往水平、社会文明水平、民族人口素质紧密关联。

再看中国人口的演变。

中国人口演变和世界人口演变的规律是一致的，但又有鲜明的独特性。中国人口发展演变呈现出颇为复杂的轨迹。

古人类时期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存在状况应相似，人口极其稀少和繁衍生息极其艰难。但经过传说中的五帝，夏商周继起，逐步进入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后，随着黄河流域的开发，人口渐渐聚居发展起来。禹时有“万国之说”。周初大封建，建立了众多的诸侯国，城邑兴起、经济发展、人口生息繁衍开来，估计西周末、东周初年包括华民、戎狄、夷人、蛮民在内的中国人口可能接近2000万。到战国时，秦商鞅改革，其他东方各国不同程度地仿效，生产力解放，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兵员供给能力增强，所以战争规模要比春秋时大得多。但由于战事频繁而残酷，对人口摧残很大，仅秦赵长平一役就有40多万人做了战场冤魂。所以秦灭六国建立专制统一国家之初，全国人口为2000万左右，比东周初未增加多少。秦朝前期人口增加，但秦末大规模的劳役导致农民起义，3年推翻暴秦的战争后又迎来5年更为酷烈的楚汉相争，人口再遭大劫。西汉以来近两百年内，除主要针对境外匈奴的战事，国内长期休养生息，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犁牛耕作得到推广，使人口大增。到西汉末年平帝时，全国人口有5959万，达到历史高峰。此后，经王莽末年起义混战，东汉统一，而后是黄巾起义和三国割据，西晋统一，接着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隋朝统一，很快又迎来隋末的大起义、大混战，李唐统一，后又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直到赵宋王朝建立。这1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口在战乱暴政和平明生息的政局间波动徘徊。最少时人口下降到1000万左右，最多时恢复到5000多万。但进入宋代，中国人口又达到新的高峰，北宋末期全国人口在1亿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两晋之间、中唐时期北方人口避乱南迁，带去先进的文化和技术，长江流域得到开发，加上宋朝统治开明，工商业发达，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但南宋末的金人、蒙古入侵及其暴虐统治又给人口带来摧残。接着是元末大起义、大混战，到朱明王朝统一中国，全国人口为6600余万，明末增至近2亿。清道光年间中国人口达到4.1亿。这是第三次人口高峰。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疆域空前扩大，迁民垦荒使耕地增加（清时耕地达10亿亩左右），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如南方双季稻的大范围种植），税赋政策的调整（如明中期实行“一条鞭法”、清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工商业和市镇的繁荣，为滋生养活更多的人口提供了条件。鸦片战争后，中国又陷入长达百年的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几番生灵涂炭，但由于这百年中也穿插和平时段，加上其他一些进步因子诸如沿海城市人口的聚集，近代工业的起步，交通、医疗、防疫等近现代有利于人口增长因素的渗入，人口仍有一定增加。抗日战争时有一个人口概念，即“4万万5千万同胞”。按此比清道光年间增加4000万，增长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代替了长期战乱，特别是建国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等条件显著改善，促进人口快速增加。1953年，中国人口达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