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邬志辉：“重庆模式” ：民生导向型的底层政治学实践

“重庆模式”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舆论界的热点问题[1]，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一方面，重庆的城市特点在多方面具有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样范，是中国进行自我深度解剖的一个绝佳的浓缩标本；另一方面，重庆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政策超前性与独立性，从1997年直辖开始到2007年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再到2011年，“重庆模式”的初步形塑完工，重庆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转型改革的战略前沿阵地已无庸置疑。“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社会改革试验的先锋在于它的目标明确性、体系开放性与路径无赘性。目标明确性在于解答“重庆模式”到底为了谁的问题，体系开放性在于诠述“重庆模式”到底以什么方式做的问题，而路径无赘性则在于明确“重庆模式”到底有什么先天优势的问题。重庆新政事实上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在中国改革日益从上世纪90年代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变为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的今天，处于市场宏观调控中心的党和政府之于改革收益的的利益再分配与价值指归到底是通往哪里？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藏富于权？[2]“重庆模式”明确地将“民生”作为其改革的核心目标，其毫不吝啬的“公租房改革模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模式”、“农村土地流转模式”、“户籍制度改革”、“五个重庆”建设[3]都巧妙地将持续增长的经济收益通过各种政策设计还归于重庆民众，它们都毫无争议地以底层群体利益作为其政策设计明确的政治哲学，这是一种非补偿性质的底层政治学实践，是一种政策设计的常态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不是以凝固和静态的政治菜单秀和口号许诺来实施的，而是以开放式的不定型的准体系形式来承接的，批评“重庆模式”一词套用“模式”为时过早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静态政治观的理论思维，“重庆模式”本身的持续开放性与不定型性就是其成为新模式的一大亮点，是一种反静态模式观的新模式。“重庆模式”的路径无赘性在于它的区位结构决定了它在改革三十年中，没有刻意的形成也没有很好的政策保证其形成一套即定的闪亮模式，例如广东模式[4]、深圳模式、蒲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它的路径更新不积重难返，而在历史中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路径转换的多元性反而成就了当前正在被不断形塑与壮大的“重庆模式”，例如，重庆没有完全形成单一的“出口驱动型”、“内销驱动型”、“私有资本独大型”、“乡镇企业型”、“金融资本型”等经济类型，而是多元发展，多元共生，这反而给那些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世界经济发展困境中的中国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前段时间陆续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沿海工人下岗与用工荒现象都证明了中国地方单一发展模式独秀的危险，“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实现“国民共进”正是得益于其历史上无意识形成的混合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基础，同时配合“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结穷亲”以肃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大举动，一方面在现行社会条件下解决了行政官僚体系科层结构不能高效运滑的困境，另一方面以群众实名举报直递高层无需过中间部门的方式解决了行政序列程序监督的尴尬，“唱红”与“打黑”的非常之举是现行社会体制框架内保证经济与政治环境持续优良运行的唯一之举，苛刻“唱红”与“打黑”微观技术性越位或者缺位的意见指责从而试图全盘否定“重庆模式”的意见领袖们[5][6]这次应以大局为重，要更多考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诸如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把重庆模式固定化，如何在重庆模式未来深化探索过程中进一步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化、常态化，以完善“重庆模式”的形塑方案，这才是对重庆民众、中国民众负责的表现，才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大局理性政治考量的表现，而“三进三同”与“结穷亲”等群众路线本身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优良传统，三十年以来被丢弃的传统在“重庆模式”中实现了一个螺旋式的回归，这本身说明了“重庆模式”在当前中国的深度战略转型意义，一座红色城市、一支红色队伍以中国公众所熟悉的身影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回归了，这才是治疗中国三十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发展病”的真正良药。

[作者简介]李涛，男，四川绵阳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政治（法律）哲学与文化哲学、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教育政治学与社会思潮研究。邬志辉，男，黑龙江鸡东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发展与底层政治学、农村社会制度与地方政策研究。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1日第7版“政治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