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中共的努力与必然面对的重大问题

各位朋友：

中国处在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明变迁过程中，中共既是主导和推动中国变化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这种变化也给中共的执政以及自身带来巨大挑战。我想从政党执政的角度和各位共同讨论。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化很快，使执政党面对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从政治领域看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由社会分化而导致内在矛盾张力很大；二是党内贪腐现象相当严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明显下降。三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社会思想活跃，政府加强网络管理，加剧了党和政府与社会公众尤其是学术界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

去年以来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解决上述问题做了很大的努力，概括起来大概是十六个字：“反腐治党，整肃吏治，稳住民生，控权立威”。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表明，这些努力还将进一步继续并完善和系统化。

客观地说，一年来习近平和中央常委会的努力获得了党内外的好评和支持，舆论认为这届党的领导人是“想干事，真干事”，尤其是在社会中下层公众和党内70岁以上的离退休老干部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威信在提高。

也要客观地说，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努力，也引发党内外一些人的复杂反应。加大查处腐败力度，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党内风气有所转变，官员们开始感到日子不好过，党内某些干部“人人自危”，有些官员因各种顾虑对工作谨慎应付，以避免出错追责而牵出陈年旧帐；还有的官员开始萌生退意。

在民营企业界，一方面不少企业家看好未来企业的发展环境，对投资发展具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有些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曾经主动或被迫行贿，对查处执政党内贪腐案件心生惧怕。因而前两年民间资金外流、人才外流的现象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有的企业主正在将资金转向国外，并在实施和考虑全家移民。

再进一步看，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面对着一些复杂的情况：

比如名义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落差。前几年，在某些方面曾经出现过权力分割下的权力失控问题，致使某些人和单位能借用各种名义做大部门和局部利益，出现过一些“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常委会从严治党治军，取得了明显成绩，但在一定意义上还难说已经成为真正的强势力量，有可能出现由于体制的弊端和惯性运转，名义上权力控制在握，而实际的权力效能还没有得到全面充分实现。

比如，有些情况下有的官员选择性地执行和宣传习近平的讲话观点，变相地进行消极抵制，这引起社会各界的一些疑虑。

再比如，执政党领导人、社会公众与现有体制之间的复杂互动。习总书记和中央常委会反腐治党，既要革除现行体制弊端所结的恶果，但又要依靠这一体制来治国理政。从体制和社会的互动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快速转型期必然出现各种矛盾冲突，社会矛盾冲突必然产生对现行体制的压力。从体制内部角度看，压力型体制的这一特点依然存在，各种因素形成的压力在体制内部层层传递和放大，一些官员为了逃避和减轻自己的压力，对他们自己认为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的任何因素都采取简单的强制压服做法，直接向公众施加压力，这就把体制内的压力传递到体制外，由此加剧了执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紧张。这些官员的强蛮做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不仅形成压力在体制内外、上下之间的恶性循环，而且会引发社会公众对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质疑，实际上可能出现体制和官员作恶，习近平和中央常委会买单的情况。

这种恶性循环又会引发相对激烈的社会言论，政府的反应是加强管控言论和网络。在政府加强管控下，社会言论氛围相对沉闷，部分网民和院校媒体人士对次此也提出严厉批评。

同时，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直接领导这两个机构，引起党内外的各种议论，乃至对执政党和国家体制的未来走向作出各种推测。

我以为，执政党的努力成效及其党内外各种反应，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交织的表现。中国的文明转型是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要实现中国的文明转型，则需要相当长期的努力。

目前，从政党执政的角度看，至少这三个问题不能回避：

第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找平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努力建设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三是寻找执政党未来新的政治空间。

就执政党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言，焦点在于如何解释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平”的具体含义。这几个词已经写进执政党党章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但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其内涵，并用于指导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够明确。

众所周知，即便是在学术领域里，各国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民主”概念作出的界定达数百种，用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的话说，民主成了“一个极其混乱的词汇”。各国的民主实践也十分丰富复杂，有学者专门写了《民主的模式》、《民主的历程》等著作，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著作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而中国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在快速转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它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执政党只能吸收借鉴，而不可能照搬任何国家的民主模式。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底线。这大致是：坚持中共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法院可以独立判案，但党必须领导司法；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这使国内外对中共的民主政治理论实践抱有一定的疑虑。执政党如何在符合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坚持这些底线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执政党如何使所宣称的政治民主理论与社会公众对实际生活中的民主政治感受相吻合？面对社会思想分歧极大的情况，执政党明显希望超越“左右”、团结“左右”。去年党内发出的看似模糊不清的某些信号，一方面反映了党的领导人的上述愿望和思路，（但实际效果不如人意）；另一方面表明，党需要摆脱思维局限，走出“主义”思维，从实际问题出发，深刻认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表现特点，深刻认识和吸收各国民主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逐步走出自己的平和发展道路，使中国的政治转型实现“软着陆”。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需要一步步往前走。这无疑要求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对民主理论和各国实际情况的研究，以能在未来推进中国民主的进程中更好地预见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并有效地化解和避开各种风险。

第二，需要在深化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作出艰巨努力。

尽管中纪委已经重视通过法治来推进反腐肃贪，但实际工作中相当程度上类似于过去的政治运动方式，如何使反腐肃贪长效化，制度化？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国家生活中法治约束和控制官员权力的制度力量还远不够强大，而党内民主建设和制度治党机制也不够健全，这实际上使少数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而导致权力活动失控，权力运行秩序混乱。同时，部门和机构都有各自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深化改革的思想观念障碍来自体制内，包括要克服部门利益制肘。因而，如果没有一个更为强势的力量，就很难打破既得利益势力的阻力。

改革是强者的事业。在目前情况下加强权力集中，建立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同时认真执行国家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有可能把集中权力这一工作手段，变成进一步强化集权体制的趋势。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真正建立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既高效履行职能又能有效控制权力谋私，并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良好有序运转，从执政党内说，在提高执政党的领导人权威的同时，要加快党内民主和规范权力活动的制度建设，防止领导人的个人力量和作用过大，乃至于可能削弱政党组织和制度的权威性。

同时，在建立完善国家制度层面上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从集中权力推进改革向逐步建立现代治理体系转变，防止发生更高程度的个人集权化倾向？如何遵循民主政治的权力运作规律要求，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分权制衡机制、政治公开透明机制，权力规范运作机制？如何在法治保障基础上，建立独立的社会监督机制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要防止在惯性影响下把深化改革变成维护以往体制的细节修补。我个人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两个机构建立并运转后，要从整体上思考如何与整个国家未来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相衔接，以推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

第三，在领导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职能与国家职能的区分，将要求逐步改变党的执政方式，由此需要打开未来执政党新的政治空间，通过新的路径发挥政党影响力和组织动员力，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和培育促进民间社会力量的健康成长结合起来的。这点需要进一步探索。

总之，执政党贯彻三中全会决定，领导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过程，也是自身面对巨大挑战和复杂矛盾的过程，各种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各种利益的激烈博弈，将使未来出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

谢谢大家。

本文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在共识传媒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2014中国的走向”研讨会上的发言稿。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