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思想分野与政治整合

我想谈三个问题，一个是十几年来我在超越“左右翼”、超越“体制内外”方面的观点，我整理了一个几万字的言论汇编，谁感兴趣的话，给我一个电邮，我可以发给你。这个话题从1994年我能够发声开始，年年都在说。左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超越”不是否定、抹煞这种现实，而是说左右翼都要拒绝走极端，看看有哪些“重叠的共识”，首先共同搭建一个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表现自己，争取民心，争取选票，争取执政。

我在2000年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指出：“在思想与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分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分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应当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角逐，通过争取民意的支持来一决胜负。”

我在2004年的《共同底线与宪政平台――兼评冼岩的“左中右”划分》中“对于左中右派的观点作了一个简略的概括（极左派和极右派的观点在此不予考虑）。左派：普罗情结，平等优先；中派：人权准则，程序正义；右派：精英主义，发展至上。”

左派的普罗情结，也可以称为大众情结或底层情结（在金字塔型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在橄榄型社会，则不重合）。本来也可以使用民粹主义（或拜民主义）来描述，但在历史的进程中，民粹主义已经被染上浓厚的贬义（例如毛泽东曾批判民粹主义，胡绳晚年则说毛本人也是民粹主义），因此只好求助于一个尚未被玷污的洋词。普罗情结在价值观上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功利主义者认为评价一个社会经济中分配好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个人福利总和的大小，一种好的财富或者收入分配应当是能够提高全社会个人福利总和的分配。显然，只关心个人价值和小团体利益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左派。但在罗尔斯提出“最大－最小（maximin）原理”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已经不再是当代左派的价值底线了。如果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思想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社会：永久性地压制少数人群，只要这可以使社会的总利益达到最大值。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群岛”式的社会就是这种社会的一个例子，而当代的各种左派（不包括极左派）都不能接受这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作为标榜的极权社会。当代左派也不能满足于“帕累托最优”和“补偿原理”。“最大－最小原理”则强调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改进，要求以社会最弱势个体或群体的福利改进为准则，促进社会发展。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二条优先性原则（差异原则）称：“所有的社会基本好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对最不利者有所助益。”

右派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主义，也就是尽可能地把馅饼做大。首先把馅饼做大了，每个人才有可能多分一点。而没有生产，就谈不上分配。由于精英（资本精英、社会资本精英、技术精英、知识精英）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要优先保障精英利益，充分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特色”的右派看来，民主化将会破坏稳定，从而影响创造财富过程所必须的社会秩序；民主化将会促进平等，从而不利于调动刚刚崛起的精英阶层的积极性。

中派强调基本人权，强调程序正义，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不像左派和右派那样有一种比较鲜明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其实，中派也是有自己的阶级或阶层背景的，这就是中等阶层或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社会的阶层分布是一种正态分布，总体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大体上是吻合的，因此中等阶层的价值既是多数人价值也是社会平均价值，称为“普世价值”也还说得过去。基本人权究竟是“天赐人权”还是特定历史阶段多数人认可的人权，在伦理学界是有争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立法过程还是主流传媒，都不会把依赖社会福利为生者享受等同于商业保险所提供的医疗条件或者大财团的垄断自由视为基本人权。由此可见，由中派掌控话语权的“普世价值”并不能完全满足左派或者右派的要求。由于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橄榄型社会，而是一个金字塔型社会或者说葫芦型社会（中等阶层尚待发育），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中派）的立场偏向社会下层，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2007年我写了《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这篇文章突破了左中右单维度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种两维度的分析，以宪政和专政作为纵轴，以左和右作为横轴，把政治坐标系划分为4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右派、专政左派。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格局：专政右派一派在朝，宪政右派、宪政左派、专政左派三派在野。宪政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派；宪政左派通常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专政左派的主要代表是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还有波尔布特主义以及金氏主体思想等。专政右派，它在193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主要代表是东亚和拉美国家的威权主义，当下中国的社会控制程度介于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因此有人把它称为后极权主义，也有人把它称为次法西斯主义。

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指出：“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取暴利的工具。如果现在还不对三十年改革进行反思，还不提出用宪政来制约改革和提升改革，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又到哪里去了呢？”还提出了以下观点：在次法西斯主义体制下的左右之争，不仅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而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就是秦晖所说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左右之争才能起到社会制衡器的作用，即秦晖所谓“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同时，左右之争还能起到社会发动机的作用，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社会资本积累的活力之源。让我们首先携手搭建宪政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左右互搏，各显神通，定期让选民来作裁判。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新动向和新变化。我从当权派方面说起。现在的当权派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们绝对不是专政左派，而是专政右派。如果中宣部还在说一些左的话语，那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专政右派的主流表述是“邓三科”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维稳”话语。但是在当权派的核心队伍中出现了非主流话语，有两个派别。一种话语是普世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为秦晓、胡德平，当然还有温家宝。表述比较清晰的是秦晓，强调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区别，指出现代性表现为普世价值观，中国既要现代化也要现代性。

第二种话语是张木生所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2.0版新民主主义实质是什么？最近开了四五次会，吴思和我等人跟张木生有反复对话，张木生对自己的观念有一些概括，这些东西在“共识网”上都刊载了。在共产党原来说过的话里，张木生特别弘扬1945年毛泽东对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讲话：“‘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他说毛泽东既然能继承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用今天的解释，加上2.0版也是可以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提出要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全民分配，真正落实全民所有制，至少要把国有企业所得转移给社会保障基金，或者更进一步，像蒙古那样把国有垄断大公司的股份直接分配到全民。

我在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新民主主义是针对旧民主主义而言的，毛泽东为什么说要实行好多旧民主主义的政策，却打上新民主主义的标签？因为毛泽东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就变成了新的。这里面有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和时代观的问题，2.0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时代观上是什么？是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张木生目前为止的言论还是含糊其辞的，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弱点。毛泽东1945年讲的话，其实是亨廷顿所谓“第二波民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大西洋宣言》以后，就进入了全球第二波民主化，那个时候连苏联都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之内，当年毛泽东讲的话也属于“第二波民主化”的话语，到冷战爆发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如果现在从80年代的邓小平退回到50年代的毛泽东，去讲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那就不是2.0版，而是连1.0版都不如的0.5版了。我最后还是说他的这种讨论是好的，因为冲破了“不争论”，冲破了“邓三科”一家在那儿自说自话的格局，愿意讨论，愿意跟民间人士进行磋商，就蕴含了在理论上部分妥协的可能性。所以我说新民主主义2.0版还是一个好东西，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和讨论。当然普世价值论也是一个好东西，不管他是从谁的口里说出来。当年资本家恩格斯还参与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呢！ 接着谈谈专政左派主要是毛派的新动向。我在10年前就说过，毛派内部也有分歧，有不同的倾向性。最近两三年，在毛派的社会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其内部分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有一位著名的毛派，文革中河南二七公社的灵魂人物袁庾华，我在几年前与他有过面谈，颇受启发。袁庾华去年接受了台湾《思想》杂志的一个访谈，这个访谈是由陈宜中整理的，发表在《思想杂志》的第18期上。据此，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简析两种毛派：造反派与保皇派》。最近张宏良和毛泽东的侄女、前儿媳等出来起诉茅于轼先生，他们是文革中保皇派红卫兵的后裔，像袁庾华这样的，则是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后裔。

毛派都“反资”。但是据袁庾华介绍，他们认为现在有两种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正宗的毛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人――应该是首先反对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现在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保皇派毛派，提出的口号是“救党保国”，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拉扯扯，他们要反对的是“自由资产阶级”也就是民间的企业家、资本家。这两派的对立很激烈。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他根本不承认保皇派毛派是左派。主张反对走资派为主的毛派，愿意跟宪政派交流甚至建立某种统一战线，张宏良把他们称为与右派勾结的“左派带路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第三，谈谈“90年代新左派”。我在2007年写《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好应该把他们放在四个象限里的具体位置。当时我写道：“甘阳以‘自由左派’自居，又明确主张‘全民普选’，自然应当归入宪政左派的范畴。……但也有一些新左在宪政民主的问题上保持缄默。”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可以看清楚了。我在2010年《谈谈“中国模式”问题――响应厚泽 纪念厚泽》中写道：“汪晖说：1990年代结束了，2008年是一个标志。”而在我看来：“2008年是不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转折之年，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而这一年是‘1990年代新左派’的转折之年，他们开始‘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大概是没有争议的。”潘维说：“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60年来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法宝”呢？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再生；社会，从总体性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复苏；变化不可谓不大。可他们却说：“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如果更加直言不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没有变的是“党专政”。“90年代新左派”们却变了，他们从否定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变成了赞美邓小平坚持专政的“故宫”保卫者（潘维批评“深入改革政治体制”的支持者：“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潘维牌号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朱学勤所批判的“市场列宁主义”。所谓“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所谓“政体最根本的特征是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