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

主题：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

主讲嘉宾：刘亚伟(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21世纪国际评论主编)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0年12月19日(周日)下午15点-17点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北三环蓟门桥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杨子云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非常高兴阔别10多天后回到政法大学，今天是燕山大讲堂第93期，前面几期没有在今天这个场地，没有参与现场的网友，欢迎大家去网站上看。

今天的主题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请来的是刘亚伟博士，刘博士的身份比较多，他本人最愿意介绍的身份是察哈尔学会的高级研究员，《21世纪国际评论》主编，同时他也是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创始人。我搜索了一下，发现察哈尔学会去年9月成立的关注公共外交的民间智库，值得期待。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这题中有两个关健词：一是中国模式，二是美国人，美国人怎么看“中国模式”。我们看第一个关键词“中国模式”，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这是一个具有争论的问题。第二，如果有，“中国模式”的内涵是怎样的，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第三，从外部来看，美国人怎么看待中国崛起，看待中国模式。更多的内容我们期待刘亚伟博士的演讲，掌声欢迎。（掌声）

刘亚伟：谢谢子云。燕山大讲堂很有名，子云请我来讲，我说不敢，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场面，后来想想，这是蔡定剑教授讲过的地方，他在这儿做过无数次的演讲，所以我想到他坐过的地方感觉他到的热和光，更重要的是，我要学习他那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情操，我没有他的那种博大精深，但，我仰望他，以他为学习榜样，把中国的事做得更好。

从三个故事说起，中国有很多秘密，同时也很神秘

我讲几个故事，故事的具体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个故事。据说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到美国去访问，到了波士顿的郊外（当年清教徒落地的地方），他走到大西洋边，站在寒风中，也不吭气，秘书看他站了这么就久，过去说，校长，你在想什么？郑必坚副校长说，我在想，如果1620年在美国这儿落户的不是清教徒，而是山东大汉，美国这块地方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今天我分享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2009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到中国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到了上海的锦江饭店（尼克松破冰之旅签中美关系第一份通报的地方，上海通报），上海的领导人宴请，在吃饭过程中，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上海的领导人说，“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中美同舟共济，在一条船上，但你们总是把我往船下推。”卡特问，“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把你往船下推了？”“你们不停地打压，出口有问题，大学生毕业以后，没工作，要移民，两千多万的农民工，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后来他话急了，从同舟共济转到世博会上，“世博会马上就要开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到现在不给我们签合同，这太不像话了，如果不签，我们上海就给你盖了，如果盖好了还不来，直接放一个麦当劳在那儿，有的是麦当劳、肯德基愿意在这个地段开一个店。”当时卡特说，“美国和中国情况不一样，美国有法律，政府参加世博会不能拿纳税人的钱，但是我会把这个话转给奥巴马和希拉里，希望尽快把这个事促成。”最后希拉里就找各大企业募集资金，把这个事弄成了。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中国特色和美国特色相映成趣。下来以后，卡特说，上海的领导人对美国有点敌视。我说这是调侃的说，翻译有点不准确。到了第二天，卡特要走了，要坐磁悬浮，大家匆匆忙忙安排。他回去以后，只要讲中国，就讲磁悬浮。11月，我来中国之前，整个中心在一块吃饭，他说，中国变化很大，进而又说到了磁悬浮，最后他说，中国的日新月异，中国的突飞猛进，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国会管着政府，特别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控制着国会。

第三个故事。昨天晚上想今天的讲座，想怎么讲才会更有意思，问我老板，我的老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老板以前是麦克阿瑟基金会的，80年代，美国和苏联冷战最激烈时，这个基金会试图促进美国和苏联的交流，每年要开会，经常要见苏联的对手相当于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所长说，苏联有很多秘密，但一点都不神秘；美国没有什么秘密，但绝对是一个神秘之国。我问他对中国怎么看，老板说，中国有很多秘密，同时也很神秘，中国和美国、苏联都不一样。

从哪儿说起？2008年，中国救了资本主义？

今天从哪儿说起？上次碰到几个人说，最近有几句流行的话：第一，1989年资本主义救了世界。日本学者富山写了一篇文章《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战胜了以莫斯科为代表或者以北京为副代表的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以历史走到了尽头。

第二，到了2008年说中国救了资本主义。美国有两个日期在反复思考，一是9•11，二是9•14，9・11是2001年的9•11，9•14是2008年的9•14（雷曼兄弟倒闭的日子），从那个时候开始说，中国救了资本主义。中国救了资本主义最理想的例子是温总理到希腊去，跟希腊政府贷了很多款。

第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要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被华尔街控制的美国政府整个资本主义打翻在地，踩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就是这个使命，我们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路还是要走自己的，但是非常介意别人说什么，和以前的心态不一样了，以前是世界、全国山河一片红，不在意别人说什么，现在我们很在意别人说什么，今天谁不介意别人说什么？一种是吃不饱肚子的，另外一种是胸有成竹的国家和个人。现在中国处于什么状态？大家可以想，什么样的国家或什么样的人特别介意在背后说他什么。

最后，2010年和平奖的根源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集体焦虑（环球时报，2010年12月9日）。

中国特殊论的语境：美国特殊论

讲到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实际上是中国特殊论，但讲中国特殊论，必须把中国特殊论放在美国特殊论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特殊论，刚刚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种集体焦虑，我觉得美国人对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这种解读至少反映了他们的一种困惑和一种不理解。

我在讲时，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崛起都是一个意思。

北京共识的鼻祖是拉莫（Ramo），从拉莫开始，有人觉得拉莫的话说得很好，有人说拉莫的话不怎么样，还有的人认为，拉莫整个都是胡说八道。然后我会大概地介绍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的三种看法以后，做个小结，美国在研究分析中国时，大致整理出具体的特征。最后，我会讲到郑必坚、戴秉国、胡锦涛、习近平，他们4个人讲中国的核心利益和中国要怎么样时，又有一种新的中国模式通过高层决策人的话语反映出来。

我到美国差不多20多年，精英、老百姓，即使没有主动地意识到，首先还会坚决地认为美国是太阳底下最好的国家，其次，认为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认为跟别人不一样，包括刚刚到美国做移民，到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者，到现在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认为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上帝给赋予他们特殊的使命。

美国特殊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四大自由的使命

美国特殊论是在什么地方？是上帝的的民族，他们确实有这种心理而且是不自觉的。比如我到美国时，学校说，给我找一些家庭，周末没事干，可到他们家去玩，第一个礼拜去看马戏，第二个礼拜去看教堂，他想办法让我相信上帝，要不然我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中。我说对不起，宗教这个事不行，以前信仰了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幻灭以后，再信仰另外一个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美国特殊论到底是什么？简单说，美国特殊论实际上是对启蒙主义时代理念的、实践的一种东西，什么理念？一是授权，二是合法性。政府的的合法性是来自老百姓的授权。我在美国是教历史的，我跟美国人讲（当时为英国人），为什么不要他国家了，他们说得简单，一是你不能纳我的税，无代表不纳税；二是，你要审判我，必须要有陪审团最后确定我有没有罪，不是法官。英国人在处理美国的走私情况时，是在军事法庭，没有陪审团，对美国人来说，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二种公民，作为英国人，享受这种与生俱来的作为公民的权利，你这个东西不给我了，我就走了。

另外还有一个理念，必须要有制衡制度，如果没有制衡，任何一个政府肯定是腐败的，肯定是专权的，最好的反映是1787年美国的宪法会议，美国当时的一些领导人最开始想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打造一个共和国，都是在为大的共同体来做事。后来从1776年的独立――1781年跟英国签和平协议――1787年开宪法会，他们忽然意识到，不是这个事，道德重要，但道德不能限制权力，必须要搞一些条条框框，像宪法。

美国特殊论是美国的“四大自由”，说得最响亮的是1941年8月份，那时，美国受到孤立主义的包围，当时战火在欧洲，希特勒的铁蹄已经差不多把欧洲踏平了，日本人在亚洲也是横行无阻，这时候，小罗斯福在海上和丘吉尔秘密进行了三天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发表大西洋宪章，在这里面，说到了“四大自由”，有人说，美国特殊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四大自由的使命，美国人的任何事，是为了本国的“四大自由”和世界人民的“四大自由”。（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和免除贫穷的自由）。

华盛顿共识：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北京共识：威权政治+市场经济

华盛顿共识最早提出是1989年，现在我们把华盛顿共识完全简单化了，就两个事：一个是政治，一是经济，什么样的政治，自由民主的政治，什么样的经济，市场经济。北京共识相对来说，什么样的政治？不太民主的政治，或者说是威权政治，经济是一样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在市场这个角度走的是一条路，但政治上不一样。华盛顿共识最早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有条件的贷款，有很多附加条件，实际上华盛顿共识是就这些附加条件的解读：对市场减少管制，对投资减少控制，要私有制，汇率由市场决定，取消出口补偿制。现在为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时，都以改革为先决条件的政策性概括。我说一个事，这是西方人爱拿来说事的，刚果想向世界银行借款，谈一年谈不下来，两年谈不下来。刚果确实需要钱搞经济发展，但这条件苛刻，没办法做。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中国人，说我这里有钱，你是否借？借多少钱？50亿，有条件吗？没有，我给你修路，没医院没关系，我们给你建，什么事给你做，但我们要去你的矿山开采，所以西方人说，中国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华盛顿共识产生的背景。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92年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而在那个时候，西方用各种方式解读中国，最早是章家敦（美籍华人），在上海做过律师。他说中国迟早要崩溃，现在他没有话语权，因为中国没有崩溃，反而越来越好；后来说中国不崩溃，是一个威胁；再后来就说中国是一种奇迹，是一种想象；到现在，说中国是关于发展的另外一种模式，中国不会崩溃，可能也不是威胁，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是最后的一种解读。中国是个神秘之国，虽然现在政府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很想把中国这个谜语猜出来。

北京共识是中国100年“屈辱史”的产物

拉莫是基辛格公司的合伙人，基辛格是外交家，政界的领袖，基辛格为中美建交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后来是一个掮客，拉莫是他的合伙人，作为一个掮客是玩关系的，拉莫最早写《北京共识》小册子时，动机是什么？是说中国好话，这为他以后更好拉客。另外，这个文章发表在英国，而不是美国。英国是联合王国，中国100多年的屈辱史，北京共识就是一百多年屈辱史的产物，文章发表在英国，不管是巧合还是什么，因为英国是把大清帝国拉下马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

拉莫：北京共识是努力创新、捍卫国家利益

北京共识他讲了三点，后面不管怎么解读，都没有离开这三点：

一是创新，中国有特强的创新意识。

第二，中国有脚踏实地的精神。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分配越来越公平的模式，这讲了时候是江主席时代和胡主席时代。江主席的时代是以GDP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胡主席时代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时代，不能只顾经济的增长，同时还要关注社会正义。

第三点，在外交政策上，中国绝对不允许别人干涉内政；在政策性贷款方面，绝对不允许他人插手；在国防方面，有非对称打击的理念，如果硬碰硬，钢铁碰钢铁，航母碰航母，飞机碰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