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谁能使中国恢复

引言

学术和文教体制从属于主权国家，受主权国家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比如美国或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 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文教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理由与中国的国家理由并不一致，这类华侨学人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见于社会科学领域 ---最突出的莫过于政治学的中国研究。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随文注页码。）是已故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的成名 作，这本书并非意在描述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是致力探究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五百五十页篇幅（按中译本计）对这一问题做了透彻解答。邹谠 是中国人，但本书是"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and Military Policy）"委托的研究 项目，出发点是美国理由，实际上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作者会有国家理由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影响作者的学术判断吗？

俄国十月革命那年，邹谠出生于广州，父亲是跟随孙中山的老革命党人，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文革"爆 发那年出任该系教授，1999年病逝于芝加哥大学医院。《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出版于邹谠获得教授教席之前的三年（1963年），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仍处于敌对状态，冷战风云密布，该书力图为美国理由作出学术贡献，甚至带有冷战意识形态修辞，当属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作者采取美国政治学界主流的行为主 义政治学方法（所谓"条件-反应"模式，参见"前言"，页2-3），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决策错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自然包含国 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作者的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要职，却未见作者有为尊 者讳之嫌。尤其难得的是，作者的学养出自"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政治传统"（页195），自由主义政治信念并没有让他像有些华侨学人那样因反共情结扰 乱自己的学术视线---这种情形过去和现在都司空见惯。因此，尽管该书明显在为美国政府总结对华战略失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学术教益，在认识美国的 "国家理由"的同时，认识我们中国的"国家理由"。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研究的历史时段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截至朝鲜战争爆发，也就是说，从美国在1941年底遭日本突袭后被迫对日宣战，到1950 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意想不到的打击为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出一个战略构想：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 国"，作者论析的重点就是这一战略构想失败的种种原因。引人兴味的问题马上来了：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不正是二十世纪无数中国志士仁人的 奋斗目标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奋斗目标失败了吗？同样令人感兴味的是：美国通过二战并在二战之后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本书让我们看到，美国 作为超级"大国"崛起与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历程，竟然相当程度上纠结在一起。如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的紧迫问题据说恰恰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大 国"，但与美国这个老牌大国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微妙。本书出版到今天，五十年快过去了，与1963年之前的国际权力格局和中国政治形态相比，中国与美国的关 系无疑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邹谠教授的这项研究着眼于总结美国当初帮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失败的成因，对于我们如今的国家战略研究就是不可多得的棱 镜，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今中国面临的所谓大国问题。

邹谠教授着手本书的研究计划时，中国的第二共和（新中国）早已攻克国民党占据的浙东岛屿，和平解放西藏，中国已经恢复政治大国形象，至于是否已经是 "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恰恰需要讨论---对中国人来说，起码"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迄今仍在阻碍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恰恰是 曾致力使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大国"的美国。无论如何，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绝非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才有的事情。严格来讲，我们今天仅仅是在改 变大国形象或增加大国形象的光谱：不仅是政治大国，也是经济大国。（邹谠后来一直从事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邹谠教授是最早回到大陆担任客 座教授的华侨教授之一，并一直跟踪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后来的两部被译成中文的文集颇值得参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尤其是《中国革命再阐释》（甘阳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简称《再阐释》，随文注页码）。）如果从中国的主权国家理由来读本书，作者当 年基于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的若干具体教训乃至立论观点、政治信念和论述框架，多有似是而非之处，因为，作者在书中明里暗里多次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本书的 吸引力首先在于：作为一个对中国的国家理由有所承担的中国学人，邹谠教授如何基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为美国的国家理由总结教训，如何处理因视角的敌我 变化而导致的困难---所谓"三思"，意指"大国"的三个关键词"强大、统一、民主"值得三思。

美国有义务使中国变得"强大"？

作者从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下笔：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照 会，宣告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各国提出两点要求：保障在中国的所有外商享有均等待遇；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美国 政治家把这一声明看做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体现，甚至认为与美国的独立宣言精神有关，反映出美国的国家理由具有"道义上的优势"（页 512）。邹谠的研究以这一政策声明为基点，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意味着声明的两点要求最终未能实现。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美国人的"集体自我意识来说"， "丧失中国"堪称"真正的创伤经验"（摩根索"序"，页2）---似乎美国的"道义"之举遭到失败让美国人痛心。但邹谠的修辞却颇值得玩味：声明的两点要 求是"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间断性地、并不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页2）。这无异于说，尽管美国的这一外交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但美国从未一贯 地、也未有效地遵循过：言下之意，美国的实际行为并不道义---这就是我所说的似是而非。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说美国政府关于"对华门户开放"的政策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在美国读书界看来不会有任何问题。翻译 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在中国读者眼里，情形恐怕就不同了。人们会觉得，这一基本立论并不符合当今社会科学所宣称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读者可以进一 步质疑，社会科学是否真的能做到"中立化"---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读者很难认同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 势"，反倒可以看到，美国的"帝国意识"发蒙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也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正在竭力扩大已经夺取到的中国资源的份额。 "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要点"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无异于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瓜分中国利益方面应该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利益均沾（海约翰的 传记作者的评语说得几乎毫不掩饰，参见页512）。所谓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觉得，美国是个道义国家，事实上，这一主张保障的 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占先的列强在中国利益均沾：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利益均沾的前提。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的妙用---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可 能获取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政策声明实际表明，美国刚刚在萌生大国意识。事实上，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经成为大国，但大国意识直到二战初 期仍然并不强烈。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同年10月），罗斯福总统曾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以暗示的修辞呼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孤立日 本，随即遭到国会议员和美国公民强烈反对，结果总统第二天就在记者会上改口---日本军机轰炸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舰帕内号，海军将官莱希提议对日实施 封锁，这一建议虽然相当温和，却"根本无人理睬"（页18）。1940年，纳粹德国攻占荷兰和法国，重创英国，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向东南亚扩张，威胁到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东南亚殖民地，美国才被迫开始成为"大国"：1940年7月，美国国会批准建立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页19），对日实施经济 封锁---仅仅一年后，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美国才被迫将经济制裁升级为战争，被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知道，美国后来成为大国乃至如今维持大 国地位，很大程度上凭靠的正是强大的海军力量，并一直保持超强的军备制造能力---所谓"民主的兵工厂"。

1942年间，罗斯福才有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战略构想，它包含两项具体设想：在国际政治方面，邀请中国参与反法西斯联盟，成为"四警察"国家之 一，维护世界秩序。在1943年冬天的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终于说服斯大林和丘吉尔，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四国"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 为"（页54）---这就是著名的"四警察国家"提案。当时，丘吉尔觉得罗斯福的提议绝对荒谬，因为中国是扶不起的阿斗，尽管他心里清楚，英军在日军面前 的表现丢人现眼。其实，罗斯福何尝不清楚中国的状况---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对蒋介石提出，打败日本后把琉球归还中国，蒋竟然拒收，希望中美共管，的 确像个阿斗......1945年春，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了心里话："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页65）。罗斯福坚持不把中国 这个阿斗排除在外，显然自有其算盘，不足为怪，奇怪的是，迄今不少聪明的中国智识人对此心存感激。

第二项具体设想是：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和平方式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邹谠说，这一设想极富政治远见，因为它考虑的不仅是为了让中国当下有 效拖住日本，还考虑到战后的国际权力均衡，使得中国在战后能够不倒向苏联，以便美苏在亚洲保持势力均衡（页31、35）---邹谠强调，这一设想是四十年 前"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言下之意，这一设想同样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确，即便在今天听来，"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设想仍然会让我们不少 智识人兴奋，觉得美国是个"高尚"的大国，毕竟，还有什么比自己尚未成为一个"大国"就在设想帮助另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更为"高尚"的呢？

然而，邹谠让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首先，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国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出面担当"道义者"角 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中国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没有做出任何高尚的政治行为。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以后，当时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就说，"中国在军事上处 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义务"（页512）---言下之意，美国袖手旁观为好。 果然，日本帝国全面侵华后，美国不仅没有铁肩担道义，还继续与日本做生意，买给日本最基本的军工原料（石油和废铁），让日本得以制造炸弹投掷在中国的城市 和战士身上......1941年，美国军事观察家向国务院报告，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到了"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地步，美国政府依然袖手旁观。1941年12月8日， 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被迫对日宣战，"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页44）---邹谠教授的笔法无异于说，美国政府袖手旁观足足四年，倘若不 是日本不宣而战，美国仍然会袖手旁观下去，即便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也罢。事实上，直到1943年元月，美国才与中国签订条约，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 权，并说服英国也这样做（页53）。我们知道，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给在上海的西方外交使团和外商机构看的面子战，从军事角度判断，行家一看地图就知道，这 次战役设计绝对会得不偿失。但蒋介石希望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