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关于这个主题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转型与发展观，或者叫做发展战略。第二个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是新发展观为“三农”问题的解答。第三个问题是农村组织制度创新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每一个问题我希望能够花半个小时到45分钟能够完成。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战略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战略。

关于社会转型我们学术界有几个提法，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这几个提法 是一样，核心是工业化，因为有工业化还有现代城市的出现，因为有工业化、城市化带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这个归于社会转型的提法源 于西方的社会学，把源于西方社会写的社会转型的理论，当然遇到中国自己的实践过程当中来，会形成自己完全不同的特点，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点和阶段是什 么？

我以为中国社会转型有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被迫而不是自发的，而“是外部强加的”。我们原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一步 一步也走向现代社会制度，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工业化，现代学术界对这个判断大体上否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打入现代化的而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所以第一个特点 是外部强加的，当然强加以后我们是为了应战，我们必须要向西方学习。

第二个，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讲工业社会的转型来的相当晚，所以它有个后发的特点，后发的特点是早发就不一样，像西方，像英国、法国等国包括美国，因为 在西方所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说人和过程问题，比如说城市内部的具体紧张和对抗关系的问题，可以有一个外部上升的空间把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向海外殖民地转移，减缓内部的压力。

第二它可以掠夺征地的财富，输入到本国，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如果英国在工业化以前，没有把印度殖民下来，如果没有从印度输入大量的资源，我们很难 想象，英国能够在18世纪晚期，启动他的工业化进程。如我们的近邻日本，日本的社会转型其实于1868年的民革维新，从日本的历史近代史来看，这个没有 错，但是日本能够完成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需要的巨大的资本，他的原始积累哪里来，大家都清清楚，来源于中国，来源于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以后，割地 了赔款，大概是2.8亿银子的赔款，相当于清朝财政一年财政的总量，没有一个银子日本怎么能够建立起他的国家帝国银行，怎么能够启动现代化所需要的港口、 道路、桥梁以及大型的工厂是不可能的，所以后发国家不仅不可能从海外来获得在转型过程中必须要大量的剩余，就是原始积累的资金。相反的，我们从鸦片战争以 后，不断的赔款是这个上使得整个清政府的血液向外流，清政府由于年迈而自行垮台了，倒下了。所以后发有劣势，当然后发也有优势，我们可以把西方直接的技术 直接的引用过来，免除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占用的时间，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个特点是先发的国家自发的国家通常是以市场为主导，都是后发国家，因为市场本身，农耕经济本身无法逐步推动到市场经济，并且通过私人经济为工业化 提供积累，不可能走这条路，所以一般由政府和国家主导，从这个意义来讲，凡是政府无力承担起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责任这个是增长就必然垮台，所以共和国的建立 可以快速的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己任，作为一个政权合法性促成的重要前提，所以以国家为主导。

第四个特点是这种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不仅扮演主导的角色而且采取追赶的战略，尤其中国百年的落后和屈辱，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 打”。所以快速的推动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相联系，强国就成为中国引来一个主导思想，这样就使得后发国家在实际追赶战略的过程当 中，整个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因为它基础是汪洋大海上落后小农经济，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所以原始积累只能产生在内部，下面我要谈到“三农” 问题。主要是与这条发展的思路有密切关联，这个是四个特点。

第二个中国社会转型通常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高强度的取之于商业用之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与高强度和快速有关，我们不能慢慢来，不能够更改原来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老路，一步一 步的重复，这个观点在1928年有一个美国的学者，这个人曾经参加过中国的20年代的革命，这个革命失败以后，他总结27年大革命的失败，写了一本书叫做 《中国革命的边缘》，他在这个序言里面讲，中国的发展来的太晚了，因为他不可能循序渐进的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阶段。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十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内要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任务，所以中国的发展一个特点就是要浓缩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大跃进，这个1928年的话，大跃进这个词是 我概括，并不是的原文，意思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高强度的提取“三农”，尤其是农业的产出，投入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工业和城市自身的增长能力已经形成，因而无须取之于“三农”，这样可以减免农民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所承担的国家工业化繁重的责任，而且进入到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带动乡村，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在中国大概在2004年、2005年、2006年，所以我们可以把新发展观理解为中国的发展，近代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理论上的表现，当然 这里要有一个补充，就是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通常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说第一阶段取之于“三农”用之于城市和工业。第二阶段是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市来 带动乡村，中间有一个调整和过渡阶段，这个是先取消农民的一切负担而农村，当中给农民有一个生养休息的空间因而过渡到第二阶段，当然从中国最近这几年的发 展来看，这个过渡期非常短，我们紧紧接着取消农民的税费以后，就进入了工业来反哺农业的阶段，原打算从2005年开始，花五年的时间初步的取消农业的税 费，1999年开始税费的改革，我们从2005年开始每年取消农民负担一个百分点，花几年时间取消，实际上2005年我们就宣传，全国各省市的农民的负担 全部的取消，所以我们过渡阶段非常的短暂。第一阶段发展结束于2005年，就全国各个省市而言，尤其是沿海的若干县、乡而言，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城镇来 带动农村，从上海到苏南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沿海地区，以农业来反哺农业，其实在80年代初该开始，浙江人清楚这个过程，尤其在浙江的杭嘉沪地区和江南的苏南 地区，80年代快速启动了原来的社会企业很快的过渡到乡镇企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机会，农户的经济中心在80年代初从农业很快转到工业，地区财富的中心还从 农业转到工商业，农业这块蛋糕要让给农民自己吃了，工业积累的利润反哺农业，帮助农村盖房子，修水利等等，所以这是我要补充说明的。

下面我重点讲第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还可以把第一个发展阶段取得于“三农”而用之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小的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我们 可以从太平天国结束，启动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工业化进第一个阶段，从1865年洋务运动中间民国到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第一个大 阶段中的第一个小阶段，这个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大概和新的工业的产业部门相关联的，作为新式的工人阶级而只有三百万到五百万之多，所以解放之初，中国依然是 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的国家是一个农耕国家，城市人口只占10％到12％，农村人口占88％左右，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产业，新式的部门就是工业 部门依然很脆弱，工业的人数不过是三百万到五百万，第一大阶段第二个阶段是50年、78年，因为79年改革开放的起始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计划 经济时期，然后是79年到2005年是第一大阶段是最后一个阶段，都是从农业取得剩余作为工业化原始资本的积累，所以每一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力度加快， “三农”问题就开始凸现，远的不说了，我就讲30年代的时候“三农”问题已经凸现，关于农村破产，农民贫困等等的问题，在三四十年代初充实于报纸杂志，新 的农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初期已经产生，当时叫乡村社会建设著名的领袖人物。当然共产党也参与了当时的农村的改造力度，因为当时28年民国定都南宁以后， 经过了30年以后，局面大体上稳定下来，首先一步就进行政权建设，尤其是要对县这一级的政权建设，然后实施了新的政府机构，实施新的警察科，当然要招很多 警察，还要买一些新式的武器，还有服装，还有教育科，来负责当时已经发展起来中小学教育，当然有大笔的经费还有经济发展科，建立一个民政科，来就在放在的 问题，另外把县一别的政权往下移动，移到乡镇一级建立起新的政权，从晚清以后经历了北洋有民国时期政权往下移动，移到乡镇一级，新的政权建设又有新的人 马，新的装备这些都需要钱，这个钱从哪里来，当然只能往农民要，另外军事装备的传统的军事包括服装，长矛大刀给你饭吃，所以养传统的军队比较廉价，养新式 的军事比较昂贵，所以当时的现代化的这个运动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以至于当时著名的人物（无色与）讲了，他说农民出了那么多钱，苛捐杂税，农民活不下去，养 这么多官，而官不能为农民办事，养了这么多军队，这么多的军队不能为农民办事，所以他要求政府少取农民，最好建立一个无为的政府，他对于农民的同情，以及 当时他开出了很好的药方，因为中国面临着强国的压迫，面临着政府现代化的理论，所以必须问农民要，但是要的太多把农村压垮，你不要。中国摆脱不了挨打的命 运，这是30年代。

解放以后，我们讲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近代以后第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这个高潮是围绕着苏联支持中国156个工业项目，为了这些项目， 我们整个高教系统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了重新的调整，目的是为了“一五计划”，为了培养人才，而这个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农业，这个工业化来带 动了城市化，49年中国的城市132个，65年增加了44个工业城市，这44各城市基本上矿业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化的规模是50年代初是第一个大的高潮， 我这里讲几个城市化的情况。

比如说到1957年末，中国的城市增加到156个，新增的城市66个，新增的城市有纺织机械类，还有鸡西、焦作、平顶山，鹤壁是煤炭城市，马鞍山是钢 铁城市，还有老城市的扩建，像武汉、太原、西安、杭州等等，这些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楼房、厂房的建设以及工业化本身的投入，在整个50年代我们跟 农民要了多少？是整个农业产出将近三分之一，农民的税费负担非常之重，50年我们进行全国规模的土改，把地主富农的地无偿的分给农民，我们消灭了地富这两 个阶级，把土地分掉以后，为什么这么快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当时的几种原因，只有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的总产量才会持续快速的增长，这 是第一个方面。如果农业生产量提高，国家提取量可以增加，农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适当的改善，这是第一个理由，当时是非常充足。

第二个理由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土地再重新集中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有失去土地的可能，所以第二个理由是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其实在我看 来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你把土地分散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要向一家一家的农民要，而且要的这么多，肯定把全国搞的鸡飞狗跳，所以把农民集中起来， 搞集体化，集体生产的粮食和产品国家先拿掉，然后再分配，毛泽东曾经讲过，把农民扎成一个辫子好抓一点，为了快速的工业化这是合作化一个很重要的论调，所 以通过了53年以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农村提取更多的剩余资源，提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农业税，当时的农业税是食物税，当时的农业税占农业占产出12％到12％之 间，非常之重的而且是中央税，58年以后农业税转为地方税，这么重的税地方财政吃什么，所以允许在农业税以外加一个农业附加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收入所以农业 附加税源于民国时期的新政，新政主要是地方搞，地方没有钱搞就增加了一个农业附加税，大家知道，清朝从雍正五年以后，曾经定下一个国策，从今以后，增人不 能赋税，而且清朝的地税相当稳定，一直到晚清的时候搞地方新政他需要在农业税再加上附加税，民国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农业的附加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地方政府利 用农业附加生产出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