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凤菁：东欧剧变与民主社会主义

今天是东欧剧变20周年。东欧剧变是指从1989年起的短时间内，过去在东欧八国执政的共产党全部失去了政权，这些国家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放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走上了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八个国家分别是民主德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利亚。长期以来，关于那场政治风波发生的原因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许多人不理解，这么多共产党国家，怎么一下子全都变了？过去的主流说法是，东欧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20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恐怕不免过于浅薄，甚至可笑。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一句话。他是用这句话驳斥同样说苏联也是西方搞垮的这种说法的。大卫.科兹说：“无法想像，美国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不知道大卫.科兹先生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但他的这番话显然具有说服力，它不仅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东欧。同样不可想象，美国连自己家门口的古巴都消灭不了，却会有能力将远在东欧的八个共产党国家的政权在短时间内一口气地推翻。不论是东欧还是苏联，外部的压力只是它们发生剧变或解体的外因，而决定作用的无疑是这些国家的内因。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有人虽然也承认内因的主要作用，但把内因、外因罗列一大堆，说是它们“合力”的结果。这样，问题被搞得很复杂化，主要矛盾被屏蔽起来。我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主要内因和一个主要外因，其它原因都是次要的。主要内因是这些国家一贯认为它们是属于西方国家的范畴，人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都和西方人一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英与苏联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雅塔尔会议却把它们人为地划入了东方集团。在战后的十年中，它们对强加给它们的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一直不喜欢、不适应和不愿接受，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缺乏民主、在经济上缺乏活力。它们所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东欧国家战后不断谋求改变政治现状的主要原因。

东欧剧变的主要外因是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使这些国家有了自由选择其他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改革,在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上放弃了严密控制这些国家的政策。而过去的状况是苏联长期对东欧加以全面控制：在政治方面，东欧国家不仅要紧跟苏联的内外政策，连重要的人事变动都要请示苏联，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克格勃严密地监视着各国国内的政治动向；在经济方面，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经互会将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套在同一条锁链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仅支配它们的外贸，还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方向进行分工，例如规定有的国家只能发展汽车工业，有的国家只能发展化学工业甚至只能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使这些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在军事方面，苏联通过华沙条约、国外驻军和派出军事顾问，掌握着东欧国家的军队和国防，控制它们的领土、领空和领海，这些国家全无自己的军事秘密可言。苏联这种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使东欧国家失去了民族的独立性，变相地成为苏联的殖民地。苏联在对它们控制无效的情况下，便会派出军队公然干涉它们的内政，这在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波兰和匈亚利、1966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都发生过。东欧国家在那个年代难以有任何越轨行为，更不必说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改革确定，苏联不再干预东欧国家的事务，这无异于给这些国家松了绑和搬开了压在它们头上的大石头，使它们有了自由。这偶然出现的宽松的国际环境，为东欧剧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它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可以改变发展道路。在以上谈到的主要内因、主要外因和其它因素的作用下，东欧剧变得以发生。

那么，东欧人民为什么长期拒绝接受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呢？

那是因为剧变之前，东欧国家的状况与前苏联一样，社会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执政的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一样，都是实行所谓的“三垄断”。长此以往，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逐渐与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

“三垄断”的概念是由现在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提出来的。他在苏共垮台以后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对苏共失败的原因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苏共长期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三垄断”，最后导致被人民所抛弃。所谓“三垄断”是指苏共在政治上的垄断权力、在经济上垄断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垄断真理。下面，让我们先看看苏共在苏联实行“三垄断”的大致情况，然后再看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是如何效法的。

在苏联，由于苏共垄断政治权力，国家政权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从而个人迷信盛行，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整肃，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等级森严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的社会。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垄断政治权力的恶果累累。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揭开了黑幕的一角。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肉体上消灭其他革命元勋、革命老战士和人民群众。仅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苏共十七的1961名代表中就有1108人被逮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枪毙（占70%）。上世纪30年代，在苏联767名包括元帅在内的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名，其中原有的6名元帅中有4人被枪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受到各种迫害和牵连的人数高达2000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仍然搞集权制、终身制，各级干部的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由于苏共也垄断经济利益，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产生，全民的财富被少数人侵，官僚特权阶层如鱼得水，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普遍存在，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进行任何有损自己利益的实质性改革。对经济利益的垄断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结合在一起的，掌权的权力大，官当得高，得到的经济利益就多。这个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工资待遇。以中央某工业部部长为例，他的月工资是大学教授的6－7倍，是医生、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工资的20－25倍。除工资以外，这些官员还可以经常得到钱数不等的“红包”。这还不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因为他们还享有各种特权，其中包括宅第权（向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一处或多处别墅）、特供权（特设的内部商店按官员大小向一定级别的官员提供优质商品，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是一般商店所买不到的）、特教权（有专门的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大学培养官员的子女）、特继权（高级官员死后可以把他们生前居住的住房和别墅免费给他们子女继承）、特卫权（每年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于向高级官员提供警卫和各种服务）、特支权（顶级的官员可以不受限制地到银行提款）等等。尽管这样，这些官员仍不满足，权钱交易屡见不鲜，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金钱的资本。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别是他执政后期，苏联的“特权阶层”全面形成。俄罗斯学者估计，苏联解体之前，这个“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连家属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5%。

由于苏共垄断真理，使得公共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只有党的理论、思想、文件、指示才被视为真理，所有媒体都由官方掌握控制和按照统一的口径进行宣传，社会上毫无舆论自由可言，民众实际上被愚弄。其后果是造成社会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宗教，世界和苏联社会的重大变化在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都得不到相应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多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在这样单调的氛围中，思想精英和有识之士遭到扼杀，大量的庸才却涌出并往往很得志，造成智力资源贫乏和枯竭。久而久之，由于生机被阻断，社会长期停滞不前。

以上就是前苏联粗略的政治图景。我想，我们大家对这图景恐怕也并不完全陌生。

久加诺夫认为，苏共当年由于长期实行这样的“三垄断”，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最后遭到苏联的普遍唾弃。作为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以前也是苏联共产党的高官，他总结苏共失败的原因是防止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重蹈覆辙。这个总结是他根据亲身经历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应该是诚恳的、准确的，切合实际。其实，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联革命元勋托洛茨基曾指出，当时苏联共产党错误的执政方式“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托洛茨基后来被斯大林派人暗杀，但是“三垄断”的严重后果却被人不幸言中。1989年前后，苏联科学院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共在苏联解体前因为实际“三垄断”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状况。在这次题为《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民意调查中，回答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认为它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85%的人都认为苏共只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由此可见苏共丧失民心的程度，苏共一贯自称代表劳动人民利益，而在人民的眼里却是只代表权贵阶层少数人利益的怪物，这样的党怎能不下台？

下面再看看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是如何实行“三垄断”，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

众所周知，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的翻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是实行“三垄断”，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与苏共是一样的。在这些国家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它们与苏联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民族矛盾。因此，东欧各国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更加迫切。它们长期以来虽然受到苏联的压制，但是战后几十年不断发生政治危机，寻求社会变革的努力从未停止。因此可以说，东欧剧变并非仅仅发生在1989年，1989年那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地要求改变现状的过程而最终完成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个变化的过程可以视作从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已经开始，前后持续了30多年。

下面以1956年匈牙利事件为例，让我们具体看看东欧国家共产党如何效法苏联共产党，在本国实行“三垄断”。

匈牙利是个小国，土地面积只有9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浙江省那么大，人口只有1千万多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被苏联解放的。1945年解放以后，由苏联扶植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及其一伙不顾本国特点，照搬苏联经验，实行“全盘苏化”。在“三垄断”的状况下，他们的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解放之后不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与罪恶的政策，他们做的那些胡作非为的事情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破坏民主和法制。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被吹捧为当然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等等。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动派法庭及长年监禁当中大义凛然、非常坚强的共产党人，掌权后在效仿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氛围中却丧失了理智，对人民采取专横政策。他与另外三人一起结为“四人集团”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而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拉科西在这个时期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控制之下。1945年后为了巩固政权，拉科西等人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和罪恶的政治措施。

解放之初，匈牙利本来是共产党与多党联合执政的。为了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拉科西一伙采取所谓的“逐段切香肠“的政策，那就是一点一点的削弱其他政党，制造了一系列错案，迫害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同时牵连到一大批受害者。在这个过程中，仅前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就有4000多人被关进大牢。最后，其他政党全部被搞垮，共产党开始独掌政权。

此后不久，他们又在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寻找“敌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被清除后，拉科西一伙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党内的高层领导人，挖掘不可靠的人物。拉科西等人的“四人集团”在二战时是在莫斯科度过的，解放后才回国，被称为“莫斯科”派。他们这时从宗派主义出发，迫害战争期间在国内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捏造罪名将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拉伊克曾是地下共产党的总书记，解放后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1949年拉科西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拉伊克经受了各种酷刑和心理折磨，最后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被处死。此后不久，卡达尔等一批同拉伊克一样的“国内派”领导人也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军队中许多不驯服的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在社会上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