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底线是如何失去的？

秦晖先生的新著《共同的底线》得以出版，应该说是今年复杂政治形势下的一件幸事。笔者仔细研读一番，感觉意犹未尽，很想再围绕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结构”这个重大话题再嗦几句，权当是对本书的一个注脚或者再评述。原初本想将本文题目定为“底线是如何失守的”，但是斟酌再三，感觉问题的核心可能不在于：首先存在那么一个共识底线，只是我们没有坚守住，而在于“当下的中国根本就没形成一个所谓的政治底线”。因此，最终将本文取名为《底线是如何失去的》，以凸显中国当下政治话语严重分裂的基本局面。

一、政治话语的滥用与无奈

在当今世界（包括中国）的政治话语系统中，“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词，这是因为政治理念经常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对某一核心价值观的偏好经常会“连带式”地决定着其他诸多政治观念的方向，比如对“个体主义”的偏好经常会导致对私有化、最小化政府、自由高于平等这一系列观点的认同；相反，对“国家主义”的偏好又很容易带来对于公有制、政府规制最大化、国家整体优先于个人自由等系列观点的认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人类政治话语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主义”，最知名的应当包括如下几个：“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可以细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列宁主义”、“凯恩斯主义”等。值得关注的是，以上各种政治理念虽然各有其强调的核心价值观，但是相互之间又经常存在重叠乃至“包容”，特别是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这种现象变得格外突出。

在经年累月的政治变迁过程中，由于政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和政治话语结构的转化，其中的很多“符号性语言”也在发生着含义上的深刻变化，并因此而被滥用，从而导致很多的思想争论变得模糊不清。秦晖先生针对此问题而明确指出：“目前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左派’、‘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和它们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大的不同”（《共同的底线》，P.17）。因此理清这些核心政治话语在中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变得十分关键，因为不经过这样一个工作过程，中国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争论就显得毫无头绪可言，更重要的是还容易导致对很多重要话题的“误置”，从而掩盖一些“根子上”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思想界的“偷懒者”或者“自命清高者”直接反对使用“主义”一词，认为这都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根本不能用来理解中国社会。这种观点貌似回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可一旦付诸操作就发现：我们的政治话题无限多，给予一一讨论是断然不可能的，而且核心的争论还是那么几个，比如国家、民族与个体人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角色扮演与合法性来源、平等自由的确切含义与适当范围、人道主义是否具有普适性、公民社会与国家、民主制度的产生基础与合理形式、人类社会的理想组织形式等。显然，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没必要去绕开上文所列举的各种“主义”而另辟蹊径，因为它们本事就是围绕对这些重要话题的反复讨论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既存的各种政治话语存在着被滥用的嫌疑，但是若要彻底弃置不用也是不太可能的，这也算我们参与“政治思想”争论的一种无奈之举吧。

二、西方政治话语流变中的“左与右”

若要搞清楚中国政治语境下的“左、右”格局，首先有必要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中的这一格局及其演变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因为“左与右”的话语区分虽然存在已久，但截至到当今时期，这种区分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只有弄清楚了这种变化，才能防止对这些话语的不当“引用”。结合秦晖先生的思想考察，笔者梳理出了一个大概的时间线索，将西方国家的“左、右”政治思想区分给予“长时段”的总结。以英法大革命时期为开端，当时的革命思想可以称为“左”，而认同王朝统治的思想即为“右”，二者之间的核心对立就在于是否认同“平等、自由、博爱”的启蒙价值观。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极左”思潮显然就是那些毫不妥协的革命派理论，卢梭的思想可以视为代表，而“极右”思潮则是那些坚决捍卫传统王朝秩序的思想，托利党的思想（又称为“保守主义”）相对比较接近，托克维尔、孔斯坦、孟德斯鸠、洛克甚至伯克等人的思想则可以视为相对“折中”的政治思想。

以上的政治思想格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发生变化，由于英国宪政秩序的日渐成熟和启蒙价值观在欧美国家的广泛传播，企图“完整捍卫”王朝秩序的思想基本消失，宪政派旋即占据了“右”的位置，而坚持继续革命的卢梭主义者则成为了“左派”思想的传承者，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可民主、自由、博爱的启蒙价值观，核心的争论就在于是否可以接受一种“渐进式”改良路线。显然，作为右派的宪政派是接受的，而左派革命者则希望激流勇进地实现彻底的民主、自由共和国，这种分歧也成为了英国与法国在“民主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关键差异之所在。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由于根本就不存在传统的王朝政治力量，在新教徒的“集体倡导和实践”活动中，启蒙价值观得以直接占领了主流政治思想的舞台，自由主义也就成为了美国的“原初政治思潮”，因此美国的保守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这与欧洲国家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同（《共同的底线》，P.17）。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欧美世界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就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价值观，而所谓的左、右之区分只在于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不同路线，或者说不同的具体操作方式。

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政治形态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产生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最明显的标志就在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左翼”话语因此而发生了位移，被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牢牢抓住，他们这套政治思想在欧美世界几乎成为了“左”的代名词。其实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更为激进的左派还是存在的，比如巴枯宁和普鲁东等无政府主义思想，但他们的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中的影响有限，因此难以真正占领“左”的话语阵地。而与此同时，在西方中心论、激进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催生下，以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极右”思潮得以诞生，卡尔.斯密特和戈比诺堪称其代表人物，这对之后的欧洲纳粹势力崛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左派”政治话语产生之后，其思想体系的内部也不断分化，第二国际的“分裂”正是这种分化的具体表现，产生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和以列宁、卢森堡为代表的反修正派，并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欧苏分裂，即多数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创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则走向了另外一图。

苏俄社会主义思想演进的插曲对世界政治思想史的整体图景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它开启了“左”思潮的“右转化”之先河。在斯托雷平改革之后，沙俄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想被边缘化，而列宁借助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民粹化”改造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一向以政府反对派面目出现的“左”思潮成为了正统，由于失去了国内的敌人，而政权的维持本身成为其核心的任务，因此非社会主义世界就成为他们的思想假想敌，这种情势的自然演化结果就是，苏俄执政党在“左”的外衣下开始孕育出很多的“极右思想”，通过引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来巩固与之对立的“左派”政治根基，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斯大林最终完成了这项“思想嫁接与改造”工作。这项看似吊诡的政治思想嫁接，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欧美世界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但在苏俄这样的民粹主义思想深厚的国家则显得十分顺利，秦晖先生分析到：“与其说民粹派是平民主义者或精英主义者，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整体主义者，与其说他们和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构成对立，不如说他们首先与各种‘个体主义’构成对立。而他们的平民倾向与精英倾向，“民主”倾向与专制倾向，正是在这点上得到统一的”（《共同的底线》，P.133）。

截止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格局已经基本成熟，包括了以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极右派”、坚持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右派”、以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中心的“中左派”和以葛兰西、卢卡奇、马尔库塞等批判理论家为代表的“新左派”，而以奉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极左派”则被边缘化，只有苏俄仍旧口头上宣称这一政治主张，但实际上在与“极右”思潮的混合中早已失去了真诚的实践动力。在各种政治思想并存的这个年代，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元素，使得其内部的各种政治主张相互融合，而与此同时，苏联的所谓“正统马列主义者”却对欧美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采取排斥态度，从而失去了吸收对方积极因素的可能性。所以，欧美政治体制不断走向成熟，而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体制”则走向了奴役状态；特别是在德国纳粹失败之后，西方政治文明正式淘汰了“极右”的很多成分，加之社会民主党等“改良左派”的兴起，各种“极左思潮”也被彻底边缘化，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再度整合，所谓“左右之分”也开始变得十分微妙，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赵鼎新先生所说的“忠诚的反对”关系，即在共同认可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围绕着更具体的细节而开展争论，这种态势下的所谓“左右之争”与之前的敌立关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集“极左、极右”思想于一体的政治垄断体制得以延续下来，而在广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共同影响，所谓的“左右”之争集中体现在“自由与公平之间的权衡”问题上，即偏左一方强调纯粹自由市场体制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不公正，需要国家干预予以克服；而偏右的一方则强调保持自由市场机制效率的“必要性”，以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种争论集中体现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当下西方民主国家的左右之争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哲学根基之上的“有限争论”，他们对传统自由主义的“群己权界”论以及国家“权力―责任对等”思想有共同的坚守，即其共同的政治底线就是“绝不能容忍以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外貌而出现的各种独裁政治”。也就是说，当代西方民主国家内部虽然也存在“左与右”的政治思想区分，但这种区分是经过对各种极左和极右思潮清理之后的具体分歧，而不是围绕苏联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原则性争论。即使吉登斯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仍然坚持这个底线不动摇，甚至这条道路本身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它进一步划清了与“东方左派”传统病的界限（《共同的底线》，P.49―54）。

三、中国政治的“左、右”话语与实践

在理清了西方国家政治话语的“左、右流变”路线后，我们可以回头来分析中国语境下的“左右”思想区分。清末民初，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步伐的加速，西方的政治话语也被引入中国，章炳麟、陈天华、秋瑾等因其激进的革命言论而成为了左派的代表人物，而荣禄为代表的顽固派自然就是“极右派”，而康有为等则因为其“保皇言论”成为中右派的代表。伴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到来和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诞生，其政治主张和话语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中国“左派”思想的核心内容，但与此同时，极右思想和改良主义保皇派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以辜鸿铭为极致、以梁漱溟等各位新儒家思想者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声音仍然激荡在中国大地上，从这两极思想的谱系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及其政府显然不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思想右派，因其长期倡导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应当定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中间派”。与此同时，以胡适先生等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属于“中左派”范畴之内，相比之下，受英国工党思想领袖拉斯基影响的张君劢、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则更为接近西方左派的立场，而闻一多等更为激进的左翼人士则基本可以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之列。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思想格局”可通过对以上各派思想内容的梳理得出一个大概的形态面貌，这种多元并存的政治思想形态存续多年，相互之间虽有斗争，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保持平等的对话，从而形成了历史罕见的“百家争鸣”之社会思想繁荣景象。

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吊诡的变化，由于毛泽东“极左”思想占据了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苏联创建之初的类似情况开始呈现――“极左”政治思想开始吸收“极右”思想的多数成分，成为集西方“两种激进主义之精华”的宏大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