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舒凯提斯：21世纪的控制与颠覆

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在2012年7月号上以迪米特里斯・帕帕多普洛斯(Dim-itris Papadopoulos)、纳娅姆・史蒂文森(Niamh Stephenson)和瓦斯里斯・切阿诺斯(Vassilis Tsianos)于2008年合作出版的《逃逸路线：21世纪的控制与颠覆》(Escape Routes ：Control and Subversion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为专题刊发了五篇文章，前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评论，第五篇则是该书的三位原作者针对前四篇文章作出的回应。《逃逸路线》主要从工人对流动性的期盼这一角度重写了生产方式的演变历史，然后分析了当代流动移民、资本主义和生物政治之间的关系。下文为该专题中的第一篇导读文章，作者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讲师史蒂芬・舒凯提斯(StevphenShukaitis)。舒凯提斯在文中主要讨论了《逃逸路线》提出的“无形的政治”(imperceptible politics)这一主题。他认为，该书所说的这种逃离权利与代表的“无形的政治”采用了一种“拒绝工作与代表的自治主义政治(autonomistpoli-tics)”，以适应新出现的后自由主义的政府治理形式，同时为人们“在控制型的治理制度之内、之下、之中和之前工作”提供了新的路线。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tle)曾说，每一位作家都同时在创作两本著作，其中一本只需用笔墨完成，另一本则需要在痛苦中用鲜血铭刻于灵魂之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梅尔维尔以当前的批判理论为题进行写作的话，他或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他会说有些书不仅需要被书写两次，而且需要在构建、分解和重构运动的循环中被一次又一次地不断重写。这倒不是说那些遭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事实刚好相反，对颠覆性的运动来说，有些问题总是不断显现，它们被痛苦地铭刻在反叛的灵魂之上，并不断要求给出解答。

比如，虽然《逃逸路线》一书对移民的自治问题、没有稳定工作的劳工的斗争问题以及贯穿技术科学领域的冲突问题等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但我们却可以把这些分析建设性地解读为对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和劳瑞・泰勒(Laurie Taylor)在1978年发表的同名著作中相似主题的重述。我指出这一点并不会贬低这两部著作中任何一部著作的价值，而只是想指出有关日常生活的抗争问题在今天是如何萦绕着我们的。并且，正如当年的科恩和泰勒一样，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在今天关心的话题依然是他们所说的抵御结构性停滞(structural stagnation)的问题。科恩和泰勒感兴趣的是，重复性的日常生活―――那些所谓的“日常苦差”―――是如何耗尽人们生活经验中的活力和创造性的。不过，他们不愿意把这种活力和创造性的丧失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故此才在研究中探讨从这种日常生活的多因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中逃脱出来的可能性：有哪些策略可以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局限中创造出不一样的自我意识、一个“结构秩序之外的自我”？这也正是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在《逃逸路线》中讨论的问题。对三位作者来说，这个问题在今天依旧和过去一样紧迫。在这里我们发现，两部著作的发表时间虽然相隔30年，却都致力于寻找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同时又渴望从中逃离。

那么，对这一逃逸路线―――或者说日常生活的西北航道―――的寻找在今天进展如何？考虑到本专题的性质，我不打算从整体上对这部著作进行综述和讨论，而只会聚焦于如下问题，即：它是如何得出与变化着的治理结构和政治自主权相关的“无形的政治”这一概念的，另外它对今天的颠覆性运动又意味着什么？在众多已被提出和探究的概念之中，这或许是最直接和有用的一个，并且与诸如“底层政治”(包括那些“已逃往克洛坦”或仍然无法摆脱底层地位的人)等这些以前的概念以及近期有关暴动和社会隐身(social invisibility)的讨论相关联。像《逃逸路线》这样一本著作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如何使这一概念跨越了多个领域和地区，并且在一个广阔的自治主义框架内得以展开。但什么才是“无形的政治”呢？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将它描述为“日常文化和现实的逃逸实践”的形式，它可以改变当下的时间状态和有形的身体能力。对他们来说，无形的政治拒绝对其进行绝对的或最终的理论化，它作为整体性而存在，并且由稠密的信任网络编织而成，其特征就是一种无目的性状态。因此，逃逸路线不仅从字面上来讲是从有劳动管制或边境管制的制度下逃离的路线，而且还意味着从代表制度中逃脱出来。这种逃逸路线是从权利(right)与代表representation)的“双R”原则下逃离的尝试。初看上去，这或许有些奇怪，如果我们早已习惯认为社会运动的目的乃是为了从政府或其他地方得到认同的话。对《逃逸路线》的三位作者来说，这种对权利与代表的拒斥与他们对变化着的治理结构的分析有着密切联系。

正是在这种治理结构的转型―――或者作者所谓的后自由主义的自主权出现―――的过程中，无形的政治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后自由主义的自主权并非基于自上而下的治理形式，而是对那些早已处于运行中的事物进行网络化协调与监管。这种治理逻辑不是封建王朝的，不是封闭的，甚至不是德勒兹对控制型社会所做的著名构想，而是在生物政治生产网络中的一种内在的管控活动。这种治理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至少在初期如此，而是先给予那些被治理对象以利益并谋求他们的主体参与，进而通过这些新的社会集团来实施。但对于那些企图逃离先前的控制制度的行为来说，这种治理方式的改变也恰恰是一种反制。正如《逃逸路线》所说的，约束力并不产生主体，而是对他们不断试图逃离控制的行为作出回应。逃脱封建束缚引发了雇佣劳动的兴起，或者说，移民工人的运动导致了各种边境管控形式的产生，以便使其自主性变得易于控制且富有生产性。这是对那种核心的自治主义思想―――即抵抗是一种首要的、决定性的变革力量―――的重要改造。

这一核心的自治主义设想的战略价值在于它对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重新设定和聚焦。在《逃逸路线》中，日常颠覆实践也同样被重塑为自治主义形式，即是说它们出现在它们所反抗的控制形式之前，并且对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乐在其中。这种逃逸的先在性使人们不再专注于对日常控制形式的对抗，而是去关注有哪些实践可以让我们逃脱这些控制形式。不过，只要决定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或政府治理形式的发展历程的依旧是抵抗活动，那么颠覆运动将发现自己会遭遇由它自身诱发的力量和变化，或者发现自己被一些宣称代表着颠覆活动的力量(比如联合会、激进政党等)所控制。如此来说，逃逸并非仅仅先于控制形式，而且还被后者含纳其中，同时它还是一个总被更新的问题，即，一方面，正是那些变化着的权力与代表的形式使得无形的政治富有成效，但另一方面又如何从这些形式中逃脱出来？

将关注点放在“双R”原则上，使得帕帕多普洛斯、史蒂文森和切阿诺斯三位作者可以通过构筑自主性来拒绝所谓的“双R”原则―――即拒绝工作和代表―――的桥梁。无形性(imperceptibility)既成为一种日常行动策略，可以让人们“在过度符号化的代表制度下行动”，同时从长远来看，它还可以甩开对此前颠覆时刻的僵化代表。由此，无形的政治谋求预测：日常颠覆活动将如何被改造成为服从后自由主义治理与监控的总体过程的代表形式？他们认为：“这让我们超越当下的抵抗困境，采用一些不经宣扬便已悄然展开的颠覆模式来行动。”

但果真会如此吗？我认为《逃逸路线》当然不会提供一个最终的分析结果或明确观点。它做不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它已经意识到，任何想要提供一种总体理论化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对激进想象的持续更新进行封闭限制的形式。不过，《逃逸路线》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即它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路径，无论是用笔墨还是用苦痛。它在临近结尾时所描述的未被剥夺的社会交往，或对那些可用于价值生产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分析，同样也富有启发。虽然这些未被剥夺的社会交往形式并不能永远逃脱政府治理，但却形成了“无形的逃逸政治的血肉之躯”，它运行于控制型的治理制度之内、之下、之中和之前。

以下是“逃逸路线：21世纪的控制与颠覆”专题中收录的其他四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1.《“无形性”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含混性》(“The Ambivalence of‘Imperceptibili-ty’in Political Economy”，by Esra Er-dem)

关键词：移民劳动马克思理论抵抗

本文作者是德国柏林经济学与法律学院讲师艾思若・埃黛姆。她在复杂的经济学框架内把多种不稳定的、非资本主义的工作实践联系在一起，批判性地解读了《逃逸路线》一书中提出的社会变革理论。她尤其关注书中的“逃逸”和“无形”两个概念，讨论了它们对理解当前的移民流动以及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等问题的作用。埃黛姆认为，《逃逸路线》的价值在于，它凸显了那些处于法律监管之外的越界流动性的“无形的行为”的颠覆潜力，但同时又没把它们过度浪漫化。文章在最后质疑了“无形性”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概念的局限性。她指出，虽然《逃逸路线》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做了有价值的批评，却没有为认同和鼓吹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留下理论空间。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埃黛姆试图在《逃逸路线》所说的“无形的政治”与多种经济方案之间进行对话，并简单描绘了几种可能的结果。

2.《推动“生活”的推力：回应〈逃逸路线〉中至关重要的经验政治》(“Push-ingat‘Life’s’Pulls：A Response to the Vital Politics of Experience in Escape Routes”，by Anna Munster)

关键词：生物权力连续经验后自由主义的自主权网络

本文作者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当代艺术与政治研究中心副教授安娜・芒斯特。文章重点讨论了当前生物政治控制型社会下的“生活”与“经验”两个论题，分析了《逃逸路线》的论点，即，对当前的控制型社会―――或者说对“生活”的控制方式―――来说，经验既是首要的又是具体的。在今天，控制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权力在当前的表现形态。《逃逸路线》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非常谨慎地对“生活”和“经验”作了历史界定，芒斯特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她非常赞许《逃逸路线》中的观点，即，即使是接连不断的控制方式也无法将过多的生活和经验含纳进去，并且有可能成为具体历史方位下的颠覆和逃逸策略。但她不认可该书对一些当下生活经验―――即网络、代表和语言―――等方面的分析，而是认为我们永远都应该考虑它们的异质性，而不应把它们与经验对立起来。

3.《逃逸的艺术：后自由主义跨国时代的权力、无形的政治以及流动控制》(“The Art of Escape：Power，Imperceptible Poli-tics，and Mobility Control in the Post liberal Transnational Era”，by Serap Kayatekin)

关键词：移民权力霸权马克思主义主体性

本文作者是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讲师塞若普・凯亚特肯。他在文中重点关注了《逃逸路线》中的权力、移民和人口流动性问题，认为这本著作较好地完成了对当代移民问题的理论再梳理工作，此外它还对后自由主义跨国空间内的纵向聚集(vertical aggre-gate)有非常“深入肯綮、富有启发的”讨论。不过，凯亚特肯对《逃逸路线》的三位作者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传统的决裂持保留意见。他反对草率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与宏大叙事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认为只要我们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多因决定的概念的话，那么处于阶级进程―――即生产、剥夺和剩余劳动分配―――之上的政治“可以成为《逃逸政治》中所分析的无形的政治的理想伙伴”。此外，凯亚特肯也提醒人们，对福柯来说，权力对主体的质询只有先取得后者的同意才能奏效。凯亚特肯在文章的最后还分析了

“移民自治权”这一设想，他质疑移民主体是否真的能够逃脱作为国家、民族和阶级的代表并成为一名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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