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日熙博：民主社会如何成为一种可能？

上个世纪的美国神学家尼布尔，曾经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因为人类能行正义，民主才有可能，不过人类又好行不义，所以民主方有必要”。而在通往追求民主的过程中，被张雪忠先生口中所称之为“心灵鸡汤”的“建设公民社会”这一主张，是否是一条推动政治转型的道路，在此与先生探讨一番。

1、“社会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距离有多远？众所周知，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威权体制瓦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台湾地区开启了民主的新时代。很多学者关注，在1986年政治自由化出现之前，台湾地区八零年代出现的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是否推动了政治自由化？社会学者萧新煌认为：很多的社会运动在戒严以前就出现，其中较重要的包含有“地方反公害污染的环境自力救济”在内的七种社会运动，不仅不应视为政治自由化的后果，更应视为促使政治解严成为事实之社会压力的原因之一（萧新煌，1990pp.12-13）。由此可论，社会领域之内发生的社会事件，也是促使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之一。如果说脱离“建设公民社会”，试问在社会运动事件爆发之时，如确保公民的自控能力以及组织能力，如何使民众冷静有节的通过“散步”来维护合法权益，这不得不关乎到“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识。而最近一系列的社会群体事件，不只在考验着官方的处理能力，也再另一个方面折射出中国公众的公民意识。

2、张先生把持“建设公民社会”主张的这一部分群体的“只要人们在权力尚且许可的情况下，做一些理所能力的事，就迟早会带来政治制度本身的变化”的观点说成“完全逃避现实”，我想还是有些不妥的。美国研究南韩政治的先驱Gregory Henderson 学者，在南韩政治分析中有一个“漩涡的政治”理论，这个定义被表述为：“以单一的中心为所有权力的来源，此一中心支配了所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而社会则以分子逻聚形态依附中心而存在，有权力的人物居于中心，而有企图心及机会主义的个体则如同相互置换的分子，以漩涡的方式被中心吸纳或抛出，而汉城即是此权利与机会的核心”。这个定义是不是与现在的中国现状有着惊人的一致？但是这一政治文化描述不可能长时间持续下去，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或出现的巨大波动，依照大盛于美国六零年代的“社会动员论”，特别是从Lipset的研究推论“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关联性”而且“经济发展程度愈高、支持民主政治出现的机会愈大”来分析，这个国家在“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合理”（张雪忠）的前提下，依然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动。那张学忠先生可能会问到，这个变动与“建设公民社会”有何关呢？

3、Almond&Verba所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是首推的一本关于探讨政治文化与民主政体的关联性的著作。在此书中二人认为：有助于民主稳定进行的“政治文化”包含“地域性政治文化”“臣属性政治文化”“参与政治文化”三种不同的类型，他们把这种混合体的政治文化称之为“公民文化”。我为什么找出这么一个理论呢，因为张先生提到了让他感觉最没有出息的短语-----“在不挑战对方的合法性”。而“公民文化”的要义就特别指出：“那些扮演积极政治角色的公民，并未放弃臣属或地域的角色……也是就说，积极主动的公民仍与其传统的、非政治的环节相联系，并保留其较消极的臣属政治角色”。所以说这个“这个最没有出息的短语”所表达出的观点，已经被包含“公民文化”之中了。而对于这种混合型的“公民文化”如何促进民主化？或是如何维持民主政体的稳定？二人也做了相应的结论：“首先认为公民文化一方面维持行动者具有高度的政治参与的潜在能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实际主动的政治参与。其次，非政治层面价值的社会化，促使公民信任少数政治精英，降低了政治两极化的可能，使国家得以维持其功效性与正当性。”虽然这种“在不挑战对方的合法性”方式行为准则带有消极因素，但仍不乏具有很大的可取之处，面对这样一种目前折中的方式进行倡导“建立公民社会”，怎能称之为最没有出息呢？

4、对于张先生关于“公民社会”是“民主宪政”的前提，还是“民主宪政”孕育“公民社会”之争。我很纳闷，难道二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为何把他们二者分开了呢？在“民主宪政”未到之前，社会发生的一切推动变革的力量，不正是 “公民社会”慢慢使之形成的正能量吗？而“公民社会”的不断进步，又所过来进一步促进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行为上“约束”，使之民众在维权过程中，采取更为合理有效的行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变革。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循环吗？

李丁曾经说过：“个人的来源总是社会，但社会也是个人互动的加乘结果，两者相互循环共构，民主社会才逐渐地、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形成”。

其实，我认为，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构建之时，在“公民社会”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民主已经开始成为一种可能。

PS:文章论点多引自-----倪炎元著《东亚威权政体之转型》，因时间原因唯能一一注明，此文只做交流，谢谢！

腾日熙博

琉大・千原斋

201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