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光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西方国家近年来遭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中国学界对此见仁见智，其中不乏借机抨击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观点，比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先生在《求是》杂志上撰文《透视西方的政经困境与黩武主义》，历陈西方民主制度“朝野零和博弈损害公共效率”、自由市场经济“放纵市场、信贷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以及“财团垄断导致媒体功能异化”、“偏激的意识形态和失衡的国际力量助长了对外滥用武力”等等。总之，西方近年的经济危机乃至政治问题，都是其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的。而秦晖先生的《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一文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颇有启发性。他指出，“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民主制度下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必须讨好民众，所以，左翼上台可以增加民众福利却不敢增加税收，右翼上台可以减税却不敢减少福利，由此造成西方福利国家债务高企。而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之所以能玩这么久，却是因为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为这些发达民主国家提供了透支条件，正是那些非民主的低人权国家主动地被发达国家透支，才支撑起后者长期的高福利经济。与民主国家相反，这些非民主国家的经济政策完全以服务于权贵为目的，实行低人权的血汗工厂制，在国际经济中与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合作，共同榨取本国民众的血汗，主动地为发达国家提供无限透支，支撑起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基础。“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秦晖的分析表明，正是这种只有经济全球化（而且主要是资本和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劳动力并未真正实现全球化自由流动）而没有民主宪政、人权、自由这些政治、法治的全球化，才导致发达民主国家的资本与非民主国家的专制权力成功实现了跨国联合。随着某些非民主国家经济的发展，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和影响力的增大，甚至会将其国内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那些腐败潜规则也带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出现所谓“腐败输出”现象，腐蚀和败坏文明世界的经济秩序。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在暴利的驱使下，为了逃避其母国法律对企业在劳工人权、环保及其他社会责任方面的较高要求，转而流入非民主国家，并“入乡随俗”地、由被动而主动地适应这些非民主国家内部的种种腐败潜规则，演绎出当代国际版的“淮橘为枳”。跨国资本与专制权力之间的这种“国际联合”，一方面共同盘剥非民主国家的劳动者，掠夺、破坏甚至毁灭非民主国家的环境、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又大大削弱了发达民主国家劳动者对资本的博弈能力，客观上迫使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得不面临着向低人权国家血汗工厂的劳工标准看齐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说实际上造成一种恶性竞争，逆向淘汰，低人权国家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其劳动力成本极端偏低而处于有利地位，民主国家反而缺乏竞争力。当然，应该说，低人权国家的这种所谓竞争力也是暂时的，而不是真正可持续的，因为在这种专制权力强行造就低人权的状态下，民众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相应的收入增长，其后果就是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市场萎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国家投资等，加之环境破坏和恶化、资源掠夺式开发和枯竭，这样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终究会遭遇危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害的不仅仅只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民众，也包括低人权国家的民众，只有跨国资本和专制国家的强势者（权贵、垄断集团等），才是仅有的获益者。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只有彻底改变这种畸形的片面全球化，实现不仅仅经济的全球化而且人权、自由、民主的全球化，才能改变这种恶性竞争逆向淘汰的局面，一方面使落后国家的民众能够真正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相应的收入增长，从而促进落后国家市场需求的持续旺盛，为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落后国家的劳工人权标准与发达民主国家大致相当，发达国家的劳工不必跟落后国家比恶，可以保持原有的博弈能力而不至于为了增加竞争力而降低自身已有的人权标准。

这个现象再次证明了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中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跨越国界的一致性，资本、专制权力的利益也同样具有跨越国界的一致性之处。发达民主国家的劳动者要想成功有效地抵御资本权力对自己的侵害，既然不可能再回到封闭国界的非全球化时代，那就必须设法使落后国家改变低人权状态。因此，为落后国家的民众争取自由、人权、民主权利，不仅仅有利于落后国家的民众，同样也有利于发达国家民众。这种情形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当年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命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说法其实也是建立在马克思对全球化时代特征的认识基础上。《共产党宣言》中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由此，马克思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年这些西欧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英特纳雄耐尔”，字面意思是“国际”，其真实含义也就是劳动者的真正解放应该是国际性的、是在国际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本国范围之内。因此，马恩从来都主张，劳动者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世界性的，而不是民族性、地域性的，单个民族、地域范围内的劳动者解放是不可能彻底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彻底解放劳动者、彻底摆脱资本的剥削。其原因就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资本的力量向全世界范围扩张，如果不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资本的剥削力量，那么它势必会东山再起。

当然，我们今天都承认――连过去以俄为师大力进行消灭私有制实践的那些国度的统治者今天也不得不承认，资本的存在，无论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有其合理性，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其消灭，正如实践早已证明人们不可能也不应当象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消灭私有制。尤其在某些以俄为师的国度里，人为地消灭私有制的灾难性后果迄今依然没有消除，那里的民众迄今依然在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消灭私有制的乌托邦实践的长远后果。所以，在今天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个命题如果依然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重温甚至提倡的，那么，这里所谓的“解放”，就不应当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而应当是指劳动者的各项人权、民主权利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以及为此而需要促成宪政法治在全世界各国的实现。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在发达国家内部保障劳动者的人权，才能使得世界各国各地的劳动者都能有大致相同的博弈能力、机会、条件，从而避免不同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只有所有国家都实现宪政、民主，天性贪婪的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法治的约束，才不至于与专制国家的权贵相勾结，共同剥削专制国家的劳动者，客观上扭曲国际市场信号，进而扭曲国际经济发展常轨常态，误导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埋下全球经济危机的隐患。总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其实就是民众）而言，就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只有帮助专制国家的民众摆脱专制，实现人权、民主与宪政，才能最终保证发达国家民众自己的民主、人权、宪政建立在巩固、可靠的基础上而不受资本权力的侵蚀。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在共同体内部，公平正义的实现必须是普遍性的，必须是平等地体现在每一个成员身上的。就是说，只要共同体的某些成员哪怕是少数成员享受不到公平正义，那么这个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可靠的公平正义，因为少数成员所遭遇的不公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那么迟早这样的不公也会施加到其他成员的身上，或者说，其他成员也一定会面临遭遇不公的潜在或现实的危险。公平正义不是特权，一旦被当作特权，那就不是公平正义。而享受特权的人，从长远看，其处境也是危险的，特权并不能保障其享用者长久的安宁。因为建立在破坏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特权总是会激起社会公愤，总是会面临着遭到他人抢夺、清算的危险，只要一有机会，这样的抢夺、公众的反抗和清算，就一定会发生。为维护特权、防范这样的风险，特权者就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来镇压社会的不满和反抗、镇压潜在的竞争者。而这样的严厉防范和镇压手段又意味着进一步强化特权、滥用特权和特权的进一步扩张，特权的进一步扩张反过来又激起更大的不满、反抗和争夺风险，于是特权的维护和强化就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直至最终毁灭。享用特权的程度和享用者所承受的社会、政治、经济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有长远眼光的、理性的人们，是应该主动地拒绝特权的。相比于通过不公的方式、通过特权的途径来获取利益而言，显然，只有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以合乎公平正义原则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享受自己的成果，才能保证人们享有真正的幸福与安宁。所以，在公平正义遭破坏、得不到体现的社会里，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人人都是受害者，区别仅在于受害的程度、受害的方式（直接与间接）、受害的早晚而已。因此，维护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义务和职责。在近现代人类社会中，人权、自由、民主这些基本权利，是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相应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宪政民主制度不仅仅保护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同时也在保护着所谓强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例如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群体，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中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不必为了血雨腥风的权力斗争而终身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同样地，作为另一种强势力量的资本，也只有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才能有保障地、平安地实现其利润。宪政民主政治对于资本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宪政民主制度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为作为公民财产的资本的安全提供最可靠的法律保障。这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这里无需详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二方面，即宪政民主制度为实现劳资双赢、为促进社会公平、进而为实现一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繁荣创造可靠的制度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包括劳资双方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基本权益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才能营造出公平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尤其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平等保护，意味着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平等，甚至市场主体的缺位，这就必然会扭曲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传递出错误的市场信息，资源的配置也会受到错误的引导，造成经济发展走上不健康不正常的路径。中国最近这些年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宪政民主制度的缺失导致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路径而形成的。而欧美国家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历经种种曲折磨难，迄今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对政治权力、资本权力形成了有效的规制，不但政治权力被关进了笼子里，而且资本的权力也不再敢于象马克思那个年代那样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者，劳资双方平等的权利基本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其市场经济也得以在比较健康的环境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