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从“韦伯命题”说到现代化的发展的思维方式问题」正文
从本文开始,笔者准备发一组有关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现代化的发展问题的拙作。考虑到韦伯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讨论中的一个不在场的参与者,同时也考虑到直到1980年代“韦伯命题”并没有为当代中国所吸收和消化以及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韦伯命题”与中国现代化的文章也多得车载斗量的事实,笔者将本文作为开头篇,期望能够引出重开思路,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现代化的发展问题的话题。
一
按时间排序,黑格尔才是解释欧洲与亚洲分叉发展的第一人。因此,说“韦伯命题”,就必须说黑格尔。他是从哲学角度来探索这一分叉发展的。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世界有其内在的与众不同的原则,就是极其“实际性”(因循旧习)。如,任意的意志被克服了,它被归并在这个“实际性”里面;道德的差别和要求表现为各种法则,以便使主观意志受这些法则的约束,仿佛受一种外部力量所管束一样;一切主观意志形成的东西,如良心、正常的自由,都没有得到承认。又如,司法只依照表面道德行使,政府只作为强制特权而存在。如此等等的静态的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形成对照,西方精神表现为自由以自我形式的高度实现,并且它的本质是变化的、发展的。黑格尔关于东西方精神的学识,是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内解释欧洲和亚洲分叉发展的笫一个尝试,即对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什么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发生在亚洲的说明。
自那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的兴起,围绕着东西方为什么发展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的问题,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探讨和研究。西方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这一问题而苦思。继黑格尔以后的早斯解释大致上分为三大类:(一)强调内在文化价值观的决定作用。代表人物是M-韦伯(德)和T-帕森斯, 以美国社会行为学派为主;小M-J-利维的亲属理论对中国和曰本家庭结构的比较;E-巴拉茨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分析。(二)强调内在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论。小B-穆尔的农业商品化道路的决定作用; K-威特福格尔的“水力社会” 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三)帝国主义是分叉发展的根源。R-卢森堡认为外部市场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主要特征, 而外部市场的本质是剥削的;P-巴兰认为, 帝国主义对印度中国等的经济渗透,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异常发展,却使欧洲经济得到空前的增长。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涌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又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说法,这里不一一例出。
如此看来,“韦伯命题”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如果将“问题空间”锁定为“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方产生”,那么,自黑格尔以来的大师们的解释都包含着从“问题空间”看的“真理”的颗粒,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对自黑格尔以来的大师们的解释一一作出评价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将“韦伯命题”单列出来,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知识界对韦伯太熟悉了,而德国人韦伯又是德国人从马克思、尼采到哈贝马斯的“中介”环节人物,也许从这些出身德国人的大师身上更易于寻找到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线索与启迪,从而有助于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更广阔的背景上重新思考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现代化的发展问题。
二
韦伯1920年离开人世,韦伯最初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德国社会学还是个弱小学科,在德国之外韦伯的思想几乎无人关注。塔尔科特•帕森斯在1930年最早翻译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把韦伯引介到英美学界,几年后,帕森斯在1937年发表自己的重要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时,已经把韦伯列为与涂尔干和帕累托比肩的社会学大师,韦伯的思想如果没有帕森斯的慧眼独具恐怕还会被冷落下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韦伯的学术和思想在英美学界日益得到重视,1950年后,德国才逐渐重新认识了这位社会学大师。造成韦伯的这个结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在二战后的冷战背景的意识形态迷雾笼罩下的发展主义。在一个时期,人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韦伯命题”: 仿佛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个短语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思想斗争――韦伯把马克思彻底颠倒了过来,使唯物主义矗立在观念与文化――伦理与精神――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二战后人们是用意识形态迷雾笼罩下的发展主义来解读“韦伯命题”。这并不是生前的马克思成就了生前的马克斯,而是死后的马克思成就了死后的马克斯(卡尔-马克思,1818―1883,马克斯-韦伯1864―1920)。
实际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的并不是笼统的新教主义,而只是加尔文教徒运用宗教禁欲主义驾驭世俗行为的方式;他所讨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而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意味着货物交换和以货币对盈亏平衡进行计算,意味着对财富的追求,这种传统的资本主义自古至今就存在于各种文明之中。但是理性资本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有组织地生产经营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以及总体上对劳动和劳动场所的理性组织。不断地追求财富屡见不鲜,自从人类社会伊始,人类就从没有丧失过追求财富的欲望,但是在传统资本主义模式中,对财富的追求不是目的,用财富过一种安稳和安逸的生活才是目的;但是在理性资本主义的模式下,追求财富本身就是目的,用财富创造更大的财富才是目的,人类仿佛延迟自己的享受和安逸,为了赎罪。在韦伯的论述中,加尔文教的教义与传统的天主教有所不同,他们虽然都预设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但天主教教义主张对自我的原罪进行忏悔和祈祷,以此得到上帝的宽恕。在加尔文教的教义中,所有尘世的人都是罪人,上帝只是预设了一部分人得到救赎。世人无法得知自己是不是其中之一,因此会产生一种宿命和焦虑。这些有罪的上帝的子民只能通过禁欲和勤勉的工作来缓解自我的罪责和焦虑,这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会产生一种“新教伦理”,并最终导致两方面的发展:第一,信徒对自身行为的严格组织,其结果是他们引导了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条理化的理性生活;第二,对生活加以系统组织引向了职业天职的劳动、财富和利润。归根结底,这种新教伦理的形成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
说得简单一些,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关心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印度、阿拉伯诸东方国家都不缺少理性,不缺少具有盈利倾向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然而,为什么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独在西方世界得到发展,并蔚为大观。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具有选择性的亲和关系,新教徒成为资本家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获得救赎。韦伯所勾勒的资本家形象实际上是富克兰林所说的资本家精神。当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刻画了人类将来的“铁笼”这样一种比较阴郁的命运。
二战后的现代化理论,“韦伯命题” 中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在西方产生”这个基本思想,被意识形态化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是无法自发现代化的,需要从外部输入现代化(资本主义);又更进一步被意识形态化为西方工业化的历史不再被看成韦伯当初认为的那种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的现象,新兴国家只要沿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步伐,就可以实现现代化,摆脱贫穷、确立民主。从而远离了韦伯的本来的学术动机。
这里,需要对韦伯的本来的学术动机作一解释。
韦伯在1 9世纪末叶已观察到欧洲社会与文化危机,现代工业文明走上歧途,因而对现代世界未来前景的疑虑超过了信心。韦伯是带着这种悲观的社会情绪来论述他的社会进步观的。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不同情社会进化论,更反对历史循环论。他从另一方面对科学理性提出质疑,提出“实践理性”的合理化观。他对一直追求和推许科学理性的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现今成为非理性的、物欲横流的、争夺扩张的资本一帝国主义,深表悲哀。问题出在哪里?韦伯发现,“理性主义”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科学理性只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观点,只是由少数学子或启蒙思想家首先把握后然后通过教育来促进知识的扩散的实践观。韦伯意识到,如果不能从社会行动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把握理性的本质,如果仅仅只从观念和观念的宣传活动中去说明理性主义,那么这种理性主义就根本无助于对社会及其发展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解释,无助于理性或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韦伯毕生致力探讨的主题,是西方社会“合理化”及其前途,或者说是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的品格及其命运。在韦伯这里,“社会进步”被“社会合理化”所代替。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探求就是为了设计合理化的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本来应该是如何的。在韦伯看来,这种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同新教伦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正是信仰和理性的一次最成功的结合,完成了“实践理性”的条件。但是韦伯同样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仅仅只是由于它后来才完全抛弃了原先的价值目标,更重要的是“新教伦理”这个价值合理性的本身性质,影响着欧洲合理化进程势必走上“非人性”的方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与马克思竟然思考同一个历史课题――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及拯救人类的问题。
这里,解释韦伯的本来的学术动机,目的是想说,人们早已不是在同韦伯的本来的学术动机“相吻”的意义上使用“韦伯命题”了,而且也是在离开了韦伯与马克思所具有的植根于人文精神之上的人类关怀的胸怀来使用“韦伯命题”了。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在我国仍有不少学者认为,韦伯以其“文化学”框架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作了颠倒,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进行论证,并阐述其合理性。这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意识形态化”。
三
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又开始在忘淡了韦伯的本来的学术动机的基础上而质疑“韦伯命题”了。受质疑的最主要的是以下两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愈演愈烈,但宗教却日益式微,其中矛盾可证明韦伯论点的悖谬;作为儒学文化圈影响所及的东亚地区现代化发展的事实驳倒了“韦伯命题”。细心推敲,这些论点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韦伯。这有点类似用量子物理学理论评价牛顿物理学理论。韦伯不仅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的问题,而且也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韦伯在坚守理性主义的前提下,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了自已的结论。韦伯的深奥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是历史和现实的悬案:新教伦理不自觉地引发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同时,这种理性主义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非人性的”铁笼。而韦伯所具有的植根于人文精神之上的人类关怀的胸怀就体现在:反对启蒙理性的乐观主义并对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命运深表忧虑。如果将“问题空间”锁定在“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这一范围,那么,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资本主义的难产的铁定的事实,就基本吻合“韦伯命题”的结论。而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我们走的是社会国家主义)的难产也证明着“韦伯命题”的前提――思维方式或方法存有合理的内核。
这里,同样需要对韦伯的思维方式或方法作一解释。
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他在分析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又始终非常关注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理性化扩张所导致的非理性现象。他常常陷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强调理性化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指出,理性化过程中导致了意义和自由的丧失,寄希望于一种非理性的“克里斯玛”力量能够拯救人们。他的“非人性的”铁笼就具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理性化的观点为今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