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士 袁兆霆：内聚外合与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已经告别了以往的单独凭借军事实力和国内的强制性同化时代，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国家安全观时代。在这种安全观中，国家通过建立一种更为开放的国家凝聚力和国家间的合作而实现国家安全。在这种国家安全中，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实现了新的发展，处在了一种新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中。新的国家安全观将对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带来新的发展。

关键词：国家安全；凝聚；合作；族际政治整合

当代多民族国家，内部多元文化，特别是多民族文化的存在在构成国家政治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就外部而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在促进了各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多民族国家核心价值带来冲击，在内外两种多元文化面前，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内部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当代新国家安全观与包容性统一

什么是安全？汉语所说的安全指的是一种稳定、完整、没有危险、不出事故、不受威胁的状态。在英语中，安全（security）表示从小心、不稳定和自制中解脱出来的状态，进而言之，脱离危险之意，即是无危险、忧虑，以及提供安全之物、使免除危险或忧虑之物［1］等意。显然，英汉两词对安全的解释各有一定的偏重，但都把安全视为是一种没有威胁、恐惧的状态。

安全从来与一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包括个人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等不同的层次。具体来讲，就个体而言，涉及个人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就国家而言，涉及国家是一种国家稳定、自制而不受到威胁和侵犯状态。就国际社会而言，即是避免冲突和战争、保持国家间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由于个人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家之中，而国际关系主要行为单元仍然是国家，因此，个人安全与国际安全，都离不开国家安全这一分析层面。另外，安全也涉及不同的领域，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能源、环境等等。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中，国家安全以及人们的国家安全观各有不同。在传统国家安全观盛行的时代，国家安全观将国家作为了安全的主体。在这里，国家占据着“提供安全保障的最权威的地位”［2］。它垄断了武装力量，并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了最重要的，最强大的行为主体。也即是，它具有了合法地行使一切武力的权力，而且也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管理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资源。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重要的角色，是安全的保证。通过它的一切力量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和政权不受到侵犯，保证本国国民的利益，维护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由于国家是安全的保证，而在国家林立的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的实力是在发生变化的，因而国家的安全也是发生变化的。今天的安全明天则不安全。为了国家持续的安全，国家必须要把追求最大的权力作为己任，永不休止地追求最大的权力。在这种对最大权力的追求中，军事永远是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保证。因为，国家安全的实现，最终依赖于军事实力。

传统国家安全观以现实的眼光看待安全，认为只要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国家就不安全。摩根索指出：“一个拥有各主权国家的世界本身就包含了冲突爆发的内在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是受它的权力扩张行为的自然本性驱动的，即以其他国家的损失为代价来积极扩大自身的统治和利益范围。另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国家体系是无政府，即缺乏组织化的超国家权威的控制。”［3］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各个国家都试图凭借实力而维护存在，由此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安全从来是相对的。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行为的目标，国家安全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对绝对权力的追逐使得国家之间处于不信任的状态，摩擦与冲突不可避免，零和博弈使国家间关系陷入安全困境。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观则强调规范与制度，国家安全可以通过相互依存方式实现。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规范、认同利益、共享知识和行为体的互动来减轻安全困境。

在传统国家观中，由于以实现国家权力最大化为核心，决定了在这种安全观影响下的多民族国家往往将建立同质性国家作为加强国家安全的基本任务。其具体表现是：对“一致性帝国”的追求，对强制性同化的关注，以民族歧视、种族清洗对待内部异己族群等。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种种表现在一定时期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越来越引起少数民族的抵制甚至反抗。因此，传统国家观影响下的族际政治整合可能换来了一时的成效，但不能换来持续性的成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已经充分说明，传统国家观左右下的多民族国家在对外抵抗中，内部也隐藏了一个冲突的因子。

新的国家安全观不同于传统的国家观，表现出对多元的包容，对合作的追求以及对国家内部聚合力与软权力的关注。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和平与发展占据了突出位置。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即使战后，不少国家中产生的局部战争也使人民对战乱带来的痛苦记忆犹新，并更加珍惜和平。当今世界，和平实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承认和包容多元。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影响力的增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越来越把包容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这种观念相联系，多元之间不是一种互相对立，彼此封闭的状态，而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状态。此外，新的国家安全观的另一个支点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关注。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在古典现实主义重视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基础上，提出除了重视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也要重视国际经济方面的因素，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只有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才能更大程度上保证国家安全。如果说在传统的国家观中，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工业化程度是关注的重点。新国家安全观更注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安全。也就是说更注重从综合实力，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软实力上下功夫。经济是国家安全获得维护和提升的物质基础，科技是国家安全的智力资源，人心凝聚是国家安全的文化力量。在当代世界中，国家安全观越来越侧重在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发展自己的安全，巩固自己的安全。

随着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国家安全观新的重点内容，单元国家作为安全主体的观念正在向多元国家作为安全主体的观念转变。安全主体不仅局限于国家，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安全主体，个人的、群体的，甚至人类的，构成当代国家安全主体的内容，安全主体正向多元化方面发展。在当代国际社会中，霸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依然存在，霸权稳定的安全模式依然存在。但霸权国家也试图在合作中施展其霸权。而以合作为主要取向的国际间的安全越来越成为了新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要和平而不要战争，要对话而不要对立构成了当代国家安全观的新趋向。

在当代世界中，随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往来发展，民族问题不仅是国内政治问题，而且成为了地区性的或是世界性的问题。在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单位的情况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要受到本国政治的影响。在传统国家安全观盛行的时代，国家主权对内对外的绝对独立性使国家在处理本国民族问题上往往强调国家内部的同质性与高度的一体性，其排异性不可避免。在全球化时代，在国家之间合作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包容多元、承认差异构成了当代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国家统一不是排异的统一而是包容的统一。统一和包容构成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浓缩到多元文化与民族国家身份上就是二者的结合。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并不是要否定民族国家的身份，不是要否定法律对于个体的普遍性适用，而是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只有分享共同的东西，才能在差异当中彼此共存。”［4］显然，新国家安全观时代的族际政治整合不是以一体化化掉差异，而是多元的一体。整合也不是排除掉差异而达到整齐划一，而是包容多元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扩大了内部的裂痕，而是通过包容与和谐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二、开放的内聚与政治整合

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安全观更多寄托于主权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上。由于受民族国家建构影响，主权国家在建立其国家统一的同时，往往将公民身份与公民认同提高到最高地位上，公民的国家认同压倒了族群身份认同，甚至不惜运用政治的、暴力的力量迫使国内异己的民族放弃自己的认同，最终完全同化到主流民族之下。然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这种努力受到了四处介入的多元文化挑战。在今天的西欧国家中，不仅生活着大量的外来民族群体，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激烈地冲击着优势民族的文化与秩序。而尚未完成国家建构的多民族国家又处在外来文化冲击下，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正从传统的凝聚向开放的复杂凝聚转变。

作为一种开放的复杂性的凝聚形成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渗透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多元因素与这种外来的多元文化的适应与调和。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处在世外桃源的境况中，跨国主义的兴起，正“穿越民族和国家边界，把人们联系起来”［5］196。在这种跨国运动中，“整个世界将通过无数微观的互动走到一起，而不是通过联合国这样的政治一体化的宏观力量……政治共同体是由社会共同建立的，而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又是通过现存的多元的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熟悉和融合”［5］227，世界通过各个微观的领域向民族国家中聚合。在此过程中，外部的观念、文化、信仰挑战着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观念与文化，促使着一个国家内部本土的聚合力发生着不同方向的变化。其表现：其一，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在外部文化面前或是黯然失色，或是在拒斥外来文化中强化着传统文化的平台，由此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或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其二，由于新的文化的进入而使一个国家内部的部分群体最先接受了新的文化并努力适应这种新的文化，并对传统的文化给予激烈的批判；其三，各种不同的文化在碰撞中形成了无数个共同点。这种共同点聚合和扩大而形成了新的共同的价值，并为一个国家凝聚力的改造和发展注入活力，使其在世界多元文化力量的冲击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

在这种外部的冲击面前如何保证国家安全？民族主义、重叠共识与软权力构成了三个重要的因素。

（一）民族主义

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国家与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竞争的加剧，极大地加强了各个民族和国家自觉意识的成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内部可能分为不同的族群、派别、宗教，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但在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终结”之后，唤起国家或民族凝聚力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意识。它作为一个国家不同族群派别所具有的共同利益或共同的利益，而使这些原来相互对立或矛盾的集团放弃前嫌，在面对共同的对手面前联合起来，由此民族主义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民族主义的出现主要是近代的产物。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语言文字的全国化使原来从属于不同等级、部落或家族中的成员逐渐解放出来而成为了一定疆域中的成员。从18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与反对专制统治和君主世袭制的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通常带有某种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正如19世纪晚期的美国及法国革命所表现的那样。第二种类型通过亚洲和非洲的政治运动而与反对欧洲列强的反共同体斗争相联系，亚、非的这些民族运动试图表达某种超越宗族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有时表达了某些更广泛的超国家理想，正如在泛阿拉伯主义和泛非主义中所体现的那样。第三种类型包括民族主义的反自由主义形式和反沙文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中，带有着“民族排他性、通常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权利主张”［6］137。在民族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第三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主要发生在多民族国家内部。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家解体，南斯拉夫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印度尼西亚的自由亚齐运动和加拿大魁北克民族主义都带有很强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