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中国模式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兼评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模式”观

内容摘要：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可谓独具匠心，主要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以及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但是，“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中国模式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中国模式的不确定性，意指“中国模式”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也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必须辩证地看待“中国模式”，坚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在确定性中发现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这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辩证法。

关 键 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学术话语；确定性；不确定性

作者简介：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2-0015-09

进入新世纪以来，开放的中国、和平的中国、崛起的中国、活力的中国与滞涨的西方、衰退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国际社会纷纷关注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界纷纷聚焦中国模式，研究中国模式，试图破译“中国奇迹”背后的谜底。

一、中国模式：西方学者的另类解读

(一)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1](P160)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2](P9、26)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邓小平所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都只不过是为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3](P41)哈维还指出，如果没有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开启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中国奇迹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不仅没有背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而且是新自由主义成功的典范。

(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西方学者和西方舆论观察中国的一个新动向。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一组“国家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经济体已经对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构成严重威胁。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集权主义的国家，这些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控制了全球大量资源，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并称“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最大威胁”。[4]

(三)“第三条道路”模式。关于中国模式的性质，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大致可以归类于“第三条道路”模式。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5]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为中国逃离社会主义打开了闸门，“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中国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

(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要义在于“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6](P53-71)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约翰・罗默(John E.Romer)都认为，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全部目的在于这个制度可以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达到高度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盲目追求‘真正的东西’。”[7](P101-116)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Night Weinstein)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市场社会主义政策。[8](P5-10)

(五)后社会主义模式。“后社会主义”是新近出现的概念。所谓后社会主义，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是这样定义的：它“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回应并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陷”。[9](P364)“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的危机中提供了以新的和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的可能性。”[10](P43)德里克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传统划分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中国模式”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传统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元理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一致的当前和特定的未来，不能再用来“指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不破哲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界定为“后社会主义”。[11]他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二、中国模式的确定性

“中国模式”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确定不移的品质和内涵。中国模式的确定性，是指“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确定不移的内容、品格、性质和特征，“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使用权属于中国，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

其一，“中国模式”有自身独特的内容，不是漂浮的、摇摆的、虚化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

西方学者尽管对“中国模式”的内容概括不一，但无疑都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指出，现代化模式绝非只有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绝非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模式，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内容，它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学者肖恩・布雷斯林认为，“中国模式”的内容，或许应该从“中国不是什么”和“不代表什么”这个角度来思考，“它不是一种大爆炸式的改革，也不是休克疗法；它不是一种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过程；它不是放弃国家对关键部门的控制；它不是全面的自由化或新自由主义化；它不是西方式的行动方式；它不是遵循某种模式或处方；它不是让别人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也不是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13]

其二，“中国模式”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是确定的。

封闭僵化的老路不适合中国。中国模式与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有着明显的区别。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14](P79)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果带来很多问题。”[15](P261)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提醒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16]

改旗易帜的邪路不适合中国。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广为播种，却并没有开出胜利之花，结出胜利之果，西方模式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服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并没有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不是“休克”就是跌入“陷阱”。中国不能轻信西方人的药方，误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社会倒退、生活下降的不归之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搞全盘苏化，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固守苏联模式，也没有削足适履滑向西方模式，而是开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道路自信。

其三，“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的发明权、所有权属于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出现成的方案，只能靠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曾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7](P5)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开创出来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它不是苏联模式的衍生品，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当代翻版，更不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帮人坐在大楼内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模式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季塔连科院士所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堪称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18]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转型视为全盘复制西方模式，而西方模式所依赖的“中介”――国家的历史、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则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因此，西方模式在他们复制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无一幸免地沦为“依附”于别国的“香蕉共和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借鉴了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但没有全盘复制他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其四，“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的，这是确定的。

“中国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19]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大多数西方学者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