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圣侠：托克维尔的局限与法国革命中的“病毒”

［摘要］晚年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发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与革命传统的存续拥有新的一般原因，他称之为新的“病毒”。对于这种新的“病毒”，他无从把握。本文通过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革命之解释的解读，发现该解释的界限与缺憾，即革命的“缺场”，并由此阐述托克维尔理论逻辑的局限性。最后从该局限出发，寻找托克维尔的“病毒”并更全面地理解法国革命传统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 法国革命； 革命“缺场”； 思想社会； 纯粹民主

“我觉得在法国大革命的病变中有某种特别之处，但我无法很好地描述并分析它的起因。这是某种新的、未知的病毒。世界上的暴力革命有很多，但法国的大革命者那种过度的、剧烈的、激进的、绝望的、鲁莽的、几近于疯狂但又强大而有效率的特征，在我看来，在过去许多世纪的社会动荡中是没有先例的。这个新的狂热来自哪里？谁造就的？ 谁让他们如此有效率？ 谁让他们经久不衰？……为了清晰了解这个对象，为寻找准确描绘这个对象的方式，我绞尽脑汁。除了大革命中所有已被解释的东西之外，它的思想和行动中还有某种未曾解释的东西。我能感到未知的东西在哪里，但我很徒劳，不能揭开蒙在这上面的幕纱。我仿佛通过一个陌生的东西来摸索它，这个东西妨碍我去触摸它或认识它。”这段话出自1858 年托克维尔写给其好友凯戈莱的信件，它向我们展现了托克维尔晚年在进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后续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他觉察到某种大革命的“病毒”，这种“病毒”是大革命的动力，且是使大革命具备其特征―――狂热、有效、经久不衰( 持续性)―――的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两年前已经完成了他自诩为“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地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就是完成了对大革命之原因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托克维尔在两年之后，在他之前的解释( 旧制度之外的)之外，在“与当时的人一起来体验大革命”之中，发现了新的大革命的关键动因。这表明，至少之前的方法和解释已无法揭开这种“病毒”的面纱。这是托克维尔的局限所在，也是托克维尔之困境的原因。若无法揭开其面纱，之前的方法和解释就存在致命的缺陷，以至于我们只能片面地理解或甚至无法理解法国民主进程之动荡的一般原因。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托克维尔之局限，即其解释和方法的缺陷的分析，来发现“病毒”之所在，进而认识这种“病毒”，最终理解法国“民主病”之症结。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革命的“缺场”

既然这种“病毒”处于托克维尔的解释之外，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托克维尔的解释本身的界限。首先要明确的是他写《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动机和问题意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本书的意义。在1850年托克维尔给凯戈莱的信件中，托克维尔已经开始思考他将要写的著作的题材。托克维尔的出发点是对当代问题的思考。“法国1848 － 1851年间短暂的革命循环与1789 － 1799 年间更长的革命周期之间的相似性启发了他。” 他把“1789 年至今的巨大时间范围( 我一直称之为法国大革命) ”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他把1848 年革命视作1789 年大革命的延续，并且试图从大革命和拿破仑中寻找1848 年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原因、结果和未来。 这样的考量赋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不同的意义，它不仅背负着解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使命，更是背负了解释法国这种经久不衰的革命动力以及革命所造成的绝对主义后果的使命。对这种使命的理解是我们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提，也是我们对其进行评价的标准。它要探求的是法国“革命―――专制”循环的一般原因，以及其中的历史连续性。

其次，《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释逻辑是我们发现托克维尔的解释之局限的关键所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旨在揭示大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一般原因。在1836年，他撰写的《1789 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文中，他已阐述了其对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思考： “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借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是一个寓于历史必然性中的特殊现象，并且没有其自身的原因和价值。革命仅仅是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环节，所有的动机和结果都在旧制度中，并且革命仅仅是一个“整理、协调和法制化”的过程，即便它确实创造了什么，也只是一些“次要的事物”。这样的判断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革命的意义，却使革命的动因变得更加模糊了，以至于托克维尔只能用“奔向自由的更强大的新冲动”来充当这种必然性突变的动力。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大革命进行了类似阐述：“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坍塌，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因此，革命本身再次遭到抹杀，中央集权的完型似乎就成了革命的终点。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归纳托克维尔的观点：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剥夺了贵族的政治自由，这也是旧制度中唯一拥有政治自由的阶层。因此，这意味着中央集权消灭了旧制度中几乎所有政治自由的因素，以至于在贵族没落、社会日趋平等化的过程中古老的自由精神完全失去了传承并消失殆尽，剩下的便只是个人主义的败坏。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仅考虑自身的利益，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对他们之间不平等的仇恨与嫉妒日渐滋生，这尤其表现在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最终在三级会议的摩擦中，一种仅剩的、病态的、基于自身利益和平等诉求的自由精神点燃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并彻底确立了“中央集权―――个人主义”的政治社会形态。在该论述中，托克维尔赋予了革命一定程度的实质动力：个人主义的败坏导致了个人、阶层和团体之间的分裂与对立。他几乎把革命描述为了一个利维坦产生的过程。尽管托克维尔进一步完善了他对革命的阐述，但革命本身始终缺乏独立的意义，其动因完全寓于历史必然性中。革命在这样一本旨在论述革命的论著中“缺场”成为了托克维尔理论中的奇观。革命事实上成了托克维尔对革命的解释理论的界限。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民情”这一概念( 尽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民情概念出现次数并不多，但却无处不在) 。其重要性大致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之中：第一，为何中央集权制在革命之后得以存留？乍看之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了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存在当然的承继关系，但我们认为革命前存在中央集权制的事实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后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原因。同样，个人主义社会的中央集权倾向也不能成为革命后产生中央集权制的充分条件，这仅仅是一种倾向和可能性。其中需要某些条件使这种可能性实现，托克维尔对此的解释大致有两点。一是在上文中提到的自由精神的缺失，二是革命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望。前者是主要原因和一般原因。当然，这里所谓的自由精神属于民情范畴，因此它才能成为解释革命的一种持续、客观的因素，中央集权制好像一遇到革命就隐藏到了民情中，革命后才自动显现出来。第二，托克维尔在对革命的动因进行最终的解释时引起的疑问。无论是在1836年的文章中，还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最后都把革命归咎于“自由精神”的迸发。事实上，尽管制度、社会状态等等赋予革命以客观基础，但这些毕竟不能解释人们的普遍激情和革命理想。革命“意味着一种更强调主动性和偶发性的唯意志论角度”。因此，托克维尔才必须用“自由精神”来解释革命的发生。但托克维尔巧妙地赋予了这种“自由精神”以客观性，并将它以民情( 如民族性格、民族特征)的形式纳入到社会学范畴，不仅解决了革命的唯意志论特点，也解决了革命之经久不衰的一般原因。同时，民情产生于漫长的历史环境，和革命也就自然没有什么瓜葛了。以上两点揭示了“民情”在托克维尔理论中的重要性，它把历史发展中人之行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结合为一体，在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赋予其可变性(这种变化是渐次而缓慢产生的)，使托克维尔可以合理地回避革命的偶然性，从而跃过革命强调革命前后的历史连续性。民情概念最终几乎完美地帮助托克维尔把革命本身排除在对革命的解释之外。

二、托克维尔的局限

革命的“缺场”使托克维尔在一些问题的解释上并不足以让人信服。这主要体现在解释革命动力的持续性以及1848 年革命时的牵强附会。正如傅勒所指出的：“既然大革命已通过执政府的行政宪法奠定和完成了旧制度的大业，为何还要有1830 年、1848 年这些补充的革命呢？”若革命本身没有其独立的动力与意义，那么当外部动力终结之时，革命也就不会再发生。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寻求革命的持久动力的一般原因，自然要诉诸一种历史循环论。托克维尔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这种对法国未来的判断。但很显然，这种万劫不复是托克维尔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末尾作出了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服的解释，他诉诸“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和平等激情的“始终如一”，诉诸“对立、极端、任由感情摆布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与他一贯反对的“种族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大的悖论还在于，他最终似乎在其所忽视的地方找到了他要寻求的答案。

傅勒早已指出托克维尔理论中“革命”缺场的问题。他认为“在起源与结果之间，在路易十四和波拿巴之间，有一页空白。托克维尔没有写出这一页，他提出一些问题，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为什么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这种连续程序走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者的政治投资又意味着什么？”傅勒在一定程度上把该问题归因于托克维尔的治史方法，这种治史方法既赋予了其独到的洞察力，也使他丧失了一部分洞察力。马克・布洛克的那句名言“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是对托克维尔的最佳注解。当代的问题始终是托克维尔关注的焦点所在。把对当代问题的思考融入对历史的思考中，以获得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进一步理解，这是托克维尔运用的基本方法。从托克维尔对1848－ 1851 年的反思中我们也几乎可以看到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有的思考痕迹，甚至会让人以为托克维尔仅仅是把对当代的思考直接应用到了对大革命的解读中，并以此来支持他对法国历史之整体的把握。另外，托克维尔写给凯戈莱的信件中所说的研究困境也让我们体会到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最大的困难是“由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与历史哲学掺杂在一起造成的。……我担心它们会彼此损害，担心我没有那种取舍材料―――这些材料应支撑我的思想―――所必需的高度才能”。

治史方法上的得失是显而易见的，对史料的应用和对历史的分析包含了作者的所有假设、前见和意图。而在此之外的因素，将遭到理所当然的忽视。这是一个建构历史的过程，根据问题的不同，历史也将具有不同意义。因此，托克维尔对革命本身的忽视也将变得可以理解。不过治史方法上的得失在这里不宜被理解为局限，因此问题仍没有解决。托克维尔似乎付出了代价，却仍没有弄清楚他自己提出的革命原动力的问题。反而在遭其忽视的革命之中隐约感受到了那种关键的动力。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托克维尔的假设、前见或是意图本身就存在问题。

“中央集权制―――个人主义社会”是托克维尔的基本逻辑，也是自王朝复辟以来理论家们对法国政治社会现状的基本判断。大革命摧毁了所有的旧社会纽带，但未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纽带，导致了社会原子化。社会原子化使得除了中央政府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