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民政：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由“民主是个好东西”引发的几点思考

内容摘要：俞可平先生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后好评如潮，值得庆贺。但若有人明确提出“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则未必能够得到一致好评。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式民主”究竟好在哪里，确实是一个既需要明确归纳概括，又需要加以具体解释清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具备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西方式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十分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和“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不仅要好好说，更要好好做，这才是真正尊重民主与切实搞好“中国式民主”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民主 中国式民主 西方式民主 中国政治 西方政治

“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俞可平先生的论证之后，几乎成为学界、政界甚至民间百姓们广泛认同的一个政治常识了。毫无疑问，俞可平先生对于国人正确认知民主并拥护民主功不可没。

“民主是个好东西”何以能够好评如潮

实事求是地讲，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能够获得一片赞扬之声，既有他论证科学艺术之功，同时也有社会心理基础支撑。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判断，是在一般意义上、普遍意义上、抽象意义上讲的。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也是与“专制是个坏东西”相比较而言的。由于“专制”与“暴政”几乎是同义语，“专制”之名已经臭了，人们对专制政治深恶痛绝也已经形成共识，因此，对“专制”的对立面―――“民主”的印象自然要好得多，相对而言更容易形成“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共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抛开民主诞生以来就对民主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势力及其少数学者不论，就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还是对民主抱有好感的。即便有少数人依然对民主有偏见，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至少不会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退一万步，就算对民主评价再低，认为“民主也是个坏东西”，那也由于有专制这个最坏的东西垫底，民主起码也“不是一个最坏的东西”。

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人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受专制这个“坏东西”之苦之深之长都是世界所罕见的，因此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对民主“极度渴望”的中国人民的“民主理想”和“民主热情”之高涨程度也是世界所罕见的，几乎有了产生“民主拜物教”的情绪和土壤，甚至曾经走上过“极端化民主”之路，导致“极端化民主”灾难，遭受过“极端化民主”之祸。尽管如此，“民主”之名在中国依然动听，听到“民主”之声仍然能够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因此，当俞可平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说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人们心仪已久的美好政治理想价值时，好评如潮、拥护者众多就完全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而且在当今中国，敢于公开反对民主、谩骂民主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是不喜欢民主的人也不敢公然违抗民意反对民主，否则他就很可能会成为逆潮流而动的“人民的公敌”，非落个被全民舆论“共讨之”甚或“共诛之”的可悲下场不可。

可以说，现在无论是在中国官方高层还是民间基层，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人们对在中国“发展民主”已经形成了共识，而且这个共识已经变成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与共和国的基本国策写进党章、宪法，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毋庸置疑的权威。在这种情势下，无论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其真实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都需要民主的这身“行头”来包装自己，只要高喊“民主”口号，披上民主这身美丽的外衣，便会获得为数不少的支持者。

当然，就像以前经常说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样，在当今中国，也不乏“打着民主之旗反民主”的组织和个人，非常活跃地在目前中国相对比较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开展着一些实际上有损于中国民主的“合法”活动。不过这种状况的存在，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民主”在当今中国的良好声誉和崇高地位已经得到巩固，谁想走反民主的“专制复辟”之路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如果说中国人对“民主”还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中国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中国应该“怎样发展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或想法罢了。

不过，即便有些分歧还相当大，甚至根本对立不可调和，但大家对于一般意义上、普遍意义上、抽象意义上的“民主”本身则少有诟病或公开反对之言行。

因此，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不会引起中国人和中国各种组织的反感，而且也不会引起对中国政治特别“关心”和“热心”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的批评和反对，甚至还会得到这些“外人”们特别是某些“西方政府”和“西方政客”的支持和鼓励，乃至各种不菲的奖赏。

但如果有人要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将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和结果呢？恐怕情形立刻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为什么要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

很遗憾俞可平先生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大作中，没有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样明确的话。如果他在大作中加上“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样一个观点，也同样能够赢得一片喝彩之声的话，那就值得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以及国人欣慰了。

很希望俞可平先生能够再写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姊妹篇―――“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并期待获得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的好声誉。显然，我们这样要求俞可平先生是强人所难，因为他已经做通了对实行民主还有疑虑者的思想工作，实际上已经为发展“中国式民主”扫清了不小的思想障碍，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在对俞可平先生表示遗憾的同时，更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而且特别要庆幸和感谢他没有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中，明确论证“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个命题，这才为笔者提供机会，也借着“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这股东风，斗胆喊一声“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并谈谈自己对这个人们同样很感兴趣的话题的一孔之见。

不过问题是，如前所述，由于人们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民主和发展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发展民主等问题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因此笔者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观点和声音，很显然要获得齐声叫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命题或许被认为有狗尾续貂、东施效颦之嫌，加上笔者的学术功底和论证功夫不可能达到俞可平先生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种高度和水平，也自然很难奢望获得俞可平先生那样高的赞同声和拥护率。相反，引来反对之音和谩骂之声，或许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这是因为，抛开其他因素，单从性质和根源上看，相对于“民主是个好东西”从一般意义、普遍意义、抽象意义上的“民主”判断而言，“中国式民主也是一个好东西”，则是一个从具体意义、特殊意义、实在意义上所说的民主观点，很容易被看做是对一个国别民主的思想理论、制度形式、实践活动的评判，特别是会被当做针对一个世界上正在热议并存在不同意见分歧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政治模式”或“政治道路”、“政治经验”的价值判断，因此，引起争议或多面评价乃至负面评价或许也在情理之中，也是一件很难避免的事情。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提出并论证一下“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正逢其时，也是一件对深化“中国式民主”的正确认知极有学术价值也有实践意义的事情，至少对于实现中国人朝思暮想的“民主梦”有些许触动和鼓励作用。

之所以要喊一声“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是因为当下社会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甚至说“西方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比较多，也比较响。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类似观点并不少，但观点还不够鲜明，声音也不够响亮。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说好，或长期被说坏，就很可能形成一个有自信、另外一个没有自信的状况。对“民主”、“西方式民主”、“中国式民主”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所以大声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是想提醒一下某些人注意不要过分崇拜“西方式民主”，并刻意贬低“中国式民主”。

凭心而论，对“中国式民主”的评价有分歧本来也不是什么不可理喻的问题，甚至对“中国式民主”有些负面看法不欣赏它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一个民主社会最起码的标准，就是允许人们依法公开表达自己的言论观点。但问题是，如果把“民主”等同于“西方式民主”，将“西方式民主”称赞为“普世民主”，只把“西方式民主”当成“好东西”，却把“中国式民主”不叫“民主”，或者虽然勉强承认“中国式民主”也是一种民主，但却对“中国式民主”极端反感，不把“中国式民主”说成“好东西”，反而经常骂“中国式民主”是个“坏东西”，那就确实有些过分了。这两种情况国内外都存在，既有反华反共者刻意为之的，也有懵懂无知者无意为之的，久而久之，这种说法的流行难免产生一种推崇“西方式民主”而贬低“中国式民主”的舆论氛围，让一些本来就对中国政治不太了解的国外朋友对“中国式民主”产生偏见，特别是让那些本来很欣赏“中国式民主”的人产生了困惑，甚至对自己的看法起了疑心、有了动摇乃至失去了信心。

有鉴于此，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是想纠偏，不要形成一种把“西方式民主”夸成“一朵花”，而把“中国式民主”贬成“豆腐渣”的不好风气。其他不论，仅从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态度上看，且不要说“西方式民主”未必就是“一朵花”，“中国式民主”也未必就是“豆腐渣”；退一万步说，即便是那样，也要认识到“一朵花”和“豆腐渣”是两种各有千秋均有特殊功用和价值的东西，特别是要看到、要欣赏、要珍惜“豆腐渣”特殊的营养价值。不能厚此薄彼或贬此褒彼，简单地用一种价值否定另外一种价值。在“民主”认知上，既不要形成“民主的月亮都是外面的圆”和“民主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崇洋媚外心态，也不要形成自家的孩子即便是“癞痢头”也看着欢喜，别家的孩子再好看也觉着不顺眼的自恋排外心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没有简单否定或贬低“西方式民主”的意思。就人类民主的历史而言，西方民主的产生相对于结束西方奴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专制的历史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历史和政治的进步。即便近现代的“西方式民主”，对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防止法西斯式专制政治复辟而言，或许也仍然是一个“好东西”，笔者无意否认“西方式民主”与“西方式社会”还依然存在着能够相互适应的一面。但“西方式民主”是否适应“非西方式社会”，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认为对华推销“西方式民主”是为了帮助中国人的“西方政府”、“西方政客”，或者虽然不是西方人但却已经“西方化”的东方人（包括“西方化的中国人”）来说，则更是一个存在疑问的大问题。

对于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党和政府来说，“西方式民主”创造的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发展需要的优长之处，应该值得“中国式民主”借鉴和吸收，这是符合常理也符合我们利益并为大家接受的做法，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民主”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由于“西方式民主”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它的某些优长之处之所以能够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并获得很高声誉，是与它所处的西方社会土壤相联系的，也是需要创造许多前提条件的。原封不动地移植或全盘照抄照搬“西方式民主”肯定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情况其他国家有过教训，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苦涩的尝试。因为即便是进口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政治制度基因的纯粹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有时候也经常需要在使用国的使用场所或领域进行适度调整或改良，何况移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浓烈政治味道的“民主”而能不加鉴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