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论人民（上）

按：为了回应胡鞍钢对人民社会的谬论，我将昔日写的《人民两论》的第一篇先发在这里，供朋友们参考。

无论我们在理论基础、在语义学――即词语真正的指谓功能――的重要性上有多少分歧，民主理论都必须如实地解释“人民”。

――乔・萨托利

一、两个对话文本

文本Ⅰ：日常政治对话

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是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你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彻底语塞）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的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慢待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烦、脸色难看的“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文本中的问者，是窗口外的“主人”；答者是窗口内的“公仆”。

文本Ⅱ：师生教学对话

问：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白痴？

答：亲爱的同学，我真的不知道。你干吗要问我？

问：因为如果我真的是个大白痴，就该当一名飞机驾驶员；但如果不是，就应该当一名哲学家。

答：那你在放假的时候，写一些与哲学主题相关的文章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回答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大白痴。

问：好。

（开学时，问话者交给答问者一篇文章。）

问：请你看看，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报名参加飞机驾驶员训练班？

答：（读了第一句，就斩钉截铁地）不，你绝不能成为一名飞机驾驶员。

这番对话发生在师生之间，对话地点在老师家里。问话者是学生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889―1951），答问者是老师伯兰特?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显然，这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作为主语，如今都无法让人相信它可能与宾语“大白痴”发生联系，两个名字的拥有者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不过，在对话发生的时候（大约在1912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对问话者是不是“大白痴”这个问题不能给予确定的回答，直到学生写出了那篇“与哲学主题相关的文章”。

二、成功与流产的对话

简单考察一下上面两个对话文本，是饶有兴味的。

一般来讲，一次对话，可以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对话，比如上面两个对话；也可以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对话，比如某个政府首脑或发言人答记者问；还可以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对话，比如大专院校辩论比赛场上的较量。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对话，都是对话双方为达成各自目的而进行的语言活动。最简单的对话发生在一对一的买卖场合：

“白菜多少钱一斤？”

“10块钱3斤。”

“5块钱2斤卖不卖？”

“3块钱1斤，算我赔本。”

“好吧，我买2斤。赔本的买卖你才不会做呢。”

对话成功，交易达成。

可见，所有对话，实际上都是寻找与摸索双方共同点的对话。一次成功的对话，是对话双方都接受某个共同结果的对话，在某个点上，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上面的白菜交易的例子中，共同点是“3块钱1斤”。而一次失败或流产的对话，则是双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双方找不到共同点，或者说，找不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对话失败有许多原因，最常见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利害冲突。

“把裤子脱下来！”一个男子持刀在昏暗的路灯下对一个过路的少女喝道。

“求求你，别……”少女惊慌失措，眼泪直流，双手合起，声音颤抖地哀求道。

可以想象，这样一次对话不可能成功，如果把这种场合的对话比做一只钟面，无论是时针、分针，还是秒针，都不可能指向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如果被拦的是《卧虎藏龙》里章子怡扮演的角色，拦路者会鼻青脸肿；如果被拦的是一个女中学生，可能任何语言也不能让被拦者逃脱厄运。无论哪种结局，都不可能让对话双方都满意。

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对话称为“侵害语境”。在侵害语境里，语言即使不是无用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侵害语境下，对话双方，没有利益共同点。很显然，本章第一节提供的两个对话文本，并非侵害语境。一般来讲，只与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相关的语境，可以称之为“求证语境”。在文本Ⅰ里，问话者想求证的是，他是不是“人民”，“人民中的一员”，或“人民代表”，如果他被证实为是的话，那个不以公仆态度对待他的公务人员就错了。而在文本Ⅱ里，问话者想求证自己到底是“大白痴”还是大天才。

谁都看得出来，文本Ⅰ是一次失败的对话，失败的标志就是，对话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答问者否认对方是“人民”，或“人民中的一员”，被否认的一方不能接受他的否认，但也无法证明自己就是人民，或人民中的一员，或人民代表，所以，对话以一方“语塞”而中断。“语塞”这个词非常好，语塞的意思，就是发生了语言交通堵塞，或语言交通事故。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有肇事者，和受害者。在文本Ⅰ里，肇事者是那个公务员，受害者是那个前来办事的人，被不良对待还不是他受到的最大伤害，受到更大的伤害是他的信念，是他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社会所抱的美好信念。

文本Ⅱ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成功的标志，是对话双方就问话者不是个“大白痴”这个判断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对话成功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这次成功，我们才有可能对文本Ⅰ失败的原因进行语言分析。正是那个没有去当飞机驾驶员的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当了一回兵。他在服役期间最英勇的作战行为，不是击毙了多少敌军士兵，或俘获了多少俘虏，而是躲在军营里写成了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奠基之作《逻辑――哲学论》，用语言逻辑的子弹重创了“形而上学”命题。

三、第一种诊断：谁来给“人民”画像

让我们再来谈谈那位在政府窗口里“肇事”的公务员。公允地说，他对文本Ⅰ记载的对话交通事故不一定要负主要责任。诚然，他自我辩解的直接动因，是规避履行政府工作人员对服务对象的义务，并且逃避因没有按规定履行义务而可能遭受的责备或惩罚。但是，在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主要的肇事者并不是那个公务员，而是对话中的一个“形而上学陈述”：“为人民服务”。正是这个陈述，使得所有与它发生关联的对话都很难获得成功。因此，与其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哲学医生，他的理论主要是用来诊断并治疗哲学病患的。

要理解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想想北京市交通管理局里模拟交通现场的动态模型就行了。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因顿（AnthonyQuinton）也是这么看的。他说，“有一次，他（维特根斯坦――本书作者注）听说人们用模型来描述交通事故现场（我猜想这是在法国的某个法庭上进行法庭调查吧），竟然像阿基米德那样到处叫喊：‘我想出来了！’‘我发现了语言的本质！’”

最简单地说，维特根斯坦发现的是，语言就是世界的模型。

语言里的模型当然是用词来构造的。就像模型的每个组成部分对应的是客观世界里的事物与事态一样，句子中的名词对应的也是被它所指称的事物。如果说名词是事物的“画像”或“图像”（德文为“Bild”，英文译为“picture”），句子或命题就是事实或事态的画像。凡是不能被画出来的命题，就是没有意义的。所有形而上学命题，都是画不出像来的命题，比如，黑格尔式的命题：“‘绝对’才是唯一的实在”，就是这类命题，因而没有意义，应该从哲学问题集里删除。正因为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所阐述的理论被哲学史家称为“意义图像说”。

不过，不是每个句子都像“这是一只苹果”这么简单。德国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在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这个理论时说：“确实，一个命题之为真，它要么是表达了某个构成世界的‘事实’的‘原子命题’本身，要么就是一个复合命题，而这个复合命题又必定是能借助于真值函项的逻辑而被归约为一组真的原子命题的。”

这就是说，一个复合命题要想是真的，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要具有可化约性，就像“9”可以被化约为“3”一样，一直化约到不能再化约的程度，这样的命题就是“原子命题”；其次，每个原子命题必须是事实的图像，并且与事实相符。比如，“所有日耳曼人都爱好音乐”，就是这样一个复合命题，要使这个命题是真的，它首先要被分解为原子命题，比如，“穆勒是爱好音乐的”，“施密特是爱好音乐的”等等；其次，每个原子命题都必须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句子中的每个名词都能被画像，整个句子能够被呈现为一种事实或事态图像，比如，穆勒在听音乐会，施密特在弹钢琴，等等。如果有一个卡尔被证实为不爱好音乐，则复合命题“所有日耳曼人都爱好音乐”就是假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人民服务”这个句子。这显然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对行为的要求，因此，衡量它是否成立的标准不是真假，而是意义。这个陈述如果要想有意义，必须能不失真地还原为一组原子陈述，比如，“为张三服务”，“为李四服务”，“为王二麻子”服务……还原到这儿，我们发现，“为人民服务”这个陈述，并不必然保证它所还原的原子陈述（也就是外延）为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张三”未必能不证自明地被认为是“人民”的外延。

容易理解的是，“所有的日耳曼人”和“人民”这两个关键词，决定了由它们各自组成的句子是不是具有可还原性。“所有的日耳曼人”构成的命题可以被还原，因为它有边界清晰的外延，它的外延是由人种学特征所规定的；而由“人民”构成的命题或陈述，是不可还原的，原因是它没有清晰的外延，它的外延像一条地平线，它划在哪儿，取决于你站在什么地方。在1957年的毛泽东看来，“人民”这条地平线应该这样划：

“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而2005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民”这条地平线给出了另一种画法：“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不能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完全没有边界，在毛式划法里，这条边界划在“敌我”之间，标准是“态度”；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边界划在“劳动”与“不劳动”之间，标准可能是手上的老茧。但这个边界是模糊的，在日常生活语境里，你不能马上准确无误地确定你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到底是赞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还是敌视社会主义建设的；或者，到底是劳动者，还是不劳而获者，因此，你就不能断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民”，这正是文本Ⅰ里那个公务员面对的情景和对话失败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复合命题可还原性的一个前提条件：构成它的全称名词必须具有清晰的外延。外延不清晰的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大多是不能被画像的形而上学主体，比如“以太”，“客观精神”，“上层建筑”什么的，“人民”也是这样一个主体。我们不能说，“为人民服务”这个陈述是虚假的，只能说，它在日常语境中是无意义的，因为“人民”不能被画像。

维特根斯坦的下面这段话就是从上面意义上说的：

“哲学著作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哲学家们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而来的。”

四、第二种诊断：怎么走“人民”这枚棋

如果把对话比作对弈，那么双方在引号里所使用的语词，就是棋子；对话时所遵循的语法就类似于象棋或围棋的下法，也就是游戏规则。这两句话，可以被看着是对晚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最简单的刻画。

由于本章的任务是“用”维特根斯坦，用他的方法来“诊断”文本Ⅰ对话失败的语言学病因；而不是“说”维特根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