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操演的政治：现代国家仪式与民初政治合法性建构

摘要：现代国家仪式作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工具和措施，有其产生背景与契机，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本土资源，而随着近代中国逐步开放，西方现代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传播为现代国家仪式产生提供域外资源。民国成立为现代国家仪式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利用国家仪式操演，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并提供正统与道统支持，构建“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国家仪式及其政治文化，从传递社会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构建文化传统、动员社会等方面形塑、表达和强化剧烈转型的民初社会的政治合法性。

关键词：现代国家仪式； 政权合法性； 政治文化； 民初

国家仪式是由国家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国家仪式政策是近现代中国政府的重要统治策略和手段，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缘于内忧外患的特殊原因，晚清政府对国家仪式的操作有“力不从心”之感。随着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初步建立，也标志着国家仪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相较清末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国家仪式出现不少新变化，尤其是背后的支撑制度与所具内涵。

学界对民初国家仪式略有涉及，李俊领从“孙中山再造文明中国的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入手，分析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国家祭祀典礼，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国家祀典未能实现制度化，但其开创了民国礼仪制度的新时代”，该文未涉及国家仪式操演的更深层功用。本文拟以晚清民初国家仪式的现代转型过程为切入点，观察国家仪式在清末始包含有现代性元素，至中华民国成立最终完成现代转型，现代国家仪式及其展现出的政治文化通过多种手段为形塑、表达和强化民初政权合法性服务。

一、本土与域外： 现代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仪式活动为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中国礼仪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中国逐步开放，不管是自愿抑或被迫，与西方接触越来越多，其中皆包含时人对西方众多新事物的认知、选择、接受，乃至批判。晚清国家仪式在西方政治文化的激荡下产生出“前现代”国家仪式，也即说传统中国国家仪式在晚清出现向现代转型的因子。这种转型既是对传统中国国家仪式的继承与扬弃，同样也是由于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及影响。

中国古代典籍对礼仪有严格规定，但至明代中后期逾礼现象随处可见，清初礼制建设更面临严重问题。满洲入关建立少数民族政权，有待弥补满汉间文化沟壑，统治者利用礼仪建制构建政权合法性。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修成《清会典》、《清通礼》、《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礼部则例》、《礼器图式》、《国朝宫史》等，规定清代礼仪制度。清宫典礼沿袭历代五礼规制，清末五礼出现诸多变化。以祭天为例，包括祭祀仪式减少、大驾卤薄缩编、天坛设施破坏、皇帝行礼次数减少等，仅大致遵守“五礼”形式。

另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也有悠久历史，是古代中国人们为社会生产生活形成的具有一定寓意的纪念性活动，节日“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渗入到社会生活”。中国古代节日大多与天文历法等划分出的“节气”有关，大部分中国节日“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和原始崇拜、迷信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还有宗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在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有了深沉的历史感”。中国节日融合各方面因素，从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主要传统节日到汉代已定型，发展到唐代，节日“已经从原始崇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中国传统节日多属娱乐性质，具欢快节奏。

中国“前现代”国家仪式不仅直接承受于传统仪式，主要还是受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在中国传播影响，才使中国国家仪式具有“现代”转化可能。清末官方派遣到欧洲的不少外交官记录有西方君主诞辰纪念活动。如，1866年随总税务司赫德到欧美视察的张德彝在英国期间的日记中记载：“中历十一日，即西历三月二十二日，系英国君主诞辰。各处悬灯结彩四日，金吾不禁，胜似元宵，当晚乃第三日也。”而“是夜车声辘辘，游人济济”。另随团视察的斌椿在法国时也有如下记载：

“初六日，晴，系外国八月十五日。国王生辰，街市皆立大旗，通衢安玻璃灯数百万盏。城乡游人填塞，车行颇难。宫前大街长数里，陈百戏。夜放烟火，奇妙无比，有如中国流星起火者，高入云表，空中散五色明灯，璀璨满天。灯火通宵不息。有用电气灯照耀楼台，异光射目。”在后来出国的外交官中，诸如此类记载还有不少。西方君主诞辰之所以引起外交官注意，并非此类纪念活动的陌生感，从记载可知，张德彝将之比作“元宵”，似曾有些许熟悉。当然，也可能试图通过“类比”消除内心因陌生产生的焦虑，毕竟接触到诸多新事物。真正引起外交官惊奇者实为君主诞辰纪念的“开放性”，街道上悬挂灯彩，人人上街游玩庆祝，普天同庆之状颇为热烈。记载有西方君主生辰庆祝活动的外交官们的日记，有些被要求呈给当权者，有些在当时即传抄印行，其中张德彝还曾担任光绪皇帝英文教师，清朝当权者自然有机会接触。

域外“知识”传播随着中外交往增强也日益增加。除君主诞辰，其它一些仪式活动也逐渐为国人关注。如，1896年《万国公报》记载有德国庆贺“普鲁士合日耳曼列邦而成德意志国”“二十五年”事，当时德皇威廉第二“倡率臣民行庆贺礼”。但国人关注最多者为法美纪念日，特别是法国“革命纪念日”，梁启超名之曰“祝典”： “祝典呜乎起？所以纪念旧事业而奖励新事业也。凡天下一事之成，每不易易，恒历许多曲折，经许多忍耐，费许多价值，而后仅乃得之，故虽过其时，不忘其劳，于是乎有以祝之。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十四日，为其开国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1902年《大公报》从侧面报道法国革命纪念日“严肃性”，称： “法国水师提督包蒙氏与赛芳氏均已开缺，一因七月十四日偕其夫人同赴庆贺大革命之宴会，席间败乱仪节。”1905年 7 月 14 日《大公报》头版刊登祝词： “恭贺大法民主国令节”。甚至中国官员也积极参与此类外国纪念日庆祝，如，1905年法国革命纪念日，天津“法租界悬旗挂灯，以相庆贺，并燃放烟火”，是日早10点袁世凯“率同阖城司道府县各官，赴法国领事署及法国提督处祝贺，至十一点钟还署”。纪念日庆祝成为官场交往、外交往来工具，可见国人已相当谙熟西方纪念日文化。

在西方影响和新政推动下，传统万寿圣节在清末发生不少变化，从原本限于官方或朝廷的封闭性朝贺，转变成与民同庆、举国同欢的“大众型纪念日”。受“八国联军”影响，1902年慈禧太后万寿节： “所有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及洋商铺均高悬国旗以伸庆贺，其城外各民居铺户亦奉传谕一律结彩悬灯，同祝万寿。”通过正式传谕“同庆”万寿节自此始。此前1902 年光绪皇帝万寿节尚未正式“晓谕”：“自去年联军在京时，京城铺户遇有庆贺，始悬灯彩。今夏皇上万寿，五城练局未曾晓谕，是以居民未敢冒昧，街市全无灯彩。兹届太后万寿，各街铺户皆挂绸布红条于门，实系练勇逐户招呼之故。”该报道至少说明：“京城铺户”遇“万寿”始悬挂灯彩，实为“联军”在京时，此种政治文化为国人接受似缘于“侵入者”强制；当年光绪皇帝万寿节，北京“街市全无灯彩”，只因“未曾晓谕”，则表明国人对此政治文化或纪念方式尚存芥蒂。如此正符合近代中国西方新事物传入时“普遍”情状。1902年慈禧太后万寿节后，官方晓谕万寿节各家张灯结彩“已为成例”，显然有实行“新政”缘故，需缩小朝廷与百姓间“距离”。

该年光绪皇帝万寿节在天津租界与北京的“街市全无灯彩”显著不同，而别具景象。绅董会议决定“于光绪皇帝万寿之日，仿照各国文明仪节，无论铺户民居一律高挂龙旗同伸祝贺”。且绅商集议在日本租界日出学馆举行庆贺典礼。日出学馆万寿祝典会有华商、日本官商等各方人士参与，其中“华人以三鞠躬礼施于君者，自此会始”，另参会女士“亦仿行三鞠躬礼，皆能以开风气为己任者”。天津各处张灯结彩，异常热闹，颇似当年出使外交官描述西方君主诞辰纪念。同时，上海一则“庆祝会小启”指出纪念光绪皇帝万寿节庆祝会乃直接援用英皇加冕礼和“法国革命令节”，欲借此表达“尊君爱国”。至此，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对中国的影响已比较明确。

不过，因民间对“新政”的渴望，西力激荡下的“万寿节”渐成立宪宣传工具。报刊通过“万寿节”表示支持光绪皇帝，将之书写成明君形象，希望能够亲政。光绪亲政问题实关新政实施，稍后更认为光绪亲政关乎立宪实行，没有皇帝，谈何立宪。通过“万寿节”的文字宣传，表明中国只有立宪才能振国权，并希望能早日实行立宪，阐述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合理合法性。立宪为国家当务之急，只有行立宪才能巩固国家基础，实现长治久安。万寿节用以宣传君主立宪，借“仪式”进行“政治操演”，已显“现代”苗头，但其背后支撑的体系依然是“王朝”、“朝廷”和“帝王”。立宪改良的主张者，甚至当时中国政府，在对待法美纪念日文化上抱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政府大员“在遇到礼仪问题时总爱询问法国公使馆”。但中国显然尚未有真正纪念日，也没有真正现代性国家仪式，表面学习、借鉴西方，骨子里有着另一番打算。

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和传播引起中国固有“仪式”某些变化，并动摇国人观念世界，开始接受某些西方仪式知识。但这些变化和改变并未彻底颠覆国人价值观，依旧徘徊于“现代”边缘，作为表征的“仪式”尚非“现代”。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与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提供中国现代性国家仪式产生的可能性因素，产生“中西交织”下一番新的仪式效果，是为“前现代”国家仪式。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成立，国家制度层面上实行民主共和精神，为国家仪式现代转型完成提供制度保障。

二、“共和”与“革命”： 现代国家仪式的操演

辛亥革命使中国积蓄多年的社会力量终于喷发，各阶层重新寻找自身位置，革命派、立宪派，及清政府内部实力派，皆为革命震慑。短暂波动后社会很快趋于平静，各方政治势力暂时归于“中华民国”大旗之下。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初步建立，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仪式产生。1912 年 1 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亦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仪式，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相较清末乃至整个古代中国，仪式出现不少新变化，尤其是背后的支撑制度与所具内涵。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 年 12 月 29 日，南京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举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上午 10 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车离沪赴南京，夜 10 时行受任礼。仪式： 1、奏军乐；2、各省代表推景耀月报告选举情形； 3、孙中山朗声宣读誓词； 4、景耀月致欢迎词并致总统印绶，其文曰：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5、孙中山盖印于就职宣言，由胡汉民代为宣读； 6、海陆军人代表徐绍桢大声读颂词； 7、孙中山答词；8、奏军乐。随由代表及海陆军人大声三呼“中华共和万岁”，礼成，奏军乐而散。

典礼中的宣誓仪节作为国家元首向“国民”宣誓，充分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宣誓文化，在中国为首创，为传统仪式中所未有，实为“共和”象征，意含元首权力来自国民，对国民负责，而国民作为国家主人接受元首誓言。仪式中最重要的仪式语言则直接表达“共和”观念。景耀月报告总统选举，强调典礼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所未有”，“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满清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希望孙中山任职总统后能“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孙中山誓词针对“国民期望”，表示“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益，文实遵之”，并将“忠于国，为众服务”，标志中国作为民主共和国的开始。景耀月欢迎词则阐述中华民国法统：建立“汉族”政权，汲取“法兰西、美利坚人平等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