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 曾向红：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与虚拟社交网络

摘要：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如何解释埃及“一・二五革命”突如其来的爆发？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通过考察发现，埃及“一・二五革命”中出现了信息瀑布，它让那些原本对政府心存不满但不愿冒险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的民众敢于表达自己反政府的私有偏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率先发起抗议活动，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用户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但“革命”后期已经超越了网络动员的层次。因此，将埃及“一・二五革命”塑造为一场“Facebook革命”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埃及 “一・二五革命” 信息瀑布 虚拟社交网络 “Facebook革命”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西亚北非政治剧变及其启示研究”( 项目批准号: 11YJCGJW022) 的阶段性成果。

2010年底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发生了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ArabSpring)的政治剧变。“阿拉伯之春”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国际影响，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研究兴趣，涌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不过现有成果大多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很少运用相关理论来研究具体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没人预测到其出现，用著名社会；运[1]动理论家杰夫・戈德温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又一次)被阿拉伯之春所震惊”其次，Facebook、Twitter、博客等虚拟社交网络或新社会媒体网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吗？[2]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鉴于埃及“一・二五革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外关于“一・二五革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我们将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两个问题。[3]

一、问题的提出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是研究者与国际媒体远未预料到的。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前，国际问题研究者――尤其是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致认为，相对于其他地区先后被民主化浪潮所波及，包括中东北非在内的阿拉伯地区至少能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稳定。为了解释这种“伊斯兰例外主义”，学术界提出了“文化特殊主义”、社会结构研究、制度制约、战略计算、政治经济学、政治文化、历史主义分析等一系列研究路径。[4]有的研究者甚至指出了阻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具体障碍。如马里诺・迪安尼根据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主流范式――政治过程模型、资源动员理论与架构视角，[5]提炼出了对应于这三种范式的不利于中东地区发生社会运动的三类不利条件。[6]这三类不利条件分别是：(1)对应于政治过程模式的政治机会结构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社会抗议活动的高压态势给社会运动参与者带来了高额成本，不仅威慑人们不敢采取一般性的抗议活动，而且严重压缩了人们为协调进行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公开话语和公开沟通空间。(2)对应于资源动员理论的动员资源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它主要体现在反政府力量的内部分裂上。这种分裂不仅仅体现在左派力量与伊斯兰势力之间，[7]而且还出现在部落、部族、各派政治势力内部。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分裂，使得即使出现了社会运动也很难取得成功。(3)对应于“架构视角”的架构很难凝聚起反政府力量和普罗大众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主要围绕伊斯兰信仰进行动员，很少注意将它们与“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联系起来，喊出的口号主要是“伊斯兰就是解决方案”，基于此出现的社会运动也被称为“伊斯兰行动主义”(Islamic Activism)。[8]不仅如此，各种反政府力量还围绕架构主导权展开激烈的争斗，严重的内耗削弱了这些社会运动的号召力及其内部团结。这些不利于中东地区出现社会运动的一般性条件的存在，让人很容易忽视有助于“阿拉伯之春”出现的各种深层因素。

不难理解，当“阿拉伯之春”出现时，人们的典型反应是错愕与震惊。马里昂・迪克森形象地指出：“对于阿拉伯地区出现的事件，绝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和该地区人们持震惊与疑惑的态度。”甚至在突尼斯“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仍然认为埃及不会发生突尼斯一样的社会抗议浪潮，因为“埃及人的特征就是容易相处、温顺和逆来顺受的”。[9]即使抗议者们也未预料到“革命”能动员起超过100万人的抗议规模并取得成功。因此，“阿拉伯之春”产生之后，学术界、政界、西方情报界等均未能预测到其发生，已是人们的共识。[10]在此背景下，西方中东问题专家开始反思他们的研究为什么未能对“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予以准确的预测。[11]本文将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例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在外部观察家、埃及政府与抗议者们都未准备好面对一场大规模社会抗议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一・二五革命”的突然爆发？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其与“一・二五革命”的突发性有没有关系？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社会运动理论来回答上述两个主要问题。

二、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突发性：信息瀑布的形成及其运作机制

克服迪安尼所列举的在中东地区进行社会运动的三个方面的障碍，是埃及“一・二五革命”能够出现和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政治机会结构而言，2011年埃及面临的政治形势，如物价高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年轻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造成的民怨，同一领导人的长期执政、警察与安全机构执法过程中的横行无忌与滥用职权、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与裙带关系带来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等内部因素，以及美国向穆巴拉克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带来的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都对“一・二五革命”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2]就动员资源而言，网民们在虚拟社交网络表达怨恨、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而且最早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进而吸引了政治反对派和劳工们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反政府力量有效克服了彼此间的分裂，体现了较大的动员能力。就架构建构而言，社会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都明确将运动的诉求集中在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这一问题上，响亮地喊出了“下台、下台”的口号。尽管抗议者们在“一・二五革命”中也提出了别的政治诉求，如呼吁出台新的宪法、解散国家民主党、审判穆巴拉克及其下属等，但“下台”无疑是抗议者发出的最明确的政治信息和压倒性的呼声。[13]也就是说，“下台”构成了“一・二五革命”的“主架构”(main frame)。[14]架构的集中，避免了反政府力量与抗议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二五革命”，可以发现埃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运动中抗议者有效克服了彼此间的分裂、社会运动参与者就运动目标达成了基本共识，共同促发了“一・二五革命”的出现与成功。[15]不过这些因素仍无法解释“一・二五革命”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一问题。为了解释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等突发事件，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s)模型。[16]“信息瀑布”是指“当某个人在观察到他之前许多人的行为后，不管自身的信息而追随那些人的行为、且这种追随是最优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出现了信息瀑布”。[17]在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中，信息的获得极为关键，而这种信息是指其他行为体是否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在“信息瀑布”形成之前，观察者往往察觉不到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偏好，而他们明确表达或通过行为得以体现的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行为体的真实偏好是“私有偏好”，而通过行为或声明表达出来、外人无法判断真伪的偏好是“公开偏好”。在高压环境下，私有偏好与公开偏好往往不一致。这种现象，被蒂穆尔・库兰称为“偏好伪装”。[18]而当行为体得知其他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信息或直接观察到他们的集体行为后，原本不敢或不愿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体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偏好，尾随这些人参与或协商进行社会运动，从而实现社会运动规模的急剧扩大。这是因为动员人数的增多，使个人参与骚乱的成本降低，从而有助于潜在参与者跨越参与集体行为的“门槛”，[19]进而激励更多的潜在参与者转化为实际参与者。值得指出的是，与勒庞所说的由非理性行为体组成的“乌合之众”[20]不同，尽管“瀑布效应”或“门槛”效应也体现出了社会运动参加者的从众心理，但它仍是理性的。简而言之，“信息瀑布”通过两种运作机制让那些突发性的重大社会运动变得可以理解：一是打破了信息霸权对信息的掌控，让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传播、扩散变得可能；二是社会运动组织可以让社会运动的潜在参与者跨越参与社会运动的门槛，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动员。[21]这两种机制带来了一种结果，那就是通过信息的流通，不仅让那些本来就享有共同偏好的行为体汇聚在一起，而且还改变了那些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偏好，让他们走出沉默，通过话语或行动表达诉求。[22]

“一・二五革命”中出现了“信息瀑布”。《卫报》2011年2月12日的报道对埃及“一・二五革命”的动员过程作了比较精炼的概括：“归根结底，穆巴拉克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最先掀起抗议的年轻、世俗、都市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本身不足以制造一场革命；然而当大批入不敷出的贫穷工人、失业与遭到政府排斥的大军加入到抗议人潮中，然后再促成穆斯林兄弟会的参与，最终也是决定性的――普通军人替下了警察，而且拒绝遵守镇压抗议者的命令，革命也就瓜熟蒂落了。”[23]这一过程与苏珊・劳曼对“信息瀑布”形成机制――“形式化的信号模型”(formal signal ingmodel)所做的描述相吻合。劳曼强调的不是传统信息瀑布模型所重视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数量本身，而是群众对于参与社会运动的预期累计人数与实际参与人数之间出入的观察。劳曼区分了四类人群，一类是“坚定的反现状分子”，即使面临高额的参与成本也会参加的那些人群；一类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依据自己对政府态度的私有信息来采取政治行动；一类是“冷漠的温和分子”，这类人群支持政治变革但不会主动掀起政治抗议活动；最后一类就是“坚定的现政府支持者”，他们出于各种考虑不希望政府垮台，更不会参与反政府的社会运动。[24]在“信息瀑布”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群不是“坚定的反现状分子”而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因为前者相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来说只能是少数，而“温和的行动主义者”因为没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所以这类人群是否参与社会运动往往影响到社会运动的成败。当社会运动由一群温和行动主义者而非坚定的反现状分子发起，而且吸引了超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众多行为体参加时，将对社会舆论和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25]在“一・二五革命”中，首先发起抗议活动的并非穆斯林兄弟会、埃及国民党与阿曼・努尔领导的明日党(Al Ghad)等政治倾向明显的反政府力量，而是“年轻、世俗、都市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等温和的行动主义分子，他们比穆斯林兄弟会等坚定的反政府力量更有利于吸引其他社会阶层的埃及民众参加“革命”，这是“一・二五革命”出现信息瀑布的重要前提。

问题在于形成“信息瀑布”的“信息”即社会抗议潜在参与者的私有偏好如何才能揭示出来？在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国家的集权主义环境下，人们即使持有反政府或对政府不满的私有偏好，但因为担心这种偏好一旦公开会遭到迫害或压制，所以才会通过言辞或行动掩饰这种私有偏好，而表现出拥护政府的公开偏好。这种偏好伪装的现象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一种虚假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26]在“信息瀑布”研究者看来，私有偏好往往是通过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而得以揭示的，所谓“行动比言辞的声音更大”。[27]当原本处于温顺状态的行为体奋起反抗政府时，对政府统治同样具有负面感受的其他行为体会产生共鸣，在一定条件下会参与到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去。[28]除了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大众私有偏好的获得还有其他的渠道，如小圈子的信息共享、社会网络中信息的流通、通过对其他行为体社会困难的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