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利维坦”的降临

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份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的重要差别： (1)

首先，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派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的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它的，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和行政人员，凭藉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定权。

其次，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段、部落和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长领地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弗兰克斯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的，因为其成员的资格不受血缘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其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的发展。

最后，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血缘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和欧洲，如何自血缘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个人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血缘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patrimonialization）。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非洲亚撒哈拉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2) 缺乏长远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20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麽？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国家形成的理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长领地）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和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的，他们只是试图厘清政府的合法性。但弄清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以建立集中权力，这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作为交换，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和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因为缺乏集中权力。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天，部落团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的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分段的共识，因为每一分段，如不喜欢，仍可出走。

如果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属团体中，又是很自由的。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和等级分明的。腓特烈・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像，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的逼迫之下，出此下策；如果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则委托一名独裁者；如果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则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巴尔（Hannibal)对罗马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力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 的“水力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洲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的解释。他争辩，大规模的灌溉需要，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做到，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3)

水力工程的假设，要解答甚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的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的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是原因。(4) 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想，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力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爱斯特・波斯勒珀主张, 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品种和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团队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以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的匮乏，能否取得重要公共资源，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麽造就了密集人口？ 密集人口与国家，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的高地居民和亚马逊的印地安人，开发了农业，却不愿生产馀粮，尽管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所以，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不能保证，这些事情的确实发生。(5) 人类学家建议，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了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但必须面对他人分享盈馀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的想法。(6)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不愿产生盈馀，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迫使他人这样做。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

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因素的产品。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 把国家形成的来源, 指向暴力。从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到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像，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麽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 是更可信的解释。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团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埃布罗的印地安人。（7）

部落征服固定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Tanguts）、契丹（Khitai）、匈人（Huns）、女真（Rurzhen）、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和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立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争辨，部落社会有平衡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它原因。彪悍的部落团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和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它环境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尼洛（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争辩，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时，才能解释等级国家的出现。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以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和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在那里不存在逃跑的选择。（8）地理界限也可说明，生产力的增长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因为没人搬走。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和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和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可在较广阔地区施展他们的威力，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还可提供额外的帮助，即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长领地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和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索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和特洛伯力安兹（Trobriands）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9) 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将合法性，授予自由的丧失和等级制度。从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10) 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队威力携手并进。宗教权威让部落领袖，得以调派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宗教权威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属，这比经济利益更为有效。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从而在良性循环中增强该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其固有的规模的限制。所以，你需要一个能克服此限制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 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来，部落团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和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农业，所以没遭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的固定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