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和中国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以主张“国家中心论”而著称的“回归国家学派”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和不断壮大①。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国家建设为核心主题的国家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该研究领域中，国家建设的模式问题由于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青睐。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概括出国家建设模式的一般类型：阶级建设国家模式、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和政党建设国家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对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并对政党建设国家模式的内在逻辑和转型等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回答。

一、国家建设模式的类型：三种模式涵义及其比较

在讨论国家建设模式之前，有必要对现代意义上国家和国家建设的涵义进行界定。韦伯曾指出：“国家是在一定区域内的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这个‘区域’属于特征之一――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的暴力。”②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①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7页。)。而查尔斯蒂利则明确指出：“国家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占据着明确的疆域、并且控制着疆域上的人口，从同一疆域上的其他组织中分化出来，它是自主的、中央集权的、结构分化的组织。”(②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p.70.)由此可见，同传统国家相比而言，现代国家具有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成员等多重身份属性。

综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从推动国家建设的支撑性力量或主导性因素的角度将上述多元化的道路概括为下列三种类型。

（一）阶级建设国家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在传统国家中存在、孕育或萌生出来的社会阶级力量对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根本性意义。正是在这些社会阶级力量的主导、积极推动和互动作用下，传统国家通过不同道路和方式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换言之，该模式强调内生于传统社会中的原有阶级或新阶级是国家建设的支撑性力量，原有阶级力量和新阶级之间的此消彼长和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实际上就是传统国家不断解体或转型的历史过程。从本质上讲，这种模式属于“社会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它认为社会中的各种新旧阶级、阶层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一定的阶级结构，对建构现代国家的组织、价值和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是由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提出的。在该书中，摩尔认为在17-20世纪之间，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演变过程中，不同国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并分别走上了三条不同的道路：英美的自由民主道路、德日的法西斯道路和俄中的农民革命道路。他认为仅仅用工业化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国家所发生的政治变化，解释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不同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及其相应的阶级结构。“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

(③ ④ ⑤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也就是说，土地贵族、农民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化和转换，直接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路径以及对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最终选择。一般认为，该模式适用于一些社会内部新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和具有很多互动的早发现代化的国家。

以英国为例，摩尔认为它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是通过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开辟的。“这类革命的关键特征，是兴起了一个有着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摧毁了来自既往的对于民主资本主义的种种阻碍。”④他认为，虽然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为革命提供了主要动力，但是商业资产阶级所找到的盟友和遭遇的敌手对现代国家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最终，在以商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阶级力量的主导下，英国的资本家们“消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它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⑤。因此，摩尔所谓的“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的英国道路最终建构起了一个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成为后来其他后发国家推动现代国家建设所借鉴、模仿的成功榜样。

（二）军队建设国家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是指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传统国家或专制国家在军队领袖或军官集团的领导下，最终建设起来一个军人政权或者由军人政权转型为民主的现代国家。“毫无疑问，军队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第三世界，军事权力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冷酷的力量’，其无言的存在与‘发言’的存在始终制约着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⑥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这实际上指明了军队或军事力量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认真对待军队力量和军人集团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单而言，本文的“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强调的就是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力量的军队全面介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用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控制既有国家政权、以军人来统治和管理国家与社会。它既可能形成一种长期持续的军人政权格局，也可能是在短暂的军人政权统治后还政于民，逐渐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无论如何，这种模式认为：相对于其他力量而言，军队或军人集团在缔造一个新国家、保障秩序和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进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言，“军事制度和军人政治化的程度，是国内政治组织脆弱和文职政治领袖无力处理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个函数”(①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军队建设国家是在一种组织资源匮乏、国家治理相对失效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应对措施，军队力量对国家和人民所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对暴力资源的有效控制都使得这种应对措施可以成为现实。尽管军队不是常态化的主导或支撑国家建设的力量，但在某些特别时期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力量。在观察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历程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许多传统国家的转型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军队建国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度。

（三）政党建设国家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作为一种轴心力量和现代国家基本要素的政党对国家建设具有直接决定性意义和作用。“从国家与社会组织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支撑的力量存在……缺乏了基本支撑力，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自我转换，其结果只能是自行崩溃。”(①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这一逻辑对于一个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在政党建设国家（简称党建国家）模式中，政党先于现代国家而存在，在面对传统国家的严重治理困境或总体性危机时，政党可以凭借其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取代传统社会的官僚制，通过其强大的组织网络去动员整个社会，建设一个以政党为轴心的现代国家。

必须看到，党建国家模式中建立的国家虽然具备了集权化、渗透性、组织性等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但由于政党在国家大厦中的轴心地位及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导致这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政党国家。这种国家建设模式的逻辑是：党在国先、以党建国、国家政党化、以党治国、党国同构、党国一体。因而在其运行过程中就面临着政党全能化和国家制度僵化、精英治理和政治制度化的冲突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政党国家进一步的转型面临诸多障碍。

可以说，该模式主要适用于20世纪以来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例，布尔什维克党采用“党的干部委任制、政委制、对口管理制，把军队、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比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即政党――国家体制，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国家行政组织”(①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月夏季卷，总第27期。)。由此可见，正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和动员能力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使得风雨飘摇中的沙皇俄国被有效地重新组织了起来，俄国也最终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国家。在这一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政党无疑是轴心力量，它为沙皇俄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国家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效的意识形态和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组织网络。可以说，没有一个坚强有效的政党（特别是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具有现代性取向和特征的国家就难以被缔造出来。这是我们分析政党建设国家模式时必须注意到的基本事实。

（四）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厘清三种国家建设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比较：一方面，这三种模式最明显、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推动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不同，主导力量的不同导致最终建设的国家形态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阶级建国模式中，不论是资产阶级（如英国）还是官僚阶级（如德国），它们都是这些社会中的主导性阶级力量，掌握着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而且具有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在军队建国模式中，军人集团在传统国家秩序混乱、治理失效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担起建设新国家和新秩序的时代任务。在政党建国模式中，政党无疑是居于轴心地位的政治主体，政党凭借其在价值、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强势力量，将传统国家改造为政党国家，也具备了许多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每一种模式在具有某些共性的同时，都蕴含着自身独特的政治逻辑。阶级建国模式的内在逻辑就是：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各种新旧阶级力量之间的互动和一定的阶级结构会对国家建设产生决定性意义。这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阶级成长和阶级结构变迁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军队建设国家模式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对特殊的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体制性选择，这就意味着“军人政权的成因与特征不应或者说主要不应从军队内部的结构规则来寻找，而应从军人政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寻找”(①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而政党建设国家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平铺化的社会面临崩溃和转型危机情境下的必然选择，政党因其特有的组织、动员和整合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而承担起了推动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

可以看到，这三种模式是在对世界众多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概括，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一定的适用性。当然，每一种模式因其自身的特殊逻辑而分别适用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情境下的国家。例如，阶级建国模式在一个新兴阶级力量薄弱、平铺化和缺乏轴心力量的社会往往是不适用的；军队建国模式在一个阶级力量发展比较成熟和社会结构比较分化的社会也是难以实行的；政党建国模式在缺乏集权统治和强大政党领导的社会也是无法想象的。不过，笔者也承认，这三种模式并不能解释国家建设所有可能的情况，肯定还有其它模式如通过宗教力量建国的情况。本文提出的三种模式只是在具有典型意义和相对普遍有效解释性的情况下才具有模式的价值。

另外，阶级、军队和政党这三种力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对三种模式的界定主要考虑的是居主导性地位和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力量。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形成过程都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合力论”的命题。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