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激进民主政治能实现人类解放吗？

以苏东剧变为标志，在政治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后革命”时代，而这无非是想说，这个时代已经与马克思所指认的那个阶级对立，且日趋尖锐化所必然生发出“人类解放”的政治宣言的历史境遇远远不同了。这时的左翼思想显然处在了“十字路口”，除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公开责难之外，马克思自身的政治哲学思考也在根基上受到了质难。因为，“过去‘鲜明的真理’――经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斗争力量的本质、左翼斗争和目标的真正意义――受到了瓦解这些真理基础的巨大挑战。”［1］正是“后”时代的鼓噪，西方左翼认定今天无论是重新激活马克思还是完整地卸掉马克思给予我们的思想包袱，都应该汲取后现代理论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差异性对同一性的质疑、微观叙述对宏大叙事的攻击、协商民主政治对专制的批判以及对线性历史的进步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些均应该视为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新激活的强有力的语境。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承接了后现代的政治哲学谱系来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理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破灭之后仍能继续存在吗？它能够弥补这一破灭给所有反抗不平等的尝试所带来名誉损失吗？”［2］于是，他们就“提出‘激进与多元民主’这一术语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领域的延伸。”［3］那么，“激进民主政治”到底其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它又是奠定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论根基之上的，这种根基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而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必须将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义政治”置放到“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地平上加以追问。

一、激进民主政治的“后现代”语境：方法论批判的哲学前提

正如墨菲对激进民主的功能界定，“左派的目标应该社会拓展和深化二百年前发起的民主革命”［4］。应当承认，拉克劳、墨菲思考的语境已经是一个“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已被理解为列宁和苏维埃革命时期泛黄的老照片，而‘后现代主义’则产生的是最豪华的大酒店的想象”［5］。显而易见的是面对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这张“泛黄的老照片”，她们的思考点首先是集中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的梳理，并模仿后现代攻击“形而上学的”手法开启了“激进民主政治”的解放策略，“我们的‘激进和多元的民主’设计被理解为加深‘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也被理解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领域中。”［6］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完全承接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死亡”的观念。历史主体在马克思那里显然就是以阶级呈现的集体，这种均质的集体（无产阶级）主体的时髦批判――经常被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批评家用来作为完全拒绝马克思的“话柄”，这也是拉克劳、墨菲的理论基础。在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哲学批判这一转向的影响下，以往统一抽象的理性是建立在一种对人类本性同一性的主体性假定的基础上的。现在，同一性的类主体的理性假定受到批判被消解了。只有异质、差异的多元主体，他们或以文化集团、或以种族肤色、或以阶级或性别集团来相互区别。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化、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化的思想主张和关于差异、断裂、多元、零散化和破碎性的强调，从而成功地替换了经典政治的话语方式，企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政治，诸如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大多数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寻找一个替代的解放主体或一个附属的主体，而且最近还在论争是否应该完全废弃这一观念［7］。在拉克劳、墨菲那里，革命的主体则成为了不再是“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多元主体‘认同'为基础的‘新’社会。这是一个充满了不同话语，多元差异的社会。它不再简单地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它还应该包括妇女、第三世界的移民、学生和同性恋等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8］。在这个意义上，拉克劳、墨菲与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是具有同质性的。

其次，拉克劳、墨菲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论，这是对“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本质主义批判”的理论继承。我们知道，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公式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三个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他们认为这表征了马克思的理论思维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论，必须以一种偶然性的逻辑予以颠覆。正是这种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进而用一种反形而上学的策略对付历史唯物主义便成为了最为有效的手段，奠基在这种话语之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以追求“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为理论诉求。这当然与后现代的哲学以强调表面哲学而反对或者拒绝本质有着直接的关联，也正是缘此，在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诸如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只不过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表面策略，而拒绝在深层次上，即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上来彻底解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仅仅在激进的策略上将解构赞赏作为一种“精神”，非但不愿意在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上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成同盟，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即原本批判的方法当作意识形态来摧毁。正是因为他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批判拒绝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原本批判出发，从而只能表现为拉克劳、墨菲所谓的“需要在相互矛盾的话语层面上进行协商的复杂的策略运动”［9］。但是，这种方法论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存有距离。

最后，拉克劳、墨菲消解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中的社会内在矛盾的“对立”，倡导一种“对抗”的政治哲学，这依然是“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发挥。拉克劳、墨菲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真实看法，而将社会冲突的对立转换为一种对抗，这种转换之后最为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的政治规划作了一次无限的拖延。这一概念，对齐泽克来讲，他认为这是“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真正成就的集中体现，拉克劳、墨菲认为，“我们必须指出，葛莱蒂是从一个惟一的二难选择出发的：是对立还是矛盾。”即要么是对立的、要么是矛盾的，但是，“对抗性可能是现实的对立，在两个交通工具的碰撞中没有任何对抗性”，而将这种原则运用到社会领域，“‘对立’在此是一致被隐喻地扩展到社会世界的关于物理世界的概念，或者反之亦然，但是显然不存在足以解释两种情况中固有关系类型的共同意义核心。”［10］就是说，对抗不是现实的对立，矛盾也不一定是对抗的。对抗已经成为了一种本体论的那个“在者”的“在”，换句话说就是属于本体论范畴的，所以，任何对于社会是由必然性支配的说法已经被对抗这一概念给消解了，“对抗是社会不可能最终缝合的根据”，社会是围绕对抗而构成的。有社会存在，就有对抗，没有所谓的消除了对抗的透明社会。所以，拉克劳、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下的人类解放是所谓的没有对抗的自由人联合体，这肯定是一种虚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与此不同，政治的关系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语境分析、拆解乃至消灭，且能够通达一种拉克劳、墨菲意义上的透明社会，所以马克思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切除了“病根”，但拉克劳、墨菲则认为对抗是人类性的，只要有人类，这种对抗就一直存在下去，而且坚持认为那种将冲突一劳永逸解决的想法不仅荒诞而且十分危险。

二、激进民主政治的“规范性维度”：方法论批判的政治哲学向度

回顾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的理论景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单向度地看作为一种纯粹实证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科学”抑或是一种纯粹伦理意义上的“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的困境一直以隐性逻辑的方式运行着，两者之间的张力如何处理一直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难题。同时，今天我们思考西方左翼的激进民主政治依然是没有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科学向度”的含义，从而片面地滑向了“规范性政治哲学”的维度，以致迷失了通往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

首先，作为“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激进民主政治”，认定需要以一种观念的抽象物为理念前提，这种观念的抽象物就是“人类解放”。当然，用一种规范性的理念来处理、关照现实世界的应当是一种人类的自我确证，对于理论的抽象，显然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一种理论的“必须”，但是两者不同的是，传统政治哲学的抽象，并不是扎根于现实而抽离出来的“观念”，只是仅仅依凭于抽象的概念出发的概念演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那里，他们似乎从现有的资本主义“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时代转型而试图重新理解马克思，但是，他们的理论更多的不过是从一种既定的哲学思辨中寻求理论的生产。这样的结果便是，由于它并不能深入到概念所反映的社会存在，所以，只能是一种副本批判的方式对待现实世界，不可能达到原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找不到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路径，这也是他们将历史主体背后的社会存在根基消解，而主张阶级不过就是一种话语立场的一致认同的理论缘由。这种政治哲学所奠定在理念世界的理论根基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条件出发的看法不同，它必然依凭于一种抽离出时间性的“真理”为保障。就是说，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他们的“理念”都是确立在超越时空理论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这也是用“科学”所无法证伪的。但是，这种形而上学必然包含着一种悖论，即“一方面，概念被认为代表着一个本质的、普遍的存在，被认为是经验的个别存在物的基础；另一方面，个别和杂多的事物独立存在不仅没有被完全否定，反而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其与抽象领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一直是形而上学的难题。”［11］显然，拉克劳、墨菲在这里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拉开理论的距离。

其次，作为“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激进民主政治”将“政治”置于哲学的基础之上，而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去把握现实的存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的表述是“国家与法不能从它们本身来解释，而要从物质生活关系去解释，这种物质生活关系被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12］这可以自然的延伸出如下的结论，“现代哲学的最高问题是自由问题，而自由问题的核心内容就是上述市民社会所包含的那些问题，特别是财产权问题，因为在体现现代自由的权利观念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是现代人自由的真正基础，没有财产权的自由是一句空话。”［13］但是，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主张的是，“我们正在终结深深内在于理论中的一些东西，即凭借一元论的范畴寻求获取本质或深层历史意义”［14］。这里的“一元论的范畴寻求获取本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生活”这一度。规范性政治哲学并没有对财产权本身作为其理论考察的起点，诸如，当我们看到在偏离了生产的“去阶级化”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他们之所以肯定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形式，根源在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的“非批判性”。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阶级”概念还是“政治概念”首先都是一种财产权概念，也正是在财产权的分析中，它才引出了阶级分析、阶级剥削、阶级斗争、阶级解放等，这里的财产权从经济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

最后，“激进民主政治”克服不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固有的普遍主义理论困境。在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看来，它因为遵守视角从天上到人间的下行原则，这样一来，它的理论任务不是要对现实本身是什么、或者说正如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来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路径关照，可以讲它们远离了对现实本质的准确把握。但是，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它们更多的是要回答社会应当如何，就是说，它们回答的是超越一切时代的永恒的答案和标准。正如伯林在概括对西方思想传统所指认的那样，“凡是真正的问题，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只有一个：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15］基于这样一种见识，他们更多的从一种抽象的理论前提出发演绎出现实世界，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从柏拉图、基督教、再到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的各种政治观念，他们的理论都不过是将结论看作为一种普遍的标准罢了。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也试图将“人类解放”作为一种规范现实的价值性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