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民主与民生：人民民主的中国逻辑

民为国之本；同时，民为国之主。古代中国，只强调前者；现代中国，则强调两者，并力图将其有机结合。为此，创立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其使命不仅在于使民成为国之主，而且在于使民成为国之根本和栋梁。所以，人民当家作主，不仅需要民主建设，而且需要民生建设。因民主建设，民自主自治；因民生建设，民自立自强。只有同时做到自主自治和自立自强，人民才能当家作主。这是人民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最基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虽确立于中国现代的革命和建设，但其根却植于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并深深地影响中国民主建设的战略选择，并使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发展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本文将从历史基础与现实实践两个维度来探究中国人民民主建设的中国逻辑与实践途径。

一、民本与民生：中国政治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毋庸讳言，民主共和的出现使中国的历史发展发生质变：从古代跃进现代。在现代政治范畴中，中国古代政治属于专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长期以来，力图使中国迈入民主的中国现代政治的建设和发展，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摆脱古代传统政治的影响为前提。在这种情结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被彻底打入冷宫，少有人关注；对中国古代政治的任何暧昧，都可能视为是对现代民主的背叛。于是，人们普遍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政治传统，从而将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从中国的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抽象出来，不是将其生硬地衔接在西方的逻辑上，就是将其孤立在简单化的马克思的逻辑之中，结果使得活生生的中国民主实践，尤其是人民民主的实践，失去了理论与文化的源头活水。

理论和实践表明，对任何国家来说，不管民主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其最终的支撑力量一定是社会的共同意志与共同认同，而决定任何社会的意志与认同取向的，除了制度与现实利益之外，最根本的就是一个社会或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与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共和的确立，虽然使中国的历史发生跃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的历史关系因此彻底断裂，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传统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影响彻底切除。人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民族和国家也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正如人不能拉着自己头发飞上天一样，任何民族和国家不论多么现代，都不可能靠否定过去而离开自己的历史。如果这样，那最终受害的一定是自己。对此，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民主时有过深刻的分析，有必要在此引证，他指出：和每个人的成长一样，“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他们以后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查清社会成员的来历，考察他们历史的最初遗存，我毫不怀疑我们会从中发现他们的偏见、习惯、主要情感和最终构成所谓民族性的一切主要原因。这使我们可以找到对早先约定俗成而今似与流行风向抵触的惯例的解释，找到对象与公认原则对立的法律的解释，找到社会上到处可见的一些不相连贯的见解的解释。……由此也可以解释，一切民族何以被一种似乎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们本身也未曾料到的结局。但是，至今对事物一直缺乏这种研究。直到民族衰老的时候，人们才用分析的眼光去研究这个民族；而当民族终于想回顾它的摇篮时期的时候，时间已把摇篮时期蒙上一层乌云，而无知和傲慢又用一些离奇传说把它包围起来，使人见不到它的真面目”。托克维尔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来考察和分析美国民主的。这种认知对于分析和考察当今中国的民主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不管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行动者的主观的态度如何，历史传统对现实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这其中自然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因而，对现实政治建设的分析和考察，只有正视这种作用和影响，才能真正地把握现实政治实践及其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基础和内在逻辑。基于此，有必要考察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作用和影响。

正如民主思想是西方政治传统的核心一样，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核心。尽管民本思想没有导出现代西方的民主原则，但它却是中国人安顿人民与国家关系、规范国家治理行为和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最基本原则与依据。在千年的中国专制传统中，它确实被专制政治所运用，但同时也是中国人一直用于维护和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对抗专制压榨，追求贤人政治，评判治理好坏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因而，民本思想在支撑中国传统专制体制的同时，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之中，构成中国构建现代民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底板，进而成为评判中国民主实践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民本思想内生于中国原初的文化与精神，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国家建构的出发点与基石。在金耀基先生看来，它胎息于《尚书》，孕育于孔子，而确立于孟子，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政治实践，使其成为此后两千年儒家宗奉不渝的信念和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显然，不论是作为思想，还是作为政治实践，“民本”都源于中国最本真的远古政治观念和实践，确立于诸侯割据的“百家争鸣”的年代。因而，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决定中华文化整体格局和根本精神的“轴心时代”的轴心价值。这事实表明，不是中国的专制政治孕育了民本思想；而是民本思想影响了专制政治，使其成为能够长期支撑大型帝国的政治体系。正因为如此，民本思想和实践，可以超越中国的传统政治，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持久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与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完全可以将民本思想与实践从“专政政治”的范畴中剥离出来，以便从其本真的精神和意义来诠释和把握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回到民本思想的本真意义，可以发现，民本思想的真正出发点，不是国，而是民，只不过这个民，不是现代民主强调的“个体”，而是构成国家的“全体”，即人民。在最早出现“民本”主张的《尚书》中，所谓“民本”就是“民为国之本”，以民定国，不是以国定名。“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孟子自然能够创立这样的政治信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中国人信奉了两千多年的政治信条：“民贵君轻”。在这种思想传统下，尽管中国传统政治强调“国不可一日无君”，但此君不是为国而存在，而是为民而存在，因为，民为国之本。在徐复观看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虽然也讲神、国、君，但“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鉴于此，萧公权认为“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应为儒家民本思想之本意，它完全不同于“以君主为政治之主体”的法家思想。

虽然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民，不是国，但民本的实践则离不开国，因为，国泰才能民安。在中国传统政治是家天下政治，国掌握在一家一姓之手，于是，民与国的关系自然就转化为民与君的关系，从而将中国传统国家的政治关系定格于君民关系，其另一面就是官民关系。从君民关系或官民关系出发，民本实践，一方面是要戒约君或官；一方面则赋予君和官基本使命。从戒约看，要求君或官，不扰民，以苍生为念；从使命看，要求君或官，保民、养民。在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之，这两方面是有机统一的，贯穿于治国理政的观念与行动之中，既是指导思想，也是行动原则。所以，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四统者具，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养民”是“教民”的前提，而“教民”是礼治的基础，所以，“养”与“礼”之间是统一的，“养民”达成礼治；礼治必须“养民”。所以，他说“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在孔子看来，这种“养”，不仅要保生存，促生产，即所谓的“使民以时”，而且要创造幸福与富裕。《论语》中讲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基于这样的思想与价值取向，民本的思想实践就很自然地转化为民生实践，从而使民生建设成为民本思想和原则的现实基础。有了民生建设，民才得以养、“礼”才得以立、国才得以安，天下才得以太平。

可见，民生建设，是利国利民。民本思想对其强调，既从民出发，也从国家出发，两者兼顾。由于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国不在民手中，而在君王和官僚手中，利民与利国并非一体，且以利国利君为最终归宿，所以，这种“民生建设”都从“养”出发，忽视和否定了民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民本思想及其民生建设实践与现代的民主精神和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如果国掌握在民手中，利民与利国归于一体，那么，民本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看到这一点，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开辟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中，都往往自觉地将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主实践和发展有了自己的战略模式：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统一。

二、人民国家：民主共和的中国形态

以辛亥革命为界，中国政治有了古代与现代之分。革命前，为古代帝国政治；革命后，为现代共和政治。1954年，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说明中说道：“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

尽管中国传统帝国政治中蕴含有深刻的民本思想和丰富的民本政治实践，但中国传统帝国政治并没有孕育中国现代民主共和的基础和能力。然而，摧毁传统帝国之后的中国政治选择之所以是现代的民主共和，却与中国传统帝国政治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关系。中国传统帝国政治胎息于先秦，孕育于秦汉，是中华文化传统与秦汉制度设计有机结合的产物，在两千年的朝代更替、国家分合和民族激荡之中，始终保持核心价值、基本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内在统一，坚固不变。正是因为有这种难以变换的政统，当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运动迫使中国转型并走出古老政统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帝国政治除了彻底崩解，别无选择；而崩解之后的政治走向，除了民主共和，也别无选择。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帝国政治虽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性和延续性，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不可转型性和不可再生性。

顺应现代化潮流，反对传统帝国专制统治，接受民主共和，是出现在传统帝国末期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它促进了帝国的崩解和民主共和的诞生。但是，决定帝国崩解之后民主共和形态的，并不是这些思想和运动本身，而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结构。从中国传统帝国留下的社会与文化传统来看，传统帝国崩解之后重建一个新的专政统治不是没有基础的；但是传统帝国政治所定格的君民两极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传统帝国政治崩解之后，国家权力将全面落入人民手中，全体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这种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由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种转型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来概括：就是从“家天下”转变为“民天下”；用现代政治概念来概括：就是从“君权国家”转变为“民权国家”，或者说，从“君主国家”转变为“人民国家”。这与西方一些国家传统政治解体之后，国家权力落到新贵族或新阶级手中的政治转型完全不同。要在这样“民天下”的国家权力格局上重建一个新的专制统治也将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决定帝国解体之后政治选择的最终决定因素不可能是别的力量，只能是人民自身。面对现代化的潮流冲击和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人民除了选择进步与发展，民主与现代化之外，别无选择。

无论用传统的标准，还是用现代的视野，中华传统帝国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在传统帝国的千年政治体系崩解之后，要避免大型国家分裂与分散，并整体转型，就必须迅速重建现代政治体系。随着君民两极政治格局转化为人民统治的一极政治格局，这个重建的现代政治体系必然是人民共和的政治体系。人民共和要承载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不仅要满足民主建设的要求，而且要满足国家建设的要求。前者要求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后者要求人民必须凝聚为有机整体，以保障国家的内在统一与整合。因而，在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的前提下，将人民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使命，就成为人民共和的关键。为此，致力于民主共和国家建设的孙中山先生，在反思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无力推进国家发展原因以及俄国革命成功之经验后认为，革命的真正成功，不是靠兵力，而是靠民心；而要聚起民心，赢得民心，不是靠军队，而是靠政党。所以，应该建立革命党，革命党以理想和主义凝聚人民，使人民与政党一体，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同时党建立和领导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军，从而实现人民为本、政党为核、军力为靠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体系，为此，政党应成为“中心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