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奈：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综合性研究

1983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时决定写一本全面总结社会主义体制的专著。我在那里阅读的大量学术著作为它做好了充分的学术准备，而且我已经大致写出这本书的提纲。

我开始在哈佛大学教书后为写作这本书找到了新的动力。我首先于1984年开设了全面介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这本书的前身就是1986年我发给学生的复印版笔记。

我在哈佛开设的课程吸引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听众。他们中有曾在毛泽东时代被下放到农村的中国学生和掌握计划经济第一手资料的年轻波兰经济学家，而其他人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运行情况则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而有些人则属于德国和美国的新左派，幼稚地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而无视极权主义的真实本质。我多次开设这门课程，而且每年都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形形色色的学生（以及后来的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以及与我的争论促使我努力阐明自己的观点。当我在着手准备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它注定要成为相关学科的教科书时，或许向兴趣浓厚的学生反复讲解书中的内容是最扎实有效的准备方法。

我如何写出《社会主义体制》

1986年春天我写出了《社会主义体制》的第一稿，并且将收集到的材料大致安排到相应的章节中。不久以后，我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可以在赫尔辛基不受干扰地继续写作这本书，WIDER（联合国大学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的院长拉尔•贾亚瓦德纳博士为了促成这件事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1988年5月我和妻子前往赫尔辛基，在那里住了半年多。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周到地为我提供了各种支持，其中包括一套舒适精致的公寓和完美的工作条件。

那里宁静平和的环境可以算得上完美无缺。赫尔辛基的夏天通常比较凉爽，但是我们在那里居住时恰逢气候温暖宜人的好时节，我们经常在波罗的海和奥林匹克游泳池里畅游。对于生活在内陆国家的人来说，在海边生活几个月并且欣赏日落时天地间无与伦比的美丽色彩实在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那里到了深夜十点钟时光线还很充足。我常常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后到美丽的海滩上或者附近一个自古就受到良好保护的小岛上散步。我和妻子会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当天写作的情况或者第二天清晨计划要写的内容。尽管那时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找到了很多可以帮助我消除疲劳的活动，比如到停泊在市场旁边的渔船上买刚刚打上来的新鲜鱼，到芬兰歌剧院或者岩石教堂听音乐会，或者到芬兰神秘的湖泊远足，等等。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对于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我的许多经济学家朋友都访问过那里。雅克•德雷泽为了拜访这个研究院特意中断了一个漫长的帆船航海旅行。我在哈佛大学认识的朋友斯蒂夫•马格林和阿玛蒂亚•森也来过这里。此外，我们还在这里设宴招待过埃德蒙•马林沃―他是我早期从事研究工作时的精神导师。我们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里遇到了杰出的印度经济学家苏哈穆瓦•查克拉瓦蒂以及颇具人格魅力的瑞典朋友本特-克里斯蒂安•伊桑德尔*，还与研究院的院长、工作人员以及芬兰经济学家开展了许多有趣而且发人深省的讨论。

在宁静清幽而又赋予人灵感的自然和学术环境里，我的创作进展一日千里，它的推进速度与我在瑞典写《短缺经济学》时的情况不相上下。每周我都会完成一个新的章节。?除了理想的创作环境以外，另外一个加快我的写作速度的原因是《社会主义体制》总结了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真正动笔之前我已经为此工作了三十二年（我直接准备它的时间就有五年）。只要我在赫尔辛基办公室的电脑前坐下来就开始不停敲击键盘，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因为我希望写下来的内容已经在我的大脑里完全成形。

不仅这本书的观点已经经过多年的斟酌和提炼，它还收集了大量图表、统计数据、参考资料、引文和参考书目来支持它的观点。幸运的是我在匈牙利和美国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并且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事实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全是我的学生。有些人的确是我教过的学生，而有些只是赞同我的观点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与我有学术联系或者个人友谊的人。这种亲密的学术关系意味着无论我在赫尔辛基、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齐工作，他们都可以迅速灵活地满足我的学术要求。

与此同时，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是国内政治体制开始分裂，学术和政治上反对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只要我还在赫尔辛基，匈牙利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不过是远处隆隆的炮声而已。每次我和布达佩斯的朋友通过电话后都会陷入惊愕的状态，过一段时间才能复原。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事情让我意识到社会主义体制岌岌可危，东欧政权正在垂死挣扎，人民在痛苦的情绪中煎熬，同时日常的政治斗争逐渐达到了白热化。但是我尽量不让这些消息左右我的情绪，以免影响我的观点。在那几个月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它几乎吞噬了我的全部精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我感到这本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进展地非常顺利，我的斗志就被进一步激发。无论当时还是十五年后的现在，我都认为在赫尔辛基度过的几个月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或许比其它所有时刻都快乐。无论木匠、雕塑家还是修路工人，所有热爱本职工作的人都会从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在这方面，我的确很幸运因为我经常能够体验到这种快乐，不过1988年在赫尔辛基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创作快感。

1988年秋天我们回到布达佩斯。当时大炮的隆隆声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一半，但剩下的工作量仍然很大。不过从那时候起，我无法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这本书上。我先是在布达佩斯继续写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89年上半年回到坎布里齐。1989年下半年我将这本书暂时搁置在了一边，因为我认为自己必须就体制变化发表看法并且及时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我将自己对体制变迁的观点全部写进了《充满激情的小册子》。这本书是下一章的主题，但是我在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我在创作它的同时也在着手准备《通向自由经济的道路》（《充满激情的小册子》的英文版）和其它语言的版本。与此同时，我一面抽出时间写文章和演讲稿探讨体制变迁的任务，一面在写《社会主义体制》的后面几章。如果要准确地描述当时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激动而且烦燥不安地在这两个主题间跳来跳去。它们和我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一起竞相争夺我的时间和精力。每当我攻克眼前的一个研究课题时会为忽略了那部伟大的总结性作品感到惋惜；而一旦我回到这本书的写作工作中，我又会因为没有抽出更多精力研究日常的经济政策而心怀内疚。尽管这两个任务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是无论在布达佩斯还是坎布里齐，我还是会努力挤出几天或者几周的时间来专心写作《社会主义体制》。1991年夏天，我甚至挤出了整整两个月。无论什么时候我完成手头的临时性工作重新回到这本书的写作工作时，我始终坚信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989年至1991年间，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纷纷崩溃。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看法。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已经完成的前半本书里，我几乎不需要因为体制变迁而进行任何修改。我的描述和分析经历了第一场历史风暴的洗礼。而主要讨论改革活动的后半部分则必须进行多处改动，而且要相应地扩充内容。虽然这本书的初稿已经预见到局部改革终将失败的命运，但是我必须在修订稿里分析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原因。

经过了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社会主义体制》。

虽然这本书是用匈牙利语写成的，但是将它翻译成英语的工作很快也完成了，而且英语版《社会主义体制》的出版时间早于它的匈牙利版本，这在我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全面描述社会主义体制的愿望

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首要目标是归纳总结迄今为止我的所有研究成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经研究过许多课题，并且试着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尽管这些作品探讨的主题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互为补充，涵盖了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我不断回归到同样的研究课题上（如非均衡现象）―在我看来，我的确总是在研究相同的问题，但是研究的复杂性和深入性不断提高。我甚至可以认为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段圆弧。现在我希望设计一个分析框架，按照逻辑顺序把过去分散的研究工作中得出的结论组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我不希望将这本书局限在回顾个人研究成果的狭隘范畴里。我希望把我认为重要的其他人的结论和观点也融入它的概念结构中。我曾经从匈牙利同行和外国研究者的著作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特别强调了匈牙利真实经济环境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对我的观点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印在纸上的著作，还有在我身边展开的对话，即匈牙利人对社会主义弊病和改革可能性的热烈讨论。这本书的引文和长长的参考书目可以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我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观点。然而我必须补充的一点是：我并不打算写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也不打算在书中冷静地报告所有引起广泛争议、甚至可能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在匈牙利语版《短缺经济学》的前言里强调说这本书没有涵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而只是讨论了它的一部分，同时我还警告读者注意的一点是：如果将全面描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专著的全部内容设定为100%，那么《短缺经济学》只研究了其中的30%。而现在是以全面为目标写一部涵盖全部内容的专著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书中会介绍所有与之有关的细枝末节。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不是一部旨在提炼精髓并进行总结的学术专著的目标。*就这本书而言，“全面”和“完整”意味着书中的分析过程将鉴别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所有本质特征，并且讨论了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社会-经济机制出现以及运转时具备的必要属性和充分属性。

《短缺经济学》没有讨论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中，除了前面介绍性的几章外，它正是从这两个问题开始正式分析社会主义体制。这与其它众多比较经济学的总结性作品形成了反差，它将社会主义体制最典型的政治特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当作了分析的切入点，而不是其它作品惯用的中央计划经济或者公有制。在《社会主义体制》介绍《短缺经济学》的章节里，我解释了鉴于早年的政治气候和因此采取的自我审查行为，我在《短缺经济学》中删除了很多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分析和观点。1983年我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体制》的初稿时下决心要跨越这些障碍。1984年我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后开始无拘无束地分析共产党、政治结构和官方意识形态在这些问题中扮演的角色。1986年我在给学生发的笔记中将共产党扮演的角色作为第一个分析目标，这与后来《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顺序完全一样。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终于能够写一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专著。

我并不想将这本书的主题限制在大家经常讨论而且可能重合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主题。我努力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这本书，这样《社会主义体制》在人们眼中就不仅仅是经济学著作，而是涵盖了所有这些学科的社会科学专著。

大多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著作都只进行了局部分析。它们主要考察了某些界限明确的领域或者某些体制特点。我感兴趣的是向人们展示出体制的各个部分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强烈的互动，它们共同决定了各个团体和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规律。我希望将这种方法称作“体制范式”。*这种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擅长使用“范式”的伟大人物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也写过文章讨论局部问题，但是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他努力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个体制。他最感兴起的问题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社会中特有的关系如何相互产生关联，以及他们如何相互决定对方的存在。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对我的思想的重大影响。我是在1991年写下这段前言―这时引用马克思的话显然已经非常落伍，即使那些过去经常引用他的话的人如今也不再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情了。马克思对我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如何使用体制范式。

除了马克思以外，这本书的前言还提到了约瑟夫•熊彼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是体制范式的代表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