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

摘要：自从1959年政治学家李普赛特提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这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命题以来，这个论断被反复检测、批评和捍卫。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通过对这三个阶段主要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论的介绍，梳理这一领域日益精细复杂的知识框架，阐释这种知识变迁后面的现实因素。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主化；现代化理论；政治文化；民主转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比较政治学领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现代化理论更能引起人们持久而热烈的兴趣，也几乎没有哪一个议题比它能引发更多的研究和辩论。从李普赛特1959年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以来，几代学者对这个命题反复检测、批评、辩护，使这个领域形成了丰厚的知识积累和系统的知识框架。

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它与经验现实的紧密相关性。过去半个世纪，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很多亚非拉国家在反殖民斗争中确立了民主制之后，20世纪60、7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回潮；70、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给世界带来了民主欣快症，但这种欣快症很快被不自由的民主、竞争性专制等夹生民主现象泼了冷水，人们对选举式革命能否带来良性治理产生疑问。总之，现实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李普赛特看似简单的命题历久弥新。

现代化理论的长盛不衰也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有关。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和严密，往往因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打破理论辩论中的概念僵持。同时，大量跨国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不断涌现。比如在测量民主程度方面，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House），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IV）等被广为采用；在经济数据方面，麦迪逊等建构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的经济数据[1]，使历史性的跨国比较得以可能；在比较文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世界价值调查（WorldValueSurvey）等跨国文化调查。这些数据库使学者得以更充分地分析比较不同国家和时代的政治，过去在概念层面的探讨也因与经验接轨而得以向纵深发展。

本文试图梳理现代化理论过去50年的发展，实证的角度来检视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虽然，几乎没有学者试图论证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单因的、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但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影响、多大程度上影响、如何影响民主化进程，却众说纷纭。梳理这一领域的观点，不仅有利于理解他国的民主化经验，而且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在这一经验谱系中的位置与发展趋势，对于思考中国政治的变迁及走向也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笔者看来，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兴起、衰落和复兴。本文将依次梳理，并简略总结评价相关辩论。不仅阐述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将介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这是因为理论的有效性不仅来自于学者的概念灵感，也来自于其论证方法的严密和经验资料的可靠。观点本身可能随着现实变化而过时，但研究方法却可以不断积累，从而使学术进步得以可能。

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促进民主制度的出现和稳固。李普赛特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其论文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1959）被视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李普赛特指出，民主的社会条件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而他要从一个社会学的和行为主义的角度[2]，以一种实证的方式来论述这个问题。

为此，李普赛特按照民主程度把研究对象分为四组国家：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不够民主的欧洲和英语国家、相对民主的拉美国家、专制的拉美国家。衡量经济发展水准的则是四个变量：财富、工业化程度、教育和城市化程度。他发现，民主程度和经济水准之间存在显然的相关性：数据显示，在更民主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平均水准要高得多。[3]据此，他得出结论：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

而经济发展之所以促进民主，根本原因在于它改变阶级关系：对于底层，相对的经济安全让他们以更长远的视角看问题，免受极端主义的蛊惑；经济发展也壮大了中产和中间团体，而这一势力往往能缓冲政治矛盾；对于上层，经济发展带来更多资源，从而缓解他们对于底层再分配冲动的恐惧。李普赛特的贡献在于：首先，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其次，这个理论框架可以通过输入不同国家和时代的经验资料去不断检验。

正是这种清晰的框架和可检验性，使该领域的学术对话不断发展。

1959年之后，针对李普赛特命题的研究大量涌现，参与这场对话的不仅有政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多学科背景使相关研究出现了两种方法论取向：一是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主的量化分析方法；一是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主的历史比较分析。

在量化研究方面主要有：杰克曼的论经济发展与民主表现的关系（1973），针对早期的民主测量方法缺陷，设计了民主测量方法，对6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程度数据库。通过回归分析，其研究支持了民主的经济门槛说，尽管其回归结果显示，在门槛之后，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后果边际递减。[4]波伦的政治民主和发展的时机（1979），驳斥了那种早期民主化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可能被后发国家所重复的观点，他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民主化的早晚对于民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能显著影响民主程度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程度。[5]伯克哈特等的比较民主：经济发展命题（1994）针对以前数据样本过小、民主测量方法过时及缺乏时间序列等问题，首次利用自由之家数据库来测试李普赛特命题，得出结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6]巴罗1999年再次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他发现，国家大小、殖民遗产和宗教对民主化与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经济和教育水平显著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生活水平各类指标的提高可以预测民主的逐步提高。与之相对，那种没有经济发展基础的民主政体往往不能持久。[7]（P60）

在历史比较分析方面，也有支持李普赛特命题的论著出现。鲁其梅尔等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1992）一书中，支持了经济现代化带来民主化的观点，但并不强调政治文化或中产阶级的影响，而是强调经济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崛起是民主化的最核心因素。工人阶级出于再分配冲动，是民主制度天然的支持者，这才是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的根本动力。[8]（P76）

这些研究尽管方法不同，结论却大同小异：

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是民主化的强大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该领域的主流意见已形成。有学者指出：经验上而言，由李普赛特最先观察到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相关性仍是政治学领域里最强有力的发现之一。[9]（P27）

二、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困境

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政治现实是质疑的基础：一方面，60、70年代，很多国家经历了经济发展，比如苏联东欧地区，但民主化迟迟没有发生；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却经历了专制回潮。穆勒对58个国家的分析显示，随着经济发展，19651980年只有一个国家经历了民主程度的显著增加，2/3的国家经历了民主程度的大幅度降低。[10]现代化理论的困境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有学者论证经济发展未必导致民主化，事实上它可能强化威权政体；其二，民主化的动力未必来自经济发展，它更可能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这两种挑战相互强化，到20世纪末现代化理论被很多人宣布过时。

关于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民主化这一观点，摩尔作出了经典论述。他在专制与民主的起源（1996）中论证，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取向是决定现代化后果的关键：当资产阶级实力软弱因而与地主联合时，法西斯政权是其政治后果；当它必须与农民阶级联合时，共产主义是后果。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到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时，民主制才是现代化的后果。[11]鲁伯特等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制（1991）中，他试图论证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某些国家不能导致民主化，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分裂。分裂的中产阶级面对联合的无产阶级时，专制就成为非常可能的后果。换句话说，经济现代化能否导致民主制度，取决于中产阶级的团结程度。[12]

奥当纳的著作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1973）直接挑战了现代化理论。他发现战后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美国家带来民主拓展，相反，很多拉美国家走向了官僚威权主义。拉美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容易阶段，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公众政治联盟形成，但问题是随着工业化进入深入阶段，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无法跟进，经济问题出现，保护主义的政治联盟开始瓦解，民粹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矛盾激化，最后保守派利用政变来执掌权力。[13]由奥当纳的观点可以推出：仅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会大大削弱。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转型学则从另一个角度挑战了现代化理论。转型学者倾向于认为精英选择比经济发展更能催生民主。他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过于长线，难以用来分析民主化的具体发生机制和时机，而且它忽略了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有决定论色彩。

拉斯特的民主过渡：一个动态模式（1970）是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在他看来，过去对民主化的分析都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起源性的，让民主稳定的因素未必是带来民主的因素：解释民主必须区分功能和起源[14]（P346）。与李普赛特相对，他试图在结构主义的解释之外重新引入政治。我把选择作为政治过程的核心因素之一。[15]（P344）与结构主义因果论不同，拉斯特试图描述一个民主转型的理想模型，并强调在这个模型的每一个步骤中，政治精英都有进行政治选择的可能。其模型只需一个背景条件：民族统一。这是因为人民不能作出决定，直到有人决定谁是人民[16]（P351）。

他指出，将民族统一作为民主化的唯一前提，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水平未必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确定背景条件后，他开始分析民主化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现象是一个新精英阶层的出现，新精英会与旧精英发生冲突，两极化而不是多元化是这一阶段的标志。准备阶段之后是决定阶段。标志着决定阶段的是政治精英的刻意决定：是否接受多元化格局和程序化民主。决定阶段之后则是适应阶段。在适应阶段，本来被动接受民主的政治力量开始慢慢真诚地接受它，其中有时间因素、理性化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效果因素。总之，拉斯特反对经济决定论观点，主张看到行动主体对于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影响。这个模型拒绝民主的先决条件论经济增长也许引起准备阶段或者冲突阶段的紧张关系，但其他情形也可能引起这种紧张。[17]（P362）

奥当纳在从专制统治中转型（1986）一书中，用类似的理想类型来描述民主转型的步骤：专制政权开放协商公民社会复兴召集选举。但他格外强调精英内部冲突的重要性。

没有一个转型不是直接或间接发端于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分裂，主要是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起伏不定的裂痕。[18]（P19-20）换言之，没有精英分裂这个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再高，也未必会带来民主化的现实可能。

林兹同样强调政治精英对民主转型的意义。

其著作民主转型和稳固的问题（1996）是对南欧、南美、前苏联东欧地区15个国家进行的案例研究。他承认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出现，但坚持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知晓什么时候、怎样以及是否一个转型会发生对其他可能性的意识、系统归咎、公众中的重要成分或者重要体制内角色的合法性信仰比经济趋势更重要[19]（P77）。

海格德和考夫曼的挑战则来自另一角度。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1995）中，与强调经济发展相反，他们强调经济危机对于转型的意义，指出，即使是专制政府，也需要一定的核心支持团体作为其统治基础，但经济危机改变政治家与核心支持团体的谈判能力。在其研究的27个转型国家里，21个在转型前经历了增速放缓，2/3经历了高通胀。只有韩国、智利和土耳其的转型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20]（P73）

在量化研究方面，挑战现代化理论的成果也逐渐出现。阿拉特的论文民主与经济发展（1988）的结论是：只有少数国家符合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模型增长的经济水平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程度的民主。[21]（P30）杰西罗斯基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