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百年和平、资本主义与国家干预

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参与了一场神话的建构，这场神话建构造就世界范围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接纳与实践。这个神话的核心强调法律与明晰产权对于资本主义繁荣的影响，但是在波兰尼颠覆性的《大转型》一书中，这个发展的神话被颠覆了，百年的和平而非其他因素造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市场只是一种神话却从来没有真实地存在过，不过这一神话却像幽灵一样在左右着当今人类的思维。无疑，这背后的原因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事情。

西方的兴起一直被人们不断地传颂，一方面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谁也不会辩解说，资本主义没有切切实实地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把资本主义等同于一种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工业化，那么，哪怕是最遥远的乡村，今天都不能够避免这种无处不在的工业化的影响。从世界地图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世界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原来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采集狩猎的生活状态下，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世界的极少数人口，大约有不到二十五万人营此生活方式，只占全世界人口的十万分之一。[1]换言之，我们的世界越来越被工业化的图景所侵占，尽管我们从心底里反对工业化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消费主义对于我们生活世界的侵扰，但这样的进程也许真的是命定的，无法挽回的。[2]但是，西方世界的兴起本身又是一个神话，因为似乎还找寻不到非常直接的理由来说明这种兴起背后的动因。而正是由于这种多版本叙事的存在，作为一个起源的故事，其神话的意味就愈加浓郁。

一、西方兴起的神话

在这个问题上，最为有名的观点是来自于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长史的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这本名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绝对权威的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神话建构，这个建构影响了我们的视野，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如果预先对此书做一评价，那么此书的作者是在用一种非理性的书写关注一个理性的过程。作者是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来为自己的文明而书写，此书开篇就这样地写道：“西方人的富裕是一个新的而且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接下来我们还听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西方人)从令人绝望的贫困以及接连不断的饥荒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并且认识到，要使一种生活质量有保证，只有依靠相对的富裕。”[3]生活富足几乎成为现代性成立的最为合法性的口实，谁似乎都不用怀疑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确实，谁又会怀疑小康社会背后的真正意义呢?正因为如此，现代化的蓝图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世界。不过这两位经济学家显然不是在这个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而是转去考察西方现代经济制度的自身效率，并认为恰恰是此效率带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

而跟这种效率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种观念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概念，“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乃是增长的关键;一种在西欧发展起来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解释了西方的兴起。”那么，究竟什么是“有效率的组织”(efficient organization)呢? 两位学者有清楚的定义：“有效率的组织蕴含有制度的安排以及财产权的建立，由此而创造出一种激励来引导个体的经济企图成为私人的收益率接近于社会的收益率的行动。”[4]

其中，所谓的“私人收益率”(private rate of return)就是“经济单位从完成一项活动中所获得的纯收入的总和”，而“社会收益率”(social rate of return)就是“社会从同一活动中所获得的全部净收益(正的或者负的)”。[5]而经济的增长也被定义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a per capita long-run rise in income)。由此，实际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的收入一定是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反，停滞被定义为“人均收入上没有持续的增长，尽管在一个相当长的循环周期中平均的收入可能有增长或者减少”。一种停滞状态的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中没有为个体提供完成导致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的诱因”。[6]换言之，社会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种激励性的诱发因素，在西方社会就是完善的并由国家所保证的私有产权制度，而这背后又是一整套使这种产权制度良好运作的法律制度的设立。

西方社会有一种常识性的看法以为，法律必然与文明的发达有着某种正相关，并且还坚信，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这种看法刺激着现代人如何去评判过去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并天真地以为，这些发展都仰赖于所谓产权明晰的制度建构，进而使法律体系臻于完善。如此先决条件的存在，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概而言之，就是制度经济学派所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7]

不过，即便粗略地翻阅一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撰述的有关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也不难获得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正相反，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商人利益从来都是第一位的，当他们需要时，任何既有的法律都可以废除，但社会秩序依然能够维持正常。拿荷兰这个“低地国家”而言，1476年就曾经因为国家颁布了一部看似完善却根本无法实施的法律，即要求以罗马法为基础，用拉丁文或法文书写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实际与习惯做法大相抵触，结果触怒了下层商人以及农民的利益，大家群起而否决了这项提案。[8]在此意义上，法律显然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也不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本原则，所有相信法律万能的学者都愿意追随上述偏见去编织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神话，但实际上，它的发展根本是带有一种偶然性的，并受多种因素影响，而非单单依靠建构完善的法律制度这一条就能够完全来决定。

反观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这种偏见也一样不攻自破。实际上，在中国文化里，到处都存在着对这种偏见的讽刺。这一文化所发明出来的所有社会控制的技术，都与西方现代法律的观念相背离。乃至孟德斯鸠也一再强调，在这个国家没有法律。后来的中外学者，大多误读了孟德斯鸠这一断言，不相信中国真的没有法律，但找来找去，结果找出来的全部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律，最后只能以分类学的办法将这套看似独特的法律界定为“官僚制的约束”(bureaucratic regulation)，以此构成与西方世界法律的比较[9]，但这似乎仍未能解释孟德斯鸠断言的深意。对此，法国政治哲学家阿尔杜塞(Althusser)曾经有过论述，并明确指出，孟德斯鸠是在论及东方专制主义的背景下来下此断言的，之所以说东方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精神，根本是由于这是一个“无结构”的社会，其展现出来的也是一个“无结构”的政治。[10]

如何理解这种“无结构”的政治，或许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至少是明确的，法律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得到划分，尽管今天形式上有了这种划分。既然如此，非要强调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出这个社会中的法律，岂不是缘木求鱼，不得要领?也许这个文明从根本上就是以另外一套历史逻辑在演化着文明的进程。西方社会最初的秩序不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后来法律起了作用，便通过写历史而忘记了过去，以为最初西方世界的发展是建立在法律之上，因法律而得到繁荣，这也许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神话建构的根本误区所在。无论如何，近代西方世界变成资本主义仅仅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因为其当时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而成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并进而转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准则，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轨迹转变成为一种看似真实的神话建构。

二、百年和平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一书的开篇就说“十九世纪的文明已经崩溃了”，而他所要探究的就是这一事件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及由这一崩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大转型”。[11]

那么什么是十九世纪的文明呢?这里的文明应该是指起源于欧洲的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波兰尼看来，十九世纪开始的这一文明，其建立在四种制度之上：其一是体系之间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这种平衡避免了各大强力(the Great Powers)之间任何形式的持久而毁灭性战争的爆发;其二是国际性的金本位(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的建立，由此一种象征意义的、独一无二的世界经济组织得以建立;其三便是自我调控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的出现，这种市场造就了前所未闻的物质财富的流动和增长;最后便是自由国家的诞生。[12]

在这四种制度中，两种是经济的，两种是政治的;也可以说，两种是国家层次的，两种是国际层次的。其中又以国际性的金本位为其根本，其下跌自然直接会导致经济的大萧条。但金本位并不是最根本的，只有自我调控市场的出现才是最为根本的，这种自我调控市场的发明，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金本位仅仅怀有一种企图心，要把家庭市场体系扩展到国际的领域中去，而权力的平衡体系则是通过金本位来运作的一种上层结构，同时自由国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自我调控市场的创造，而十九世纪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控制市场经济的法律的诞生。[13]有了这一套与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市场经济才能够有效地运作。以上都是一般人对于市场经济的朴素理解。

但是，波兰尼恰恰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看似合理的有着自我调控能力的市场，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这样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建立在摧毁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实质(the human and natural substance of society)为前提的，否则，这种制度是万万不会存活下来的。换言之，这种制度从身体上将人毁灭掉，并将人所生存的周遭环境转变成为一处荒原(wilderness)。基于这种毁灭社会存在的制度本质，社会本身会起而寻求自我保护，但是社会所能够寻求到的任何自我保护措施，最终又都会对自我调控的市场构成威胁，并使工业组织受到损害，从而又使社会处于另外一种危机之中，这便是波兰尼所看到的所谓市场体系的两难困境。[14]

波兰尼是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实实在在地是建立在一种对于和平的诉求之上，在那个时代，追求和平的趋势胜过引发战争的欲望!因而，在波兰尼的眼中，十九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时间跨度就是从1815到1914。但却不可否认，如果阅读历史学家的记述，这一百年间充斥着各类战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争夺殖民地问题上展开了大大小小的武力冲突，像俄国人在中亚、英国人在印度和非洲、法国人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马达加斯加以及印度支那等等;而在中国，紧锁的大门也是在这个时代被西方人的枪炮撞击开的。这些都是编年史的事实，似乎从这一角度来说，战争又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性格。但是，如果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或许就会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都不过是区域性的，并且通过相互之间的联合或者是借助强力国家的涉入而使战争很快平息下去。所有这些都表明，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和平有着一种强烈的追求，在他们内心之中一直有着和平的渴望。[15]

传统上被认为是处在国家制度之外的对和平的诉求，如宗教意义上的和平祈祷，到1815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国家制度的诉求，这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一种转变，那时，在和平的环境中从事商业活动，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普遍的诉求。这个时代的欧洲人所追求的不是自由与解放，而恰恰是和平。在普通人眼中，爱国不过是一种蒙昧主义，真正重要的是相互之间保持和平相处。这一社会旨趣的转变，也带动着欧洲宗教跨出地方性的国界而走向了世界。

在波兰尼看来，能够使欧洲人保持这一百年和平的根本并非是普法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欧洲和约》，而是一种名为“高等融资机构”(haute finance)的银行体系的建立。这种制度一出现便生机勃勃，很快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制度，其特别突出地活跃于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以及二十世纪最初三分之一这个时间段内，并成为这个时期世界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一个最主要的联系渠道。其为国际性的和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其虽为强力国家所协助，但是强力国家自身又无法单独地建立或者维持这一制度的存在。这种金融体系不依赖于单一一个政府，即使最强力的政府也是一样，它是与所有银行保持联系。它也不依赖于某一中心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