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以及两种资源、一个原理

“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谁都知道，五千年文明之中华，经历了百年曲折，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目前已经处于一个伟大的转折与重铸时期。作为业已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形态面向二十一世纪，这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与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为了有效地探讨古今中外社会政治历史的经验教训，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了一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高全喜教授主编的这套论丛，试图以新的中国问题的视角，集汉语学界的学术力量，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做一个审慎、中正的研究与梳理，以期望开辟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的两种资源，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与法律原理。在第一辑十五本著作面世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学术委员会邀请在京的政法学者和新闻媒体，于2004年12月29日在北京大学正大国际中心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中各位学者各抒己见，对于欧陆政治法、普通法宪政主义、儒家政治传统、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政治哲学与文化认同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它们对于《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不啻为起到了导读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具有洞察先机的裨益之功。为此，本刊选载了会议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首先我先谈一下为什么搞这套书，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我前年初步完成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的研究之后，便转向西方古典政治思想的研究，其间在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联系中，产生了编辑出版一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的想法，当时与李强、王焱、曹卫东等各位朋友，还有后来与季卫东、张千帆有多次沟通，大家对这套书形成了初步的共识，但并没有深入的讨论，我希望把自己的想法通过这次会议的机会提出来，大家批评。既然出版社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明确这套书的定位，巩固这套书的学术质量，增强它的影响，把这套书长远地做下去，并对中国现代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从我国学术出版界的现状来看。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界关于政治与法律思想方面的著作很多，但仔细看一下会发现，它们主要是翻译类的，各类译丛名目繁多，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社会多个领域，几乎每个出版社名下都有。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欢喜之余又有些许悲哀，国人自己的著作哪里去了？当然，就汉语学界特别是国内来说，也不时有有关政治与法律思想方面的著述出版，有些著作也很棒，但出版形式往往比较分散，或者单篇出版，或者附属在出版社出版的其他丛书之中，甚至有些是作为译丛的附产品，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界系统地以汉语学者的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创作作品为主体的论丛还没有。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现状。实际情况呢？目前汉语学界，特别是国内的政治法律思想研究，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理论学习和积累，特别是现实形势的迫切需要，我们有一些作者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和富有创见的思想研究成果。不是空中楼阁，我们有很多货，只是散在外边，目前集中搞一个以政治与法律相结合为主题的系列丛书，应该说有一定的稿源基础。恰好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样一个有名的出版社，他们出了一系列好书，也希望在这方面加强投入力度，锻造一个品牌，推出一个系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于是应运而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致有15本书出来了。在此我代表各位作者和学术委员，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出版社没有经济要求，我非常感动，这样我们今后选择作品的余地就会更加从容，就可以以纯学术的标准考虑取舍。

编辑李霞刚才也说了，《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今后每年继续推出8～10本，这样下去，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我们政治与法律思想方面的学术研究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积累。应该指出，西方创作的语境跟我们的语境不一样，下文走笔的语气、关怀点等都看出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翻译总归是翻译，代替不了我们自己的创作，论丛中的有关题目，在西方相类似的可能不少，翻译过来的作品也可能有，比如论述民主宪政的，谈美国宪法的，研究休谟哲学的，但它们毕竟跟中国人写的心态是不一样的，针对性是不同的。我想中国的问题单靠翻译引入的西方理论资源是不可能从根本性加以解决的，时代和现实需要理论家们的原创作品，这是论丛而不是译丛的一个着眼点所在。

第二、谈一下为什么叫做《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对此我们讨论过。我想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加上法律，涵盖的面更多一些，涉及的领域更广一些，政治与法律联合在一起，理路和维度拓展了，读者群以及将来的稿源会丰富一些，这是一个层次的考虑。但另一方面，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就谈到学理问题了，我认为这个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一般说来，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特别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倾向，是把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所以强调法律规则，强调立宪、法治的重要性。我在《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一书中重点谈的便是这个从政治向法律问题的转换问题，现代自由主义，哈耶克、布坎南、弗里德曼等人都强调把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加以解决，这是他们思想理论的一个要点，由此揭示了政治与法律关系的一个方面，当然十分重要。当今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我认为也应该继续吸收他们思想的合理内核，不能以政代法，通过行政或党政取代法律治理，对此，邓小平曾经有关明确的论述。但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把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或者说，对于社会的政治、法律与经济问题，有很多单纯靠法律规则与法律制度是无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的，应该开辟出另外一个理论路径，其实宪法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此外有关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诸多问题，也都存在着一个把法律转换为政治的问题。最近我研究古典西方政治思想，甚至研究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德国这一脉，就发现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把法律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的维度。古希腊不用说了，完全是把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或者说法律问题包括在政治问题的范围之内。现代国家兴起之后，很多法律问题也转型为政治问题。例如，历史上美国的多次宪法危机问题，甚至当前乌克兰的政治危机问题，也都存在着把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的关系。

因此这套丛书冠之为《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就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表面文章，它有学理的考虑，这套丛书希望在学理上有所打通，实现法律与政治的二元互动关系。当然，如何把社会政治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如何把法律问题转换为社会政治问题，涉及的面很广，问题很复杂，各位作者的观点和主张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相互对立，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相反，不同理论之间的张力恰恰是这套论丛的期望所在，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使政治与法律研究方面的不同思想在此有一个充分表达、沟通和论争的空间。

第三、我想谈一下中国现时代的独特性或者中国问题。我感觉这套书之所以推出，或者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还是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有它的独特性。这套论丛从目前第一辑的内容来看就有所体现，我想在未来积累起来的诸多书里面会更加明显，就是中国问题的背景。我国的社会政治与法律制度的建设迫切需要理论家们的问题意识，需要我们自己的政治和法律理论研究、理论方案或者理论创建。这里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制度建设，它面临着政治民主、混合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两个层面问题要解决，但它们之间又不是同步的，一方面中国现时代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或者混合的立宪政体，但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完成从王朝政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两个政治与法律上的伟大任务在二十世纪都还没有完成，它们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其次，在上述两大任务之下，还凸显出另外两个主题，即个人自由权利、经济权利等与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条线，一个是诉诸于正义的法律保障的个人主义维权的路线，一个是寻求国家利益、民族共同体在世界体系中何以立足与发展以及合法性的路线。与此相关的，就可能出现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两难悖论。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近期又出现了新民本主义以及国家主义，还出现了保守主义。关于政治认同问题，我主张政治保守主义，我们以前谈文化认同、文化保守主义，但政治认同，或者说中国的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才是近百年中国问题的核心问题。内政外交涉及到自由的个体以及共同体的国家利益，它们都是政治与法律相关联的问题，显然也都是这套书里面隐含的问题。我们国家这么大，而且有这么多年的政治传统，又是在二十世纪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育之中，这都涉及到中国目前政治、法律的关键问题，所谓中国问题，我认为类似德国问题，普通法是好的，普通法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资源，我们十分需要，但我们没有英美国家那样的幸运。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论宪法政治》的文章中有专门的论述。

基于上述的种种考量，我们试图通过《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来展示两种资源和一个原理，具体说来，就是在经年的努力中使论丛在思想研究的路径上基本包含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方古典和现代政治与法律思想的研究，二是中国古典和现代政治与法律思想的研究，它们是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三是一般政治学和法律学的原理研究或创新，通过东西方现代和古典思想资源的讨论研究，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与法律原理，为中国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我想这是每一个学者的内在愿望。具体说来，论丛不拘形式，有个案研究、人物专论、学派探索，我们不主张这套书就形成一个原理，每个作者都有每个作者的原理，论丛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大家都想追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原理，这个原理到底在哪里？需要各自结合中国的现实去寻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主张社会缓慢的进步，缓慢的进步也是自生秩序，现实如此，理论也是如此。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三五年下来，我们就有四五十本书，那时再开会议，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学者，不是鼓动家，学者拿出的东西就是文章、专著，它是我们的志业，比说其他的废话，干无用的事情更实在，更符合我们本性。

季卫东（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

刚才李霞和高全喜把丛书的起因、设想以及今后的构思做了介绍。这套书的全貌我今天才看到。对于《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短时间内做出这样的成就，而且做得很好，我确实感到高兴。关于丛书的整体架构，高全喜讲的非常好，我都同意。在此我只谈谈自己的一点感想。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世界共性也有民族个性，无论如何，我们要从中国社会演变的角度来看待，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过程中，发展速度极快，现实往往走在思想理论的前面。但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决断很危险，没有理论创新的制度改革必然产生缺陷。恰好这套丛书填补了这个薄弱的环节，视角十分恰当。

我们知道，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有一个政治与法治的前提，理性的民族主义和价值的多元主义会成为民主主义的支撑。显然，这套丛书与现代化的政治和法律逻辑是相吻合的。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的状况跟二十世纪初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全球化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ＷＴＯ体制遭到挫折，两国关系和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但从交通、电讯等技术层面、从经济本身的市场运作过程来看，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人、财、物的跨境流动必然会给中国未来的政治运作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当然不光是对中国，对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样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所以各国的历史经验需要借鉴，需要探求思想和学术的新范式。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新的风险，这就对未完成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谈政治与法律思想，要从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肯定是和亚洲整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整合过程当中，经济协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已经是不可逆转了。但与经济整合相配合的政治整合，包括亚洲新秩序的基本架构以及各种制度条件却还远远没有建立和健全。从经济上看，中国目前似乎还处于具有比较优越性的位置，并逐步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引擎。但从制度建构和思想建构来看，却并不一定适应历史进程的需要。在这个层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