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锋：民主是理想的抑或是现实的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陷入“认识”民主的历史性困局之中。达尔之前,人们要么用民主的理想来衡量民主的现实,要么用现实的民主观照民主的理想,造成民主的理论与现实的困惑。达尔颠覆了传统的民主的认识方法论,将民主区分为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并提出了各自判断的标准。对民主的这一类型学的区分,是达尔现实主义的民主情怀的直接成果,是达尔对民主认识方法论供给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罗伯特・达尔民主认识方法论

自从民主在古希腊生根发芽以来,在“什么是民主”的问题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民主理论家科恩也认为,“由于滥用辞藻,认识混乱,以及某些甚至是故意欺骗,民主一词已大大失去它原有的涵义。在政治领域中,民主几乎可用于任何范畴,因而,它也几乎失去了任何意义。”①民主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概念,人们对此观点迥异,其中有很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缘由。造成人们民主观念混乱的诸多缘由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找到一种极具解释力的方法论基础―――民主认识方法论,即人们无法正确区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常常将二者混淆。只是到了达尔这里,才真正实现了这种民主认识方法论的转变,即成功区分了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的界限,并以此作为讨论民主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认识”民主的历史性困局

民主是什么?这是人们面对民主或曰追求民主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认识”民主即认识民主的方法论问题。不同的人对民主的不同评判和研究,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视角认识民主的过程。在近代以前,由于民主只是零星地存在于小规模的相对民主化的城邦国家中,人们对民主的认识比较单一,也比较肤浅。19世纪之后,随着相对民主化的民族国家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认识、研究民主。20世纪之后,研究民主、评判民主、对民主的形态进行分类等逐渐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显学。由此,也产生了一批以民主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学者,如熊彼特、乔・萨托利、亨廷顿、戴维・赫尔德、库恩、罗伯特・达尔等。对于民主的分类,旨趣相异的学者设定了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视角对民主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在学者中最为流行的做法,就是从时间上将民主区分为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或者称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将民主划分为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若是以阶级属性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又可以将民主区分为奴隶主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及无产阶级民主。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将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划分为法国式的理性主义民主和英美式的经验主义民主。②英国政治学者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将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民主范式概括为八种,即雅典民主制、保护型民主制、发展型民主制、直接民主制、竞争性精英民主制、多元民主制、合法民主制和参与民主制。这八种民主范式大体可以被归纳为两大类型,即直接的或参与的民主和自由的或代议的民主。学者们对民主的这些分类,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民主的认识。但是,这却无助于缓解人类遭遇的多重历史性困局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民主的价值与事实的紧张和背离。

长期以来,人们追求民主,以民主为理想,但是现实中的民主似乎总是不能满足人们的民主理想。更有甚者,按照民主的理想设计的具体的民主制度,产生的结果却是不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这样,就产生了民主的理想与民主的现实的背离。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人们在诸多领域常常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而困惑,这不足为奇。问题是,人们长时期混淆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样,就“在现代社会中较为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人们享受着已取得的民主成果,并高唱民主颂歌;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自身所处的民主现实,抱怨自己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实现,对现实中的民主产生种种不满情绪”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们无法分清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无法正确把握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的静态差异与动态统一。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代议制在政治生活中被广泛采用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被密尔称为“现代的伟大发现”的代议制的施行,使现代民主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和基础,但是,这种范围和基础的扩大以民众丧失直接参与的实质性内容为代价,“较多的民主意味着更少的实质”④,并导致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产生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也正是达尔的困惑,“我们所称的‘民主’,范围固然更广了,但深度却不如以前―――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但民主的质量却变得越发得虚弱?”⑤萨托利因此说,今天我们突出地面对着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古典民主论不曾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理想制度与现实加以区分。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不存在规范的民主论同经验的民主论的划分,而今天我们都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十分敏感。⑥20世纪40年代之前,在民主的问题上,人们要么用民主的理想衡量民主的现实,要么用现实的民主衡量民主的理想。

人们在此问题上的混乱之深,令达尔十分不解。他在《论民主》一书中指出,讨论民主的时候,最让我们迷惑的,或许莫过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民主”既是指一种理想,又是指一种现实。我们常常划不清两者的界限。如果不把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的含义弄清楚,人们就会各执一词,不能沟通。并且,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遗憾的是,这甚至在那些对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如数家珍的学者当中,也时有发生。⑦人们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而困惑,一个客观缘由就是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弥的鸿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说任何一种民主形式可以声称,自己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运行着最为完善的民主形式。现实的状况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在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之间,鸿沟都实实在在地存在”⑧。

毋庸置疑,理想的民主意味着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社会自治、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平等实现。而现实中的民主的实际情况与理想的民主相距甚远,它以政府的存在为前提,只能是少数统治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现实中的民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人人直接参与的民主。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现代民主的“民主”性质。民主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一步到位,它的实现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且,现实民主的新实践反过来又促进了民主的理想、民主本身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老的观念来衡量新的形式。

二、理想与现实:达尔“认识”民主的新视角

缓解、逐步消除民主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历史性难题最终是由达尔破解的。达尔在认识论上将民主区分为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两种类型。当然,与达尔同时代的约翰・邓恩和萨托利也主张将民主区分为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但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1979年,在《面对未来的西方政治理论》中,约翰・邓恩就宣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发展完备但却截然不同的民主理论―――一种是意识形态化的,调子低沉;另一种则分明是乌托邦式的。”那调子低沉的意识形态化的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弊端最少的体制。相比之下,那公开宣扬乌托邦观念的民主则预见到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社会制度都代表着所有人的利益。前者是出于现实上的考虑,但很不鼓舞人心。后者可能比较鼓舞人心,但却不太现实。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种民主,民主既是崇高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也是一种现实的安排。⑨1987年,萨托利也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指出,“界定民主的问题包含着双重内容,它本身要求一个描述性定义和一个规定性定义。没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所谓民主的描述性定义,萨托利指的就是现实的民主;所谓民主的规定性定义,萨托利指的就是理想的民主。不可否认,他们关注到民主的这种二重性质的时间比达尔要早,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进一步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罗伯特・达尔没有在约翰・邓恩和萨托利止步的地方停下,他不仅区分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二重性质,而且从理想与现实双重维度重构了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体系。早在1963年,达尔就在《现代政治分析》中指出,“因为‘民主’这一词也用来标明一个尚未达到,或许是无法达到的理想,所以把这一词用于现存的体系总会引起混乱和争论”,所以他决定用“大众政府”和“多头政体”来指称现实存在的民主国家。⑩1982年,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民主多元主义和多元主义民主的表述中,术语民主可以指一种理想,也可以指现实政府形式的具体类型。”[11]也就是说,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把民主设想为一种理想的或理论上的制度,它也许处于人类可能性的极限,甚或超过这一极限”[12]。这就是人们对民主的传统理解。达尔认为,这种对民主的理解不适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状况。另一种理解则是一种“现实的”、“相对民主化”的理解,即作为现实政府形式的民主。达尔在这本著作中强调,必须区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民主制与从19世纪开始经过20世纪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具体的民主制度。1989年,他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又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分,认为民主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他说,“刚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事实,在日常用语和哲学用语中,民主既可以合适地用于指涉一种理想,也可以合适地用于指涉完全缺乏理想的现实政体。”[13]

1999年,达尔出版了普及民主理论的小册子―――《论民主》。在此书中,他把民主这个复杂的问题转化成了简洁、明了、大众喜闻乐见的话题。该书仅有四章,其中第二、三章以“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为标题,对民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通俗而透彻的解析。如果说,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中只是初步关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二重性质的话,那么,《论民主》则是达尔对这一问题的总结性思考与集中阐释。《论民主》在“理想的民主”部分重点谈论了“民主是什么”即民主的涵义、标准问题和“为什么实行民主”即民主能促进哪些价值的问题。在“现实的民主”部分,达尔主要探讨了实际的民主制度实行民主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哪些条件有利于民主的问题。在达尔看来,将民主区分为理想与现实是一个“常识”问题,他写作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在于使任何地方的任何对民主感兴趣的人通过阅读本书而更多地了解民主的常识。

对民主作理想与现实的二重区分,能给我们带来何种功效和便利呢?正如达尔所言,“对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加以区分,对我们很有益处”[14]。民主的理想不能界定民主的现实,反过来说,现实中的民主不是,也不能同理想的民主一样。[15]如果用理想中的民主衡量现实中的民主或用现实中的民主衡量理想中的民主,其结果只能是对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失望。所以,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世界,政治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古代雅典民主、卢梭的共和国以及卢梭或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民主理想。如果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世界无疑是“不完美的”,人们不能用这些标准衡量现实世界。相反,人们应该运用“描述性的方法”来分析这个世界。[16]

民主可以区分为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那么,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达尔认为,理想的民主与现实的民主是民主的两种状态,理想的民主是民主的应然状态,现实的民主是民主的实然状态。理想的民主属于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的范畴,是对目标、结果、价值等等之类东西的判断,而现实的民主则是对现实、实际一类东西的判断,是经验判断。理想的民主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但它为现实的民主供给了一种完善的实践标准和令人向往的目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尺度,使我们可以对现实中各种自称为民主的社团的表现作出衡量;它们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帮助我们对各种具体安排、宪法、惯例和政治机构加以构造或是重新构造”[17]。现实的民主则是理想的民主在现实世界的部分实现和逼近。

三、达尔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区分是民主认识方法论的重大创新

人类民主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如何认识民主的历史。而如何面对由来已久的民主事实与价值的断裂,一直是人类认识民主历程中的疑难问题。人们要么用民主的理想来衡量民主的现实,要么用现实的民主观照民主的理想,造成民主的理论与现实的困惑。达尔区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并构建现实的民主体系,是对困扰了人类2500多年的这一难题的成功破解,是对传统的民主认识方法论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