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恒胜：“县政”视角的引入：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摘要：县政改革逐步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是国家与学术在地方政治生态中互动的结果。政治学研究重心下沉到非国家政治领域的农村社会，继而又在研究中提升其视角，从村庄到乡镇，进而到关注县政，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渐次扩大的学术理路。本文在对该段学术史的宏观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国家与学术的互动为切入点，探讨学术在国家话语影响下的运作形态，以及县政改革被学者忽视，而后又逐渐引起重视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县政 学术史 国家 学术

学术并不是将其视野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内，而是随着时空的延展而拓宽它的作为空间。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恢复以来，就立足于高层政治，在国家话语的影响下进行“宏大叙事”，因而体现为一种泛政治化的经院研究。但自1980年代末以来，政治学开始了自觉不自觉的学术整体转移，将研究视野转入了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从而开辟了农村政治学研究。这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整个学科兴起的同时，其自身也遭遇到极大的困境，促使研究者逐渐从村庄走出，回归国家，关注县政，成为学术转型的一个潜在基础。另外，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县政改革也将逐步推开，在国家对现代化进程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的状况下，学术本身也必然反映国家的意志和偏好。由此，“县政”也将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因而，无论是县政研究无意中被学界忽视，还是渐次纳入研究视野，在相当程度上显现的不是学术或国家单方面的运作逻辑，而是体现了在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政策对学术话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学术对国家所体现出来的反射力。正是这两种力量的融通和互动，才塑造出学术本身所呈现出的发展轨迹。

一、进入“村庄”，远离“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村政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村庄为个案的。学者利用人类学的“深描”手法和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并融入到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分析框架中，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探讨村庄的转型和历史变迁。在《岳村政治》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这两部“20世纪末研究村庄政治的双子星座”[i]中，也是以单个村庄为叙述对象的。尽管随着研究的需要，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可能会有所变化，如在《岳村政治》一书中，就采取了县―乡―村层层递进的路径。即使是涉及到县这一层级的叙述，也是为了方便“村庄”叙事，而未涉及到县在深层次上的结构和运作形态。这可能反映出政治学研究从高层政治殿堂猛然跌落到农村社会时的某种意识自觉。

在这一学术转型中，县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未受到足够的关注。那么，在政治学研究重心下沉的过程中，为何一直下沉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村庄(至少形式上如此)，而没有采取层层下沉的路径?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学者所要寻求的是非国家政治的领域，因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国家，远离高层政治，最好是寻找一种类似于独立于国家政治之外的领域。正如一些学者后来反思的，“能否找到非国家领域的政治，也就是说，政治学研究能不能不首先关注国家政治?这种对国家政治的回避在当时可能是为乡村政治研究建立研究合法性的一个基础。”[ii]此时，乡镇、县等作为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执行着国家职能，体现着国家意志，因而与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政治”性比较明显。而自传统社会以来，农村作为一种长期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独立实体，以与农民的生活理性相一致的方式而缓慢地、平稳地运作，这种“无政治”的村庄必然成为重心下沉中的政治学者首先关注的对象。

而且，集体化时期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渗透和整合极大地缩小了社会自身的存在和运作空间，使国家社会一体化，这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政治上层，从而导致“上重下轻” 的危险态势：一旦国家上层权力发生变化，基层社会内部没有相应的力量来应对和承接由此而出现的“治理真空”，极易导致农村陷于极度分散和无序的状态。因而，集体化解体后农村出现的混乱事实也使得学者进入村庄，探讨农村新的治理模式，并冷静思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在农村产生的自发的民主需求和国家高层话语对民主的价值诉求也在相当程度上促使更多研究者进入农村，探求村民自治的现实路径，并争论民主制度在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资源的问题。学术对民主话语的诉求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政治学的发展路径时，也限制了学者对更为宏观的县域政治的研究和探讨。

于是，政治学研究出于远离高层政治话语从而进行非意识形态化描述的需要，不得不对国家政治表现为一种偏离。这种偏离最初不是寻求与国家政治相对的“地方政治”(包括县域政治)的表述，而是走向另一种极端，即寻求“无政治”的村庄。“无政治”只是相对而言，它可以为处于困境的政治学提供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壤。对“无政治”村庄的过分追求使学者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联结国家与社会纽带的县的作用。从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来讲，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iii]的片断式研究，带有对整体性经验材料进行机械性切割的嫌疑，也造成了研究的学理性不高，并陷入低水平重复的陷阱。况且，由于村庄的相对“无政治”性，造成了它与政治学学科内在秉性的根本悖论。在这种状况下，研究者所述的“村庄政治”就脱离了村庄的本来面目，而经过学者的有意识的塑造，而呈现为一种“建构”的历史或村庄政治。这样，在这种理论困境中，农村研究就不断展现出其向上提升的愿望并从现实的公共逻辑中获得相应能量，从而使其非常自然地走出一条“村庄―乡镇―县域”的研究进路。

二、走出“村庄”，回归“县政”

村庄视野的限度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如个案研究的普适性、材料获取的真实性、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之间的张力，等等。于是，众多学者在不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中，其立足于底层社会的视角也逐渐提升，如徐勇教授主张“回归国家”[iv]，于建嵘教授也提出，县政改革是中国改革新的突破口。[v]由此相应地，县政改革也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这一转型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形态关系的变化。在传统社会，农村与国家存在某种天然区隔，这种区隔使偏离统治中心的农村成为一块外在于国家的“自在之地”。农村自古以来就是远离“政治”(高层政治)的，这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格局长期存在“天高皇帝远”、“王权不下县”的现象。然而，随着国家政权的下沉，尤其是国家对乡村的运动式治理和革命话语的侵染，传统的“乡土社会”正在日益改变着其原来的面貌，并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家强势话语的烙印。农村社会越来越无法保持其原来的自治或半自治的地位，而是逐渐与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缠结在一起。农民也在逐渐改变着其传统小农的定位，而成为一种“社会化小农”。[vi]这样，不仅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成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且乡镇政府、县级政府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意志，履行着国家职能，它们在农民眼中也成为“国家”(“国家”缩小了的存在)。因而，“回归国家”不仅意味着研究视角的变化，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也要求研究对象和主题的扩展和上移。这样，在对村庄政治和乡镇改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学术本身自动抬升的逻辑也必然会将县域及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先后纳入到学者的视野中。这样，在视角逐渐提升的主流学术取向中，学者们对以往作品展开了不同方式的解读。如在《岳村政治》一书中，村庄研究的限度也使得作者不得不把视野多次从对“岳村”的表述中抽离出来，采取在区级和县级空间展开论述的方法。作者“以县级政治空间展开论述的方法选择，实际上已经使得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乡村政治的理念发生了偏移，正在‘回归国家’，将国家和政治从被以前回避的地方拉出来”。[vii]

吴毅教授在其两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将其表述对象从“平静”的双村转向了“喧嚣”的小镇，并对“乡域政治”的运作逻辑进行了演绎和阐释，也反映了这种视角提升的愿望。目前，虽然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对“县域政治”的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对象尚不明确。探讨县域政治的发展和运作逻辑，难免不对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进行细致剖析。这样，又往往会流于静态化的描述，从而陷入结构主义的陷阱中。而且，在对县的表述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去透视底层农村社会的运作形态，或者去仰望国家对乡土的形塑和整合，以及乡村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的反渗力。这样，县政就成了介于国家与农村之间的“空悬”的研究对象。我们如何去俯视乡村，又如何去仰望“国家”?或者如何以县为中介，将国家与乡村联结起来?因而，在对县政的关注中，我们首先就需要架构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否则，这种“空悬”的困境将使我们难以深入透彻地去探讨县域政治深层次的运作逻辑。一些学者曾试图以“地方国家”的概念在政治学研究中建构一个中观的分析框架。[viii]这一概念虽既带有国家性，又带有鲜明的地方性，但由于其难以获得深厚的学理支撑，相关学者亦未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从而难以作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框架纳入到政治学研究中。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县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也多有对县这一层级的论述，甚至提倡建立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的研究视野。徐勇教授认为，“为什么要从县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城市是统治堡垒，乡村是经济社会基础。县作为乡村的头，城市的尾，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中居于特殊地位。”[ix]而马克・布莱切等人则认为，从历史上看，县在中国一直是最稳定、变动最小的次省级行政单位。进一步说，它是没有被改变过的最低层次的国家组织，是中国政府的基础。[x]因此，县是“基层最完备的国家体现物”，“是整个制度稳定存在的基础构件”。[xi]自近代以来，随着地方自治概念和制度的引入，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并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础。从农村政治学的研究需要看，县与微观社区组织的联系紧密，从某种程度上讲，县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承启的角色，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透过它也可以看到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的过程”。[xii]深入透彻地探讨县的运作形态，将有利于认识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农村变迁。这样，由于县在中国行政层级中的特殊地位，它作为联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它将引起国家决策者和学者的更多关注。

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县政”层次的展开

当前，县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未受到足够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推进到县这一层级，或者推进得不够，国家的政策尚不明确，因而学者也难以捉摸透国家的意志偏好所在。这种状况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学术上的投射。目前，学术尚未获得应有的(而非完全的)自主性和独立地位，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或迎合于国家的诉求。国家话语中的政治(实践性的，实然意义上的)与学术话语中的政治学(规范性的，应然意义上的)存在极大差异。因而，农村研究极易偏离基于农村社会自身逻辑而产生的学术话题，而滑入国家话语中的政治研究。一旦如此，他们便在该领域丧失了相当多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因为，如果实践领域的政治是一列列车，那么，学者充其量只是车上的乘客，而国家高层决策者则是该列车的操纵者，列车如何运行由国家实际操控。在不同的站点停靠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乘客上来或下去，从而在学术领域表现为不同的学者进入或退出。这样，学术的发展轨迹就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形塑，而非遵循自身的理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强势话语不断渗透、嵌入到学术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学术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从而影响着学术研究的主题和方向。在同一领域的话语权争夺中，国家以其强大的整合和形塑作用使学术不得不对它表现出一种谦恭的服从态度，并在实际研究中体现出对国家的接近与依赖。因而，研究重心下沉之初，学术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的疏离可能只是形式上和暂时的。政治学为了寻求学科发展的安身立命之地，不得不导向于对非国家政治领域的村庄的关注，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和融通中，以多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解读着底层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但为了寻求学科自身的秉性，学者又不得不逐步进行视角的提升，从村庄到乡镇再到县域，从而在基层社会的演绎和运作中日益鲜明地体现出“国家”的影子，进而避免在“无政治”的村庄“建构”起村庄政治。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也在不断寻求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有效衔接和统一。长期以来，县一直是国家权力所触及的末端。因而在国家对农村的改造和形塑中，国家关注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管理职能延伸到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