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联合：施特劳斯主义与美国新保守派

【内容提要】施特劳斯主义大体上指称以美国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它以解读西方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文本为理论活动核心,否定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反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坚持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古典“自然正当”观念。施特劳斯主义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新保守主义从思想源头到人际关系都与施特劳斯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保守派不仅借用“自然正当”观念,而且将其“发扬光大”,直接与当前美国政治挂钩,从而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施特劳斯主义;自然正当;新保守派

在世纪之初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以“先发制人”(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ｏｎ)、“政权变革”(ｒｅｇ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ｅ)及坚持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为核心要素的美国外交教条――布什主义――的出台和运用了。布什主义的令人侧目之处,不仅在于它打破了联合国和国际法的限制和束缚,而且还在于它和美国的传统外交思想相抵触,因为传统上美国政府通常要等到外部威胁促使国内共识形成以后,才进行国内政治动员,采取“后发制人”的行动。布什外交是被美国保守势力“挟持”的结果。“布什政府是当代美国史上最保守的一届政府”,内部充斥各种牌号的保守派,其中,从自由派或政治左派起家的新保守派或新保守主义势力堪称对布什外交影响最大的一派。因此,若要研究时下美国外交理念和政策走向,就必须了解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而要洞悉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就必须追溯到施特劳斯主义。

新保守主义(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起因于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反动。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它糅合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各种观念,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逻辑体系。在哲学基础上,新保守主义深深扎根于列奥・施特劳斯(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的“自然正当”学说。

施特劳斯1899年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正统犹太教家庭,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将历史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全面否定自17、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成果,对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思想进行重新诠释,使之恢复生机并适用于时代的新情况。施特劳斯一生著述甚丰,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自然权利和历史》(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53)被认为是其“最为融贯而又完整地陈述自己观点”的著作。要了解施特劳斯的思想特质,该书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入口”。

施特劳斯对西方古典思想的解读是以对西方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的批判审视为起点的。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进展给人类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即所谓的“历史观念”,人类自此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分野代替了“好与坏”的区别。在历史观念的推动下,现代人在价值判断上已经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是反过来用“新”本身来评估一切是否好。由于现代性、特别是卢梭所阐发的现代性表明,人之为人的特质并非自然的赐予,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因此就相信人们能够在历史过程中找到行动的准绳。近代历史观念的潘多拉魔盒就此被打开了。既然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过程千差万别、纷繁复杂,那么善恶对错、是非好坏的标准也就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正义的准则从而就是历史性的,也是反复无常的。既然历史观念认为“所有人类的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因而对于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来说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它就不能、也不愿提供超越时空的客观永恒的准则。于是,“永恒”随历史的演进而被弃置身后。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是否还存在不依时间、空间、人事为转移的善恶好坏、正义与否的标准,或者是否还存在值得世人渴慕景仰、孜孜以求的永恒之事物呢?这正是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并试图解答的中心问题。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ｒｉｇｈｔ一词兼有“权利”与“正当、正确、正义”之意,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则指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即一个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古典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学说,另一个是现代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学说。在论及前者时,施特劳斯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用法意味着自苏格拉底以降,古典哲学家对“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的思索和追寻。这里的“自然正当”/“自然正义”大体上相当于他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Ｈｏｂｂｅｓ:Ｉｔｓ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963.)一书中所说“自然法”,即独立于人类意志的而又对人有约束力的客观法则、尺度和秩序;在谈到后者时,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指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近代“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说。施特劳斯就是巧妙地利用ｒｉｇｈｔ一词的双关语义来展开全书的论证框架的。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兴起和发展,孕育了历史主义和标榜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颠覆、消解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当”或“自然正义”观念,最终导致了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亦即根本否认世界上存在任何善恶、好坏、对错、是非标准,一切皆转瞬即逝,人间再无任何永恒的东西,惟一能够继续存在的乃是纯属主观性的、个人自由选择的标准。这种历史观念因之无情地冲刷着灵魂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使得人们完完全全地无家可归了”。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危机”或“现代性的危机”。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是相信存在美好生活,并要求人们必须寻求美好生活。但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彼此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对此,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做出的最大理论尝试之一,就在于提出价值多元主义或价值相对主义,致力于颠覆古典政治哲学。它将解决美好生活的问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限定政治的任务只是提供秩序。它抽取了价值判断上的永恒、绝对和惟一,把美好生活的问题转变成个人信仰和个人选择的问题,借此将美好生活降低为和平的同时也是平庸的生活。为了彻底批判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避免现代性的缺陷和进步的幻想,施特劳斯选取了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视野,即西方古典思想。他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申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只有一种,并不是因人而异,那就是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而自然正当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客观永恒的是非善恶标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对自然正当的追求是西方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抛弃了,罪魁祸首就是自由主义。由于对自然正当的思考从来就是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所以现代性的危机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鉴于此,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提出的纲领是:回到古希腊,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追求自然正当的美好生活,寻求合乎自然的最佳政制。

有感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给政治价值判断造成的困惑和混乱,施特劳斯特别强调“政治态度”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政治态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态度,是对置身其中且自身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文化及其外在表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和恒久性的评价。“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乃是制度。”在这个主题面前,任何社会科学家都不应该回避做出道德判断和规范评价的历史责任,而应该清楚地了解政体之间的差别以及每一种政体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的灵魂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如果对政治现象不加以评价―――例如它们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残忍的或仁慈的、破坏性的或建设性的,就不可能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来真正认识、把握和理解它们。所以,政治制度的区分在实践上不仅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施特劳斯看来,纯粹的最佳制度―――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固然很难达到,但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统治却是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后者是高尚的、正当的、合法的,它超越政治反思对价值判断的束缚和限制。当然,制度有好就有坏,制度规范下的政权同样如此。政权有好也有坏,好坏之分同时也意味着敌我之别,这是古代哲人关于人类自然品性的政治教诲。好的政权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或换言之,公民社会的道德要求公正的人热爱和保护他的朋友,伤害并仇恨他的敌人。至此,施特劳斯完成了时空的巨大跳跃,穿过了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跨越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直接回到古希腊,把自然正当和以牙还牙作为至高的标准,将政治再度还原到敌我身份区分上来。

施特劳斯本人仰慕大英帝国,敬佩二战英雄丘吉尔。但大英帝国已成过眼烟云。关于现实政制,他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比之更好的替代方案,以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考虑到不同国家/政体之间竞争的必然性,施特劳斯强调“强者取胜的自然法则”。他宣称,“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优越,因此,按照自然权利,他乃是统治别人的人。”施特劳斯特殊的自身经历―――从纳粹德国死里逃生,后辗转到达美国,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造就了他关于国际问题的极端现实的思想。他认为,“公共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他对任何潜在的威胁都抱着异常警惕的态度,相信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使敌对势力产生敬畏、进而是保持西方世界安全和信心的惟一途径。由于美国/西方民主是好的、符合自然正当的,其他政制是不正当的,所以,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保卫美国民主,对抗野蛮敌人也是符合自然正当的。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权利,而且是一项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视界下,代表自然正当的美国文明与其他文明之争,就不再是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之间的斗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较量。

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新异之作,很少直接关涉美国现实政治。施特劳斯生前从不参与美国当代的任何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不仅如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和学说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新异之作,很少直接关涉美国现实政治。施特劳斯生前从不参与美国当代的任何政治辩论或政治活动,他似乎完全沉浸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

从意识形态上说,新保守派最初属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甚至托派。因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后于20世纪60、70年代纷纷趋向保守,转投共和党阵营,遂被贴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标签。若以粗线条来描画,不难发现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展演变的轨迹。新保守派的教条―――新保守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创始人主要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诺曼・波多雷兹(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为施特劳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尔等人自里根时代起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宾,或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或直接参与政策实践,为里根外交冲锋陷阵。新保守派元老淡出政坛后,其新生代逐渐填补了前辈腾出的政治空间。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前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Ｄｅｆｅ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ｏａｒｄ)主席理查德・珀尔(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ｅｒｌｅ)、美国新世纪计划(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从意识形态上说,新保守派最初属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甚至托派。因对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感到“幻灭”,后于20世纪60、70年代纷纷趋向保守,转投共和党阵营,遂被贴上“新保守派”(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的标签。若以粗线条来描画,不难发现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展演变的轨迹。新保守派的教条―――新保守主义兴起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创始人主要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ＩｒｖｉｎｇＫｒｉｓｔｏｌ,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诺曼・波多雷兹(Ｎｏｒｍａｎ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等。作为施特劳斯的崇拜者,克里斯托尔等人自里根时代起开始成为政策制定人的座上宾,或忙于为已经决定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