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山：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在思想资源和学科建设上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并共享着许多重要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它们之间在基本前提、中心命题、核心概念和方法论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当前两个学科都面临着传统概念和方法老化、先进学科的侵入、学科科学化等现实压力，要加速两个学科的发展，就必须在学科内部实现规范性与科学性的真正分野，致力于构建学科一般理论，加强学科基本问题和元假设、元认知的研究，并促使两个学科实现学术交融。

[关键词] 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比较研究

一、历史与学科的渊源

国际政治学与(国内) 政治学①曾经拥有共同的学术脐带，汲取着相同的思想营养。政治学可以将自己溯源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国际政治学虽奉修昔底德为始祖，却同样重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在古典的哲学思想家那里，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基本原理上是同一的，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权力”、“自然状态”、“主权”等，是由两个学科共享的。国际政治学的许多理论大师也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反过来，近代那些政治学学者也有着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他们的一些观点直接成为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渊源。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既对国内政治的战争状态、权力斗争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从而总结出各自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又对国际社会的权力斗争状态进行了研究。对布丹、格劳秀斯来说，主权具有对内对外两个向度。此外，像洛克、卢梭、康德、休谟、黑格尔、马克思等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国际政治思想。或者说，在近代先哲那里，根本没有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界限。在20 世纪独立之前，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是同一的，都包裹在政治哲学这个大的胚胎中。在古典思想家那里， (国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就学术共同体而言，国际政治学科大多设置在政治学院或政府管理学院等以大政治学科设置的学术机构中。美国的政治学会容纳的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政治学会和国际政治学会常常是重合的，甚至主席也由同一人担当，卡普兰、华尔兹、基欧汉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都曾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也更为密切，很多学者同时兼跨(国内) 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两个领域，如摩根索、卡普兰、多伊奇。因此，无论是在历史渊源、学术传承、学科演进、学术共同体机构等方面，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都有着极深的联系。

二、基本前提、中心命题与核心概念

首先，就基本前提和核心命题而言，政治学研究的是价值的分配，研究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现象、政治活动和政治规律，它以全社会存在一个统一性的公共权威(或权力) 为其学科前提，这种公共权威可能是部落会议、城邦统领，更经常的则是国家及其合法代表政府。国家内部的各类政治行为体都必须遵从政治权威的指令行动、遵循法律条文的规定行事。就核心命题而言，政治学关注的是公共权力或权威等价值的分配，是公共之事、众人之事。正常状态下，它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由于国内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秩序性存在，并在现实的政治力量间形成了权力的平衡，从而就价值的生产、交换、分配和社会生活形成一套基本规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国家这个公共权力的象征进行管理。国内政治学，由于对于权力分配界定的不同，不同学派所认同的主题不一样，所赖以实现的手段也不一样。自由主义认为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个人的自由，公共权力或国家的存在不能以削弱、限制个人自由为前提，政府是守夜人；只要个人自由得以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和谐会自动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实现与和谐，权力的分配同样就会自动实现。保守主义强调的核心命题是维持既定的秩序，因为现存的宪政体制已经比较完善地规定了公共权力的分配，只有通过保持秩序的稳定，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激进主义则认为核心命题是革命，只能通过激进手段才能使权力的分配符合社会政治的现实，因为社会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现状在不断发生变化，不经过革命，权力就无法重新分配。

国际政治学则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为研究前提。国际社会中没有世界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或法律去强迫国家执行某种规则，国家之间相互独立，各自拥有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如果说国内政治是权威、管理和法律的领域，那么国际政治则是权力、斗争与和解的领域。在国际政治中，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规范性程度显然要明显弱于国内社会，权力尤其是硬权力，而非权威才是国际政治的通行证。②国际政治学也探讨国际公共权力分配问题，但这一分配是服务于国家间关系的，集中体现为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国内政治中的公共权力者向度正好相反，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就国内政治而言，公共权力已经存在，并成为行为体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而在国际政治中，公共权力则是在国际联盟、联合国等政治组织的建立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背景下才产生的概念。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国家间的权力争斗才是国际政治最频繁的话题。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不存在公共权力的问题，或者至少可以说，联合国等类公共权力的代表机构不过是国家间权力博弈的副产品；而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说，由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所界定的公共权力治理是通向国际和平的必由之路。

因此，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命题是如何约束战争，实现和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派别。现实主义寄希望于权力平衡；理想主义希望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通过国际联盟、联合国一类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维持全球权力管理；制度主义者把希望建立在国家缔结国际制度，推进国际合作上；而另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通过促进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国内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可以实现和平；建构主义则主张确立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由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过渡，最终确立起世界国家来实现永久和平。

国家、权力、权威等都是政治学科的核心概念，但两个学科中的国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研究的侧重点也有很大的差异。政治学中的国家是指来自于社会之中，又超出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威代表。在与政党、社团、公民等国家内部的政治个体相互作用时，它常常被看作是集合性的、整体性的概念。当其单独运用时，又往往被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如政府、议会和司法系统来分别研究，这时，它与其他的政治单位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政治学对国家的研究偏重于政治形态，主要研究国家的内部问题，包括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职能、国家的制度类型、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国家的结构、国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制度等。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国家起源和本质的不同解释，形成了西方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区别。

国际政治学要研究的，不是作为一般政治形态概念的国家，而是作为统一的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对外行为规律以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将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作为某种人类社会共同体同等看待，把国家看成是国际体系和一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概念。在国际舞台上，国家是作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国际政治学在涉及国家时，往往采取黑箱化的处理模式，把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决策者，不强调其内部的具体决策过程。

政治学与国际政治都研究权力，但政治学的权力主要是指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威性；国际政治学的权力虽然也包含影响力和控制力，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分解为具体的指标体系，以表现国家所具有的整体实力，特别是物质力量。传统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国家的目标是寻求权力。这显然受到国内政治学的深刻影响。后来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尽管指出了权力概念的含糊性和不精确性，但并没有放弃这一概念，而是进行了新的理解和界定，因此，在现实主义学派中，权力政治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尽管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全球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其他学派的挑战，但权力仍然是国际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解释术语，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成为主流学派的基本名词。

三、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哲学分析方法、权力政治理论既是政治学也是国际政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二战后发生的行为主义革命同样影响了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但影响程度并不完全一样，除了20 世纪60、70 年代出现的量化分析著作外，70 年代末期以后，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方法在主流上转向了抽象的实证主义，在90 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学研究则处于历史方法与科学方法的胶着状态。④而行为主义对政治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尽管有着后行为主义的矫正，但系统化的定量分析仍是当今政治学的主流和努力方向。

尽管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都有着哲学、历史、权力、法律制度分析等人文研究方法的传统，但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命运也有所不同。在政治学中，传统方法目前只能在政治哲学中寻找自己的栖身之处，而在国际政治学中，传统方法却似乎在冷战后卷土重来，冷战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历史事实研究仍保持着浓郁的兴趣。同时，随着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哲学也似乎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国际政治学，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都受到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深刻影响，成为所谓的“输入者”。所不同的是，两个学科受到的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国际政治学更多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政治学则大量借鉴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首先，从对传统理论的坚守来看，政治学仍坚持本领域的基本理论：如权力结构、民主理论、精英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并使其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除现实主义学派外，20 世纪70、80 年代以后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是沿袭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议题，如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并将之嫁接到国际关系领域。从与其他学科的联姻来看，政治学主要受到经济学、社会学的巨大影响，虽然在西方学界也出现一些作品，但与国际政治学中形成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学派相比，政治学对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对陌生。其次，从学科性方法来看，两个学科都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巨大冲击，但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对政治学的影响很大，例如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政治营销等理论，都是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研究强有力扩张的表现。但相对来说，经济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领域、决策领域等⑤ ，还没有达到全面代替政治学传统方法，成为主导性方法论范式的地步。在政治科学中，方法论的借鉴基本是由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三大学科共同竞争所提供的。虽然行为主义革命和经济学方法对政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政治哲学仍在政治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政治哲学著作仍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名著中占据着极大的比例。⑥

与之相比，国际政治学受到经济学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人假设、理性偏好等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如将国家假设为理性的，假设为统一的行为体，具有(物质性) 利益偏好等。二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具体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寡头垄断理论、成本收益曲线等对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基欧汉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三是具体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博弈论对国际制度、国际合作理论的影响。总之，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核心代表的经济学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当代两个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受到经济学的显著影响，理性主义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最后，在具体方法上，除定量方法外，国际政治学更多使用历史学方法；相比之下，当代政治科学更多使用社会学的统计调查、量化分析、个案研究、人类学方法。这与其微观化、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有关。就量化分析而言，政治学科在二战以后，将重点放在利益集团、投票行为、政治社会化等易于经验化的微观议题上。

四、当前共同的发展困境与相互的融合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来说，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由于内部存在分歧，使得科学化的前途与方向不甚明确，科学化进程举步不前。在日新月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面前，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传统理论来说，其传统概念内涵中的原有模糊、歧义之处既没有得到精确的界定，也没有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被开发出新的分支体系，原有的概念和方法越来越无法解释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