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eane：监督式民主：新媒体时代民主实践的新理念*

[内容提要]本文检验了现存民主形态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革，尤其是新媒体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对民主框架和机制的影响，从而为当代的代议民主提供一种全新的路径。结合新媒体时代中现行民主的转向，本文提出监督式民主的设想，认为该民主形态正将我们从过去以大会为基础的、代议的民主引向一种有着全然不同框架和机制的民主形式，这也是当代民主实践的重要特征。

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fundamental revision of the way wethink about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in our times.It pinpoints anepochal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ours anddynamic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especially in the new media era.Monitory democracy is a conjure that is proposed in the historic sea changeof existing democracy.It is the one that is taking us away from the assembly-based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of past times towards a form of democracywith entirely different contours and dynamics ，which depict the new featuresof concrete practice.

一、什么是监督式民主？

监督式民主是民主的一种新型历史形态，指的是“后威斯敏斯特”政治所界定的迅速增长的各种议会外的权力审核机制的变体。{1}这些监督机构扎根在“国内”的政府和公民社会之中，同时也存在于由帝国、国家和商业组织控制的“跨界”机构中。也正因如此，整个自治政府的结构发生着变化，对影响公民生活的选举、政党和议会的集中控制都正在减弱。民主不再仅仅意味着选举。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独立的权力监督机构都开始产生切实的影响。这表现在：政客、政党和当局不能再稳坐江山、后顾无忧，这些监督机构令他们的生活变得麻烦：质疑其权威并促使他们改变其议程，有时甚至将其拖入丑闻之中。

历史不可逆转的延续性仍有待观察。不论这种新型的民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就像历史上它的两种类型的前身（代议制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监督式民主并非孤注一掷。它的发生也并非必要，但它的确存在了，无论未来是生存还是消亡，这都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问题（关于监督式民主的反潮流和功能失调，在我即将出版的《民主之生死存亡》一书中将予以具体论述）。若从其体制框架和内在机制判断，监督式民主无疑是形式最为复杂的民主。用拉丁文来说，它就像一种（介于精神和物质或介于相对物之间的）“中间物”（tertium quid），一种早期历史实践中基于大会形式的代议民主的未成型的后继形式。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国民”（people）、“公众”（the public）、“公众问责”（public accountability）、“人民”（the people）或“公民”（citizens）这些词汇常常被交替使用，权力审查机构遍地开花。选举、政党和议会从未消失，它们仍然很重要，但在政治上却大多丧失了曾经的关键地位。民主不再是通过选举、议会和宪法手段简单处理民选政府权力的方式，也不再仅限于领土国家的事宜。民主被描述为“体现大多数人最大意愿的政府”（哈耶克）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无论是在地方、国家或超国家政府领域中，还是在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的权力制约中，其中一些形态触及日常生活的根基和外延，遍布世界各地。行使权力的人和组织现在常常受到各种各样议会外机构的公共监督和讨论。

在试图理解新的权力制约途径时，必须审慎行事。它们并非同出一辙，因此需要仔细检验。新的监督机构并非单纯地是“美国”、“欧洲”、“经合组织（OECD）”，或“西方”的产物。它们最突出的特征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开来。它们覆盖不同的领域，甚至在民主的历史上第一次标明了对创新艺术附加值（the added value of the art of invention ）越来越多的关注，民主的自我更新能力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创新。

监督机制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不同的领域实现。一些监督机制主要在公民对政府或公民社会实体投入的层面上审核权力；一些则致力于监督和检测所谓的“政策吞吐量”（policy throughputs）；还有一些侧重于审核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所制定的政策产出（policy outputs）。不少监督机制同时涉及上述三个层面。监督机制也存在不同的规格，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运作，从地方实体到全球网络都有所涉及。

鉴于这种变化，1945年以后迅速产生的新型机构乍看上去像是一个随意堆砌的鹊巢。这些新型机构包括：公民陪审团、区域大会、参与式预算、咨询委员会和小组座谈会。还有智囊团、协商会议、宣讲会（teach-ins ）、公共纪念馆、地方社区协商制度和开放式建筑，它们都提供了信息、咨询和宣传服务，以及档案和研究设施，并为建立专业的网络关系提供了机会。公民集会、民主审计、集思广益的会议、利益团体的冲突、反腐败和宪政撒法尔（Safaris ，因被对其他地方具有检验作用的南非新宪法的起草者使用而著名）的全球议会联盟也都包括在内。印度的榕树民主（banyan democracy）{2}也应被纳入其中：铁路法庭、国民法院（Lok Adalats ）、公益诉讼，以及公民抵制的真力（satyagraha）{3}方式。新型机构中还包括消费者检验机构和消费者委员会、在线论坛和聊天室、民主俱乐部、公共和平守护组织、以建立对商业实体和其他公民实体更多的公共问责为目的的峰会和国际监督组织。这些新型机构还延伸至审议选举、会计部、独立的宗教法庭、专家委员会（比如德国的“五智者”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共“记分卡”――关于公共规划工作、公开协商、博客、公民不良行为的电子记录，以及致力于监督权力滥用的网站（如英国的BullyOnline ）的黄色卡片和白色记录单。新型机构还包括可自行选择的民意调查（SLOPs ）和非官方投票（比如短信投票）、国际刑事法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全球社会论坛，且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于制定包括民选规定的成文法规。

监督机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承诺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关于各种政府和非政府实体的信息，以及外部意见。由于其诉诸于公众，为了防止误解，不能将监督机构同自上而下的暗中监督机制混为一谈，后者是在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的名义下谋取私利。就像其概念所描述的那样，监督机制涉及公共准则的审查和执行、防止腐败的道德规范，或者决策者的各种不当行为，这不仅仅局限在民选政府的问题上，而是涉及到整个权力背景。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新型的监督式民主致力于加强公民表达和意见的多样性，以及能更多地影响与他们生活相关的决定。

二、为什么要监督式民主？

在民主初期，普及民主非常困难而危险。但可以确定的是：新的民主形式必有其原因和条件。监督式民主并非一项简单孤立的事务，而是由许多因素诱发产生的。变化通常在管理圈内部发生分裂时产生，这时，有公民勇气和公共精神的领导者的决心就会进一步发生作用。个人的野心、不正当行为、权力游戏和对更加有效或廉价政府（急于在政策失败或失意时将责任归咎他者的政府）的诉求，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还有保守意识、激进要求、政治地理的考虑，以及市场压力的外在作用。获得“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域培育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技能）的机会、权力的诱惑或捞外快都促使一些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寻求更加有力的监督机制。意外和好运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托克维尔所述的因素旋即变得十分重要，他认为：公民及其代表中具有感染力的能够消除某种不满的信仰令其他不满被表达出来并得到安抚。

所有这些压力都将现行的民主推向监督式民主。但是，在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动因却是――战争。在民主的历史中，随机和有组织的暴力、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常常成为新的民主机制的助产士。在20世纪前半叶，这个人类历史上拥有最多杀戮记载的年代，这一规则显然适用。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可怕的酷行动摇了旧的安全架构，对权力大规模的攻势和推动，以及带来革命的公众愤怒的发泄，通常被冠之以“人民”的名义，这些都与代议民主相悖。进入20世纪，民主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屈服。它看起来就像是群龙无首、死气沉沉、残缺不全且注定失败的。1941年，当罗斯福总统呼吁“让民主的火焰从蛮夷的屏障中闪现出来”时，{4}当无数的反对者得出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才更有前途这样完全相反的意见的时，那时，世界上仅存有11种选举民主形式了。{5}

战争带来灾难性的破坏，战争催生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大灾难令很多人明白，旧的民主模式是多么的天真，在这样的惯例下，人们因为统治者为其生活和财产提供保护而臣服于他们的政府。那一毁灭性的动荡时期证实了这一“保护―服从模式”难以运作，在许多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长期协议被打破，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受到质疑。换句话说，问题不再是从柏拉图和修昔底德的时代直至19世纪的民主批判，即“人民”的独裁。20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事件证明独裁的真正根源在于长于操纵“人民”的不良领导人。这样，问题就不在于通常所谓的暴民了。统治本身才是问题的所在。

统治问题是个核心问题，但1945年以后的民主政治反思中却极少有人研究。{6}监督式民主的智慧根源便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在文学、神学领域，他们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不同于阿尔贝？加缪、胡克、托马斯曼、雅克？马里丹等以往的智者，最为突出的是，莱因霍德？尼布尔的《光明的儿童和黑暗的儿童》（1945）很快就成为经典。这些作者都表达了对在战争和极权主义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大会民主难逃厄运的担忧，他们认为议会民主形式只是被暂判死缓，很快就将濒临灭亡。他们认为近期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大多数人统治的民主能够被完全破坏，它的机制可能被民主的敌人冠之以“人民主权”的称号而滥用，民主得以成立的多元自由和政治平等被破坏。深受其扰的作者们呼吁为代议制民主的弊病寻求良药，并开始不再乐观。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但是所有人都支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的精神和机制要能够有力地对付那些不负责任的权力。美国神学家尼布尔（1892~1971）提出了一个在这一线中改造和重塑民主的最有力的例子，他后来获得了包括马丁？路德？金在内的“最受推崇的人”的荣誉称号。“权力失控的危险常年危及民主社会的价值”，他写道，“但是现代民主需要一种更加现实的哲学和神学基础，不仅是为了预测和理解它所面临的危险，而且要给它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得出了著名的结论：“人类维护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人类对正义的倾向却使民主尤为必要。”{7}

对政治罪行的思考无疑有助于激发监督式民主的最显著特征：民主和人权的结合，以及为维护人权而产生的世界范围内组织、网络和运动的攀升。这一结合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但其当代启示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两大政治宣言中得以窥见：《联合国宪章》（1945）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后者可以被认为是以4500万人的牺牲、严重的破坏和精神灾难，以及与如巴基斯坦和印度、柏林封锁和巴勒斯坦未解决的问题等政治困难紧密相关的越来越多的战后紧张局势为代价的。起草于1947~1948年间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似乎仅仅是个幌子，并不触及问题核心。其序言中谈到“人格尊严”和“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平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呼吁公民社会和各国政府都将人权作为一个重要事项来对待，其实践促成了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形成了监督式民主。今天，网络化的组织，如人权观察、阿加汗发展网（Aga KhanDevelopment Network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