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煊: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正文
德特马・多林博士在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撰写的导言中,高度评价了波普尔的开放理论,他说:“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这些作为本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的作品……最多可能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许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过类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属于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1](一、1-7)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明显的“否定性”,即对所有那些威胁开放社会的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的方法论处事方式的批判。[1](一、P7)波普尔关于理想主义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造成人间地狱,它导致不宽容”。[1](二、P361)杭州学者余慧元先生已在文稿[2]中介绍了波普尔关于理想主义的批判,我们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在这里略费篇幅对波普尔思想的精华部分--开放社会理论作一简单介绍。
一、什么是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
波普尔定义说,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1](一、P325-328)他在同书P324和P15的脚注中把封闭社会描述为信奉巫术的禁忌,而把开放社会描述为理性的和批判性的社会,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学会对待禁忌,并(在讨论之后)凭自己的智性权威来作出决定。德特马・多林博士在导言中概括性地解释说,“不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而是“零星社会工程”指明了社会一个更好的未来。后者已经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波普尔把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称作为“开放社会”。与此相反,为“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不能把各单一的批判理解为系统干扰,自由和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幻境中没有其位置。它是一种“封闭社会””。[1](一、P4-5)
封闭社会是极权主义,波普尔认为其主要的要素是:
(A)、严格的阶级区别,组成统治阶级的牧人和看家狗必严格地和家畜区分开来;
(B)、国家和统治阶级共命运:该阶级的独特利益即是(国家)整体利益;要服从这个整体,对该阶级的生育和教育的严格规定,对其成员的利益的严格监督和集体化。
由此两个最基本点,可得:
(C)、统治阶级对军队的品行、军训、带兵权、接受各种类型教育权等方面享有垄断权,但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之外,尤其是经商。
(D)、针对统治阶级的智力活动,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检查制度,必须进行持续的宣传以造就他们统一的思想。在教育、法律、宗教方面所出现的一切革新必须进行阻止甚至镇压。
(E)、国家必须自给自足。以经济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1](一、P171-172)
而开放社会则主持如下正义:(a)公民的责任,也即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对自由的那些限制,应当均等分配;(b)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由此自然有了(c)法律既不偏袒也不歧视任何单个公民或集团或阶级;(d)正义法庭的公正无偏见;以及(e)国家的全体成员给其公民提供的利益(不光是负担)的均等分配。[1](一、P175-176)
一个被人为地阻止住的封闭社会,或者一个人工栽培的部落社会,绝不是真实的世界。极权主义的原则如下:(1)保住它那个被阻止的部落社会:排斥可能危及部落禁忌严格性的一切外来影响――(2)反人道主义:尤其是排斥一切平等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3)自给自足:不依赖贸易――(4)反世界主义或地区主义:坚持你的部落和一切其他的部落的区分;不同下等人混合――(5)主宰、统治和奴役你的邻邦――(6)但不要变得太大:“城邦的扩大只限于不致损及其统一”,尤其是只限于不去冒引进世界主义趋势的危险。现代极权主义并不具有宽容的世界主义因素,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者对全世界的野心是违反人们的意志而强加于人的。(一、P338-339-176)
封闭社会称阶级特权为“公正”,而开放社会通常所说的公正指的恰恰是不具备这种特权,用正义意指对待个人的某种平等;而封闭社会不把正义看作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视为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只有具备了健全强大统一稳定,国家才是正义的。[1](一、P177)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恩格斯指出:“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14]列宁也指出:“国家是维护―个阶级对另―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15]这些论述表明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是由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属于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有,由他们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其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服务的。
“当社会建构首次被有意识地认识到是人为的产物时,当从它们是否适合人类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宗旨出发,讨论到有意识地改变它们时”,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过渡就发生了。或者说“在比较具体地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主动地进行干预和有意识追求个人集团利益代替了人们在考察社会秩序时所具有的超自然的敬畏心理的时候,封闭社会就解体了。[1](一、P324)显然,通过文明教化接触交流和争辩可以促使这种解体发生。
二、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的特征
1、封闭社会停滞化,开放社会呈进步性
封闭社会歌颂静止咒骂进步。封闭社会提供了人和人类社会走向衰败的历史趋势,认为万物变化都受天命的秩序与规律的支配。若特性的变化越小,它们在等级层次上下降就越不显著。但是当变化增大时,邪恶也在增加。封闭社会理论家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变化,都可能降临最严重的不可估量的动乱危险,这些危险或者是季节更替,或是风标转向,或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或是世界观的转变。简言之,封闭社会认为变化是混乱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1](一、78-79)尤其要阻止所有的政治改革,[1](一、171),决不能变动社会已有的政治阶级关系。
封闭社会藐视人性缺乏人道。封闭社会并不依赖于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均衡,他们认为那是不稳定的。主人阶级对于被统治者的敌对力量的某种控制,其专制权力以及其凶猛残酷,都是不必考虑的事情,因为主人阶级的优越地位必须保证不会受到挑战。惟一值得考虑的主人阶级的问题就是自我控制,[1](一、107)例如反腐败,所以在封闭社会腐败与反腐败都是统治者的专利。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现代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危险和错误的思想理论,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相应的责任。[1](一、1)
波普尔年轻时也倾向于(苏式)社会主义,但是,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就毅然抛弃了它。后来他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苏式)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苏式)社会主义理想。[1](一、2)
封闭社会的整体工程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仁慈的独裁者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弄清他的措施的效果是否与其良好的意愿相符,然而由于权威主义必定阻止批评;于是,独裁者就不容易听到人们对他已采取的各项措施的抱怨。而没有这样的检验,他不可能查明其措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仁慈目标。这种状况对乌托邦工程者来说必定变得更加糟糕。[1](一、P296-297)“即使怀着建立人间天堂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能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一、P315)假如所有变化的起点是完美和善的,那么变化只能是导向远离完美与善;它必定走向不完美与恶,走向衰败死亡。[1](一、P75)
使用零星工程的方法渐近地改善人民生活。开放社会将摈弃已确立的传统的绝对权威,同时努力保留、发展和确立符合自由、人道和理性批判等标准的新习俗;开放社会对眼睁睁将统治世界的所有责任全都交给伟大英明的权威领袖表示出强烈的不情愿,开放社会将分担防止苦难的职责,并为防止苦难而准备承担义务。[1](一、P12)因为并不存在使每一个人幸福快乐的制度手段,而只存在着一种在能够避免的情况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权利。假如人们遭受苦难,他们有权利要求给予所有可能的帮助。因此,零星工程将注视着社会上最重大的恶行,寻找出与之斗争最紧迫的方法,并就对已存在的恶行和与之斗争的手段达成某种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见,这比就某种理想的善行及其实现的手段达成协议更为容易。那么,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通过各种民主的方法得到改善。我们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现实困难,在实施这些纲领时,不是运用激情和暴力而是运用理性就有着更大的希望。[1](一、P293)
进步取决我们的努力,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或者认为我们必定是进步的,那么我们就犯了和那些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人一样的错误,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能够从历史中发现,不需要我们赋予它。而进步就是朝着某种目的,朝着人之为人的存在的目的。但历史不可能做到这点,只有我们人类个体能够做到。通过保卫和巩固那些自由和进步所依赖的民主制度,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进步取决我们、取决于我们的警醒、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目标概念的清晰、取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选择,那么,我们就将做得更好。我们不做预言家,我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人类不是平等的,但我们能够决定为平等的权利而奋斗。像国家之类的人类各种机构不是合理的,但我们能够决定为使它们更合理而奋斗。[1](二、P417-P420)
2、封闭社会信息封锁禁锢化,开放社会信息呈公开自由性
乌托邦工程拒绝历史继承喜欢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国现在全国性的城市重建工程一样。然而社会的重建是一项巨大的事业,它必然给许多人造成相当程度的不便,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故此,乌托邦工程的管理者将不得不对许许多多的抱怨置若罔闻。压制超越情理的反对将会是他的一部分工作内容,但如此一来,也就必然同样地压制合乎情理的批评。[1](一、P297)
不仅诗歌而且在普通意义上的音乐,都得由僵化的审查制度加以严格控制,通过文化使年轻人更自觉于服从阶级纪律,并且因此更乐于为阶级利益服务,从而来强化国家的稳定。报纸媒介被严格控制,成为执政党的喉舌,信息对人民封锁,剥夺人民对政府的任何控制监督权力。决定着灵魂教育的政治原则,即保持国家稳定,也决定着对肉体的教育,中央集权组织化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就在这样的征服中产生。[1](一、109-113)封闭社会反对自由思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为谎言、政治奇迹、禁忌、迷信和压制真理辩护,最终为暴力辩护,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1](一、215)。
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其实互不排斥,波普尔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作保证,就没有自由;与此相反,只有由自由公民所控制的国家才能根本上给人们提供一切合理的安全。[1](一、214)”个人主义者坚定认为,国家的道德倾向低于一般公民的道德,所以国家的道德应为公民控制(而不是相反)就更具有吸引力(更合乎需要),我们必需得到的是政治的道德化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化。(一、215)。正如《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主张: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