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杨人的自由主义理念

杨人（1903-1973），湖南醴陵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之后在四川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1947年，他在《观察》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谢泳把杨人称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指出，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事实上，“自由思想分子”与“自由主义分子”还是有区别的，只要是对于“自由”怀有好感并认为值得争取的人，就可以是“自由思想分子”，而“自由主义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是有一套系统的理念――价值观和政治观的人。储安平说：“‘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但是，恐怕不好说在1940年代的国共两党中，就已经有自由主义者了。三民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对自由有所憧憬，但同时他们又把追求其他的价值放在追求自由之上。

徐思彦在《四十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意识透视――由〈观察〉周刊谈起》一文中，把“张东荪、梁实秋、梁漱溟、马寅初、楼邦彦、傅斯年、钱端升、杨人、任鸿隽、王芸生、冯友兰、陈之迈等等”，称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人物”。其实，这些人并不都是自由主义者，有的甚至是明确反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杨人归入“中国第二代自由思想分子”，但在认真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史后，笔者认为，把他称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许更有道理。

（一）

杨人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中说：“自由主义之在中国，事实上至少已有半世纪的历史，半世纪以来，在火药气味所笼罩下的中国之仍能有点进步，便是得力于它。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事实上就是个自由主义的运动。半世纪以来的中国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吻合。”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的趋向》中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五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受到两种思想的夹攻。来自右方的攻击是右倾的保守主义。来自左方的攻击是左倾的波尔希维克主义。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很少能够应付左右夹攻而始终屹立如山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从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近十几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里，恐怕要打灯笼去找了。”

杨人和殷海光的说法似乎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尺度有所不同。杨人把“进步分子”和“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吻合”的人都算作“事实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眼中的自由主义的范围就比较宽也显得颇有力量。而殷海光要寻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觉得打着灯笼也难找了。笔者认为，杨人所谓“已有半世纪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还是定义为“自由思想运动”为好。用殷海光的话说，这一运动是“迄未定型”的自由主义，其参与者“只能算作是‘解放者’，他们是从孔制、礼教、与旧制度里‘解放’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要决定谁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办不到的事。”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从自由思想运动发展为自由主义运动的线索，但五四运动不在其列。从戊戌变法到《新青年》，自由思想运动经历了一个上升的势头，而五四运动则是自由思想运动萎缩的开端。胡适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他在30年代的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现代思想的分期法：“（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时代，1923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

如果说杨人是中国第二代自由思想分子，梁启超和胡适就是其先驱者。我们说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代自由思想分子，而不说他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分子，因为终其一生，梁启超本人并没有过这样的表述，至少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在1940年代之前，也是如此。

梁启超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思想“解放者”，无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把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他那里。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中说：“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梁启超的一大特点是“流质易变”，“太无成见”。他的《新民说》尚未写完，他的“未定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已经发生了流变，愈来愈转向了国家主义。笔者在《自由民主主义在中国》中曾说：梁启超既是“人权”与“民权”的首倡者，又是“群术”和“国权”的率先鼓吹者，从对中国政治和思想史的实际影响来看，后者的光芒遮盖了前者。

本来，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相比，就是最不像“主义”的主义。而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论说，进一步冲淡了它的“主义”色彩。在新文化运动中，当胡适实在躲不开“主义”的时候，他最多说到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在1920年代，胡适也曾心仪社会主义。他在访问苏联后表示，对于苏俄政治家“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写道：“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在苏俄见闻的影响下，他一度考虑要干“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的政治。三十年后，胡适对自己当年的左倾思想表示了“公开忏悔”。

所谓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是说它“并非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所谓“后天失调”，是说它生不逢时，一生下来就“脆软稀薄”。中国自由思想运动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之际。自由主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时髦思想，到19世纪末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退潮，取而代之的时髦思想是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无论是梁启超、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以及1940年代以前的胡适，都不愿自命为自由主义者。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继1828年至1926年的世界第一波民主化和1922年至1942年的民主化第一次回潮之后，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是第二次民主化短波。如果说中国自由思想运动是第一波民主化的产物，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则是世界第二波民主化的产物。杨人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中说：“近年来始有人正式揭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近年来已成了相当时髦的东西”。他所说的“近年来”，就是自《大西洋宪章》发布以来。为什么说它“相当时髦”，因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1945年对美国记者谈话时，也口口声声要在中国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但是按照汪荣祖的看法，“抗战胜利后，最‘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合，应是储安平及其主编《观察》周刊上执笔的一群。以自由主义旗帜之鲜明，聚集人数之众多，以及言论影响之广泛，实无出其右者。这一群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其活跃的时代里，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们说，杨人作为《观察》周刊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并作为自由主义讨论的发起人，无疑是当时“最‘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海耶克于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胡适后来说，“我在海耶克的书以前好几年已经变了。”他的思想回归的明显标志是1941年7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作《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而他1948年9月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的广播演讲，则是在《观察》标明“自由主义刊物”并展开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之后了。由于胡适既是自由思想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又是自由主义运动最有权威性的发言人，而且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坚持到生命的终结，他被后人尊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从作为一名自觉的自由主义者的意义上说，年龄上相差12岁的胡适与杨人并没有代际的区别，他们同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二）

杨人把“半世纪以来的中国进步分子”视为“事实上的自由主义者”，表明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小宗派的运动，而是一个开放性的运动，一个多样性的运动，一个既有历史传承又是可持续发展的运动。但是，他也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毫无原则地把什么人都算作自由主义运动的一分子。

杨人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中说：“究竟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敢于肯定回答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欲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任何当权的政党都说尊重民意；其实，拿枪杆编成篱笆自始就隔绝了民意。在人民知识不够水准的借口之下，我们始终不曾有过真正的选举，也不曾有过真正的民意测验，又怎能知道民意的向背？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由于其党之纪律和其干部之幼稚左倾狂，更使民意无从表达。被讥为“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反而与劳苦大众没有多少距离；抗战以来的穷苦生活；更使他们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真能了解人民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这批穷苦的知识分子，惟有他们始可根据人民的需要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且愿为此要求而斗争。杨人认为，自命为“自由分子”的人未必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只能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可能有进步分子，但不能有自由主义者；因为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即欲固着于静态，以干涉的力量来对抗反静态的力量；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若一旦变为自由主义者；便不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纵使今后国民党可能接受自由主义，然而国民党仍然不会是自由主义者，除非他们能不固着于其信仰中所能产生的任何静态。”

在《关于“中共往何处去？”》中，杨人明确表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是对立的；自由主义需要此一对立始能显出其本来面目。自由主义决不因此一对立而消失其力量，正如其不会因有其他对立而消失其力量一般。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法妥协，然而自由主义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同时他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介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它是与二者对立的；故此，自由主义并非中间路线，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居间取巧的第三种人。”

当时，不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有枪有权的政治势力中没有自由主义者，即使在所谓“中间路线”的政党中，也很少有“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1945年前后政治“第三方面”的主要角色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最初是由“三党三派”所组成，它们是：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在这“三党三派”中，没有一个是把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

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党务报告中提出：本党“一、代表农工平民利益；二、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三、以邓演达先生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继承党的历史传统”。该党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