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

本文选自美国《每月评论》2011年第9期(总第62卷)。作者萨米尔・阿明系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长期准备期、短暂成熟期和漫长衰落期，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作者还论述了边缘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最初发展，并分析了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问题。此外，作者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以及工人和民族所必不可少的国际主义。

资本主义的长期崛起

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可分为三个独特和连续的阶段：(1)持续了8个世纪(从公元1000年到 1800年)的长期准备期，即从作为前现代社会之通常组织形式的进贡模式开始的转变；(2)短暂的成熟期(19世纪)，在这一时期“西方”确立了其统治地位；(3)由“第三世界的觉醒”(我的著作标题，2007年出版)所导致的漫长的“衰落期”，其间各民族及其国家重新取得了改变世界的主动权，其中第一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针对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的帝国主义秩序的斗争，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长期道路上的潜在动力。在21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和国家正在发起第二次独立浪潮。

所有前现代世界的先进社会(不只局限于欧洲的“封建”社会)特有的那些内部矛盾，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技术革新，而正是这些革新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

最早的浪潮来自中国，那里自宋代(公元11世纪)开始发生变革，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超越。继“中国”浪潮之后的是“中东”浪潮，它发生于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世界，然后通过十字军东征及其余波传入了意大利。

最近一次浪潮关涉着古代进贡世界向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转变。随着对美洲大陆的征服/发现，它开始在欧洲西海岸发生，并在300年(1500―1800年)的时间中采取了重商主义的形式。逐渐统治世界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一波社会技术革新浪潮的产物。历史资本主义的欧洲(“西方”)形式产生于大西洋和中欧，之后传到美洲，又传到日本，其特点是建立在剥夺基础之上的积累模式：首先剥夺农民；然后是周边国家的人民，他们被资本主义全球体制所吞没并成为后者的附属国。因此，这种历史形式与中心/边缘的矛盾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在不停地建构、复制和加深这种矛盾。

历史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产生于18世纪末，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发明了新式的“机器工厂”(伴随着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而法国大革命则造就了现代政治。

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短时期内发展成熟，标志着这一体制的最高点。资本积累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为统治社会的基本法则。从一开始，这种积累形式就是建设性的(它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惊人的、持续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是破坏性的。马克思观察到，积累毁灭了财富的两个基础：人类(商品异化的牺牲品)和自然。

我在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之中尤其强调了积累的破坏性的第三维度：对外围的被统治者在物质与文化上的剥夺。马克思忽视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因为，在马克思撰写著作的短时期内，欧洲似乎专门致力于内部积累的需求。于是马克思把这种剥夺降级为“原始积累”的临时阶段。相反，我则把它描绘为永久性的。

事实上，在这短暂的成熟期内，资本主义发挥了无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它创造了使资本主义有可能和有必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替代的条件，既在物质层面上，又在与它相伴随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层面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是如此)，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由于它能够加速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关联着“公平的”收入分配，就被认为是一种优越的“生产模式”。社会主义是另一回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因此，工人阶级运动并非偶然地植根于被剥削人民以及致力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中，这在19世纪的欧洲非常明显，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表达。同样并非偶然的是，这一挑战采取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即1871年的巴黎公社。

垄断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了长期的衰退阶段。我的意思是，积累的破坏性方面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压倒了其进步的、建设性的方面。19世纪末，随着新的生产垄断(不再仅限于重商主义时期的贸易领域和殖民征服领域)的确立，资本主义的这种质的转变成型了。这种转变是对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第一次长期结构危机的回应，危机开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正如希法亭和霍布森所强调的那样)表明，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甚至资本主义自身如今已经过时了。对剥夺者实行必要的、可能的剥夺的时机到了。这种衰退体现在标志着20世纪历史的战争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中。列宁因此正确地把垄断资本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不过，列宁过于乐观地认为，这第一次漫长的危机就是最后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历史后来证明，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资本主义能够克服这次危机，甚至能够适应由俄国和中国革命以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所造成的挫折。然而，在短暂的垄断资本主义复兴(1945―1975年)之后，自20世纪70年代起又出现了第二次漫长的结构性危机。针对这次新的挑战，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种新形式的质的转型，我称之为“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在对资本主义“长期衰退”的阐释中出现了大量的重要问题，涉及当今已经司空见惯的“革命”的性质。历史垄断资本主义的“长期衰退”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长期过渡”的同义词吗？这一点在何种条件下成立呢？

从1500年(大西洋的重商主义形式向成熟的资本主义过渡的开始)到1900年(对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的挑战的开始)，西方人(欧洲人、北美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一直是博弈的掌控者。他们独自塑造了历史资本主义新世界的结构。已经被征服和统治的处于边缘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会尽可能地抵抗，但最后总是被打败并被迫适应他们所处的附属地位。

与欧洲―大西洋世界的统治地位相伴随的是其人口的爆炸：1500年欧洲人占地球人口的18%，1900年则占到了36%，他们的后代移民到了美洲和澳大利亚。如果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历史资本主义以农民世界的加速消失为基础的积累模式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自发地向边缘地区民族和国家转移

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在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发生的最后一次社会主义革命。20世纪，伴随着边缘国家人民的觉醒，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它最初的表现是伊朗革命(1907年)、墨西哥革命(1910―1920年)、中国革命(1911年)以及处于“半边缘位置”的俄国的1905年革命。这种边缘人民和国家的觉醒被1917年革命、阿拉伯―穆斯林复兴党、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宪法(1908年)、1919年的埃及革命以及印度国会的形成(1885年)进一步推进。

作为对历史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危机(1875―1950年)的回应，在1914―1917年间，边缘国家的人民开始解放他们自己，在不同程度上与进步性社会革命相关的社会主义(俄国、中国、越南和古巴)或民族解放(印度、阿尔及利亚)的旗帜下，他们被动员起来。他们采取了此前一直被(旧的)“古典”帝国主义的支配地位所阻碍的工业化道路，从而迫使帝国主义去适应边缘地区民族、国家和政府的第一波独立运动。

我没有依据康德拉捷夫长波理论来看待老化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两次长期危机，而是把它们视为历史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衰退和向社会主义的可能转化的两个阶段。我也不把1914―1945年这一阶段单独看作是继承“英国霸权主义”的“30年战争”。我把这一阶段看作是帝国主义中心对抗边缘世界(东部和南部)第一次觉醒的长期战争。

边缘世界民族的第一次觉醒浪潮的衰落有很多原因，包括它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和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成功找到了统治世界体系的新方式(通过对技术发明、资源、国际金融系统、资讯信息技术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

然而，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长期危机，这时正好是在第一次危机之后的100年。资本对危机的反应与上一次完全相同：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强制集中、全球化(“自由的”)和金融化。但是，新的三方集团帝国主义(美、欧、日)的胜利时刻――第二次“美好时代”(1990―2008年)，与第一次“美好时代”(1890―1914年)相呼应――却是短暂的。一个充满了混乱、战争和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在这个背景下，已经开始的边缘国家的第二次觉醒浪潮现在不再允许三方集团帝国主义维持其统治地位，更不能允许它们通过对世界的军事控制来达到这一目的。

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吗？

列宁把垄断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把帝国主义称为“资本主义的永恒阶段”，因为全球化的历史资本主义已经建立，它从来没有停止复制和深化中心和边缘的两极化。19世纪末的第一波垄断的形成的确涉及资本生产模式在基本结构上的质的转变。列宁由此推断，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近在咫尺；罗莎・卢森堡则认为，替代性的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列宁确实太乐观了，低估了帝国主义租金(及其与之相关的转变)的作用对革命从西方(中心)转移到东方(边缘)所产生的毁灭性后果。

资本集中化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30多年，构成了这一体系的第二次质的转变，我把它称为“普遍化的垄断”。从现在开始，它们不仅控制着现代经济的高地，而且成功地直接控制了整个生产体系。中小企业(甚至一些垄断集团之外的大型企业)，如农场主，事实上失去了产业，降低到了次级承办商的地位，从而服从于垄断集团的严格控制。

在资本集中化的最高阶段，它与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资产阶级)的联系已被打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由本地家庭构成的历史资产阶级已经让位于不具名的寡头/富豪政治，尽管后者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处于分散状态，但他们却控制着垄断集团。在过去几年中发明的金融业务所涉及的范围见证了这一异化的极端形式：投机者甚至可以卖掉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以至于产权原则被贬低到了可笑的地步。

社会性生产劳动的功能已经消失。高度的异化早已把生产性美德赋予了金钱(“金钱会下崽”)。现在异化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本身的美德就能够独自“产生利润”。出于对该体系的再生产的要求的回应，新的资产阶级已经被降到了“领取薪酬的奴仆”的地位(而且还不稳定)，尽管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上层的成员，属于“工作”报酬丰厚的优越阶层。

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可能的答案：垄断机构必须被国有化。这是通往可能的工人和市民管理的社会化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步骤。只有这样，才能沿着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前进。同时，这将是唯一的发展新的宏观经济的方式，这种新的宏观经济将为中小型企业的运作保留真正的空间。若不这样做，抽象资本的统治逻辑只会造成民主与文明的衰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普遍化的种族隔离”。

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

我对历史资本主义的阐释强调由资本的形成历史所产生的世界多极化(中心/边缘的对比)。这一视角质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景以及历史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思想。我们面对的“革命”(或转化)不一定是这些历史观点的基础，也不一定是战胜资本主义的策略。

人们应该认识到，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所要挑战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本身，还不如说是现存资本主义的持久的帝国主义特征。因此，问题在于这种斗争的重心的转变是否一定(至少是潜在地)对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

把现实分析中的“科学化”阐释与社会和政治行动(宽泛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基础理论(也就是对由资本剥削工人劳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真正来源的发现)对于这种斗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马克思的这种基本和显著的贡献被放弃的话，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双重失败。任何对剥削理论(价值规律)的放弃都会把对现实的分析降格为对现象的分析，都是一种被对商品化需求的屈从所局限的思维方式，而这恰恰是由该体系本身所造成的。同样，放弃这种基于劳动价值的对该体系的批判也就毁灭了改变世界的策略和斗争的有效性。